“文化”概念如同其他概念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具体历史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其诞生、发展、高潮与衰落都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过程。因此，正是现时代的“时间”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意义。“时间”也正如这世界一样，是真实的、可感知到的，正是时间观念唤起人的丰富感受，产生一种生活着的现实场景感。从时间的表象看，它是人类意识的有机部分，其结构反映出人类进化和文化进步的节奏与韵律。时间感觉可以说是人类认识的第一因素，也构成个体人格的一个基本参数。如果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具有真理性洞见，那么，“时间”从哪里为华夏先民所意识，并进而联想到生命意义，中华文化的“历史’也就从哪里开始起步。

　　作为自在的“时间”本身在今天与人类意识问世以前的时间相同，它似乎总是受其矢量的支配，由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历史进程，即“过去”一“现在”一“未来”的线性方式流逝。然而，“时间”一旦为我们所感知并意识到其存在，“存在”的“时间”就打上了“人化”的印痕，“时间’就有了生命，就开始其真正的文化历程，就已经与人类生命意识融为一体，互为表里.可以说，“时间’是一个文化词汇，有了人，才有历史的“时间”，没有时间的生命就是没有历史，而没有历史，人类社会就无从说起。由于时间观念以及它为人所感知和体验的方式，根据“时间”进程中发生的内容理解，就人为的有了“时代”等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这样，在文化意蕴的烛照下，“文明”就具有了新的含义。处于不同文明时代的人对时间的感知内容是不一样的.随着时代(“时间的表象”)和文明(“时间的载体形式”)的变化，就产生了不同的文明路径。

　　人是什么?人是一种拥有生命意识并将其形式化从而唤起情感共通的生物。如果说，文化是情感的表现和载体，那么，情感则是文化的中心内容。如果说，情感是人化的内核，那么，人化则是生命的形式，如果说，人化是时间的外化，那么，时间则是文化的动因。可以说，人化(生命意识)带来了文化，文化敞开了时间(不是揭开曾经的遮蔽)。时间拥有了意义，意义形成了历史，历史促成了积淀，积淀夯下了“文明”的奠基石。如此循环往复，文明的历史就出现不断的叠压和发掘。我们读不懂历史也就理解不了当下，理解不了当下也就感觉不到现世的意义，感觉不到现世的意义也就难以理解自身，理解不了自身也就活得没劲(这与有意识的“行尸走肉”不同，从理论上说，它已自绝于“人类”生活的真义)。活得没劲也就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什么都无所谓，也就没有了过去和未来。惟有的现在也是一种混沌的虚无。虚无是什么?它是一片意识的暗夜，生命的偶然，无依的漂泊。精神的丧失，人文的消遁，文化的轻漫，文明的弃绝。时间的赘臃……“时间”开了一个大玩笑，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无论是类还是个体，要想突破这一“原点”.有所追求，就要理解历史(由类及身).就要知道过去，就得从有意义的时间感知说起。

　　在早期原始人类或后期有了早期文明的人类那里，时间是不自觉的，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因而人们并没对时间加以细究。在他们那里，所谓时间是没有概念的，更不是抽象的形式存在，而是被实实在在的事件场景所填充的“灰筐”。一切都以“感觉现实”为限，他们的思想本身也主要是具体的、与客观物象直接相关的，是可视、可听、可触摸、可把捉到的，他们也无所谓生命意识潜含的时间危机感，一切都以生死为界，生是个谜，死亦为谜。阴阳相隔、人鬼相离纯然是超乎原始人想像的，他们的意识和理性因素尚不足以从人类个体生命的时间周期来考虑，因而也不存在明确的“珍惜时间”现象。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当下的感知，所有的时间概念和时间存在的样式都是处在同一平面的.囚此，时间的历时性是与他们身同感受的共时性(亲在的现时场景空间感)密不可分的，历时性无形中化成了共时性，共时性转化成空间效应。时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同一与空间性的混同现象就使得原始人的时间观是静止的、循环的、周而复始的。正因为此，早期的宗教仪式，祭祀祖先、崇拜神灵实际构成了对冥冥之中主宰生命的时间祭拜。逝去的祖先和现实的人类对荣耀的回忆与联想等，使原始人希冀借助于仪式化的表演来重新唤回现在不能具体感知的，但明明还在头脑当中浮现的印痕。人们试图通过这些来重温旧梦，再度体验生命曾有的充实与激情。他们通过使自己与群体在思想和行为仪式上的同一来达到消除孤独、寂寞与恐惧，通过这些与逝去的祖先和英雄对话.这些看似没有明确时间意识的有意识祭拜活动，促使周期性的节日庆典活动诞生，也正是在每次的庆典活动中，使他们满足了自己朦胧意识到的未来可能像祖先一样能够在类似的活动中获得重生。时间被无意识调动、激发，又逐渐被切割了，变成t片段，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节日。节日的到来使他们意识到又一次生命欲望的激发，也使他们预知到下一次同样庆典的可能性到来。

　　人们由此受到启发，似乎可以通过感知现在，重温过去，预知未来;似乎可以利用现在之因去塑造和影响未来之果，循此衍生出相面、算命、预解梦境等。巫术之所以在早期人类社会那么流行，巫祝术士们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地位，也正是由于他们是对时间觉醒最早的一批人，是能够感受生命创化，试图改变人类命运，修正与预知历史的智者。当前的艺术理论常常谈到艺术起源的问题，“巫术说”又往往争议最大而又最富启发意义。如果说，“巫术说”具有一定的真理性，那么，首先就在干她试图理清人类历史的终端、试图理解巫术行为仪式与艺术的表演性质同那未知的形而上情绪的某种暗合，这虽然不能直接说明其产生的渊源与艺术有着本质的同一，但无疑是一个颇富启发性的假说。因为，巫术的礼仪唤起的是永不可追回的逝去维度.祭奠的就是时间，而且透过其形式化的手段方式及其纵身投入其中迷狂的情感状态与艺术创作之中积淀的某种形式和情感状态非常相似，虽然各自发端的目的不一，来理解生命活动的始终。可以说，艺术的起源是对巫术礼仪的外在模仿，换句话说，巫术礼仪的程式化操作方式调动了个体的情感，激起个体的表现欲，为艺术的诞生起到了某种触发作用，虽然它本身与艺术并非一码事。当然，巫术礼仪的行为是集体的群体行为，其目的是调动大众的共同感知，起到的是聚合大众，达到组织和凝聚团体精神的作用，固然参与者不同，个体激情澎湃，但它并不要求个体的创造性，反而要求一种统一规范，有着相当强烈的高度整一性，程式化和雷同性形式周而复始。而后起的艺术则要求个体的独创性，风格的鲜明性。我们认为，这种可能孕育有艺术产生因子的巫术礼仪活动是为了追寻和验证时间，并在时间之中消耗生命精力和能量的情感。不妨认为，艺术的起源是否可以在“时间”的追寻与巫术礼仪中找到共同话题。

　　正如上述，时间不是一种空洞的抽象绵延，它成为人的第一存在，随着人类生命的延续，不断改变其内涵。“文化”的概念一方面同人类活动相伴而生，另一方面又是在时间的发展递演中不断地发生着41变。农民和手工艺人的时间固然也秉承着传统文化时间观，但毕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发达，时间也不仅在客观意义上标示着人类个体生命的消逝，同时更具体地与他们的社会化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比较而言，手工艺人的劳动创造之所以尚保留有一些诗意的光辉，不仅与“异化劳动”的暂时脱离有关，更重要的还在干手工艺人的生产周期不是由季节性周期决定的，也就是说，时间的消逝与其创造性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在人类漫长的私有制社会中，“文化”概念就不像在原始社会中那样，自发的生产，而是受到外在干时间(其实时间意识已内化到各个领域之中去了)的人类社会自身对“善”的功能满足活动之中。“文化”的概念不是超功利的，像原始社会的“文化”概念那样(当时尚无明确的“文化”活动，一切都是“时间”的存在和为了“时间”的存在)具有审美的意义，而是出现了为“善”而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此，私有制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产品就出现有两种现象:一类是非审美的，具有功利性的文化，也可以说是具有功利特征的审美文化;另一类即是审美的文化，其“美”的创造性规律包含有复杂的现象，其中既创造美也产生非美(乃至“丑”)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时间带给人类的不是体验生命、感觉现实，而是逃离现在，既然不能回到过去，也不可能像原始人类那样，在“时间”中自欺欺人，所以他们只能开足马力，高效率地奔向未来。尤其是13世纪末，时钟发明出来以后，成为一种“正以消逝的时间的令人恐怖的象征——一无以复加地表达了一种全球的历史感”(斯宾格勒语)。世人们在时钟的敲打和催促下快步走向未来。走向未来步伐的加快，也正是基于对时间的真切认识.效率的提高、地球的变小，不正好说明时间的利用率大大增强了吗?人类曾经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可以办到以前人类绝对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不正是人类生命的某种无形延伸?应该说，人类生活在时间的维度之中一点也不过分。

　　毫无疑问，“时间”是一个文化学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人类历史运行的变量参数，它即是包孕了浓厚文化意蕴的文化学词语。一般而言，人们分别在四种意义上来理解“时间”:其一，自然而然的，可用物理手段来加以测度的客观存在，它以一种看似静默和缺乏生意与活力的方式而无时不在、无时不逝地在我们身旁涌动;其二，艺术品中所表述的自然时间，艺术家们以生花妙笔将其虚化在艺术品中的表达方式;其三，虚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本文时间，人们正是在此中体味、感悟人生之旅的悲欢离合与阴晴圆缺，这种时间可塑性大，它极富人文色彩，是极富生命力和情感色彩的生命之流。最后，人们观赏艺术品时所花费的自然时间之流长。抛开第四类时间不谈，我们认为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与中华民族所理解的“人文时间”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并由此而衍生出影响华夏民族数千年的人生态度和广被四野的审美心胸。

　　我国的历史学家们很早就注重“天文”、“地文”与“人文”等，而最早采用的岁星纪年法、太岁纪年法和干支纪年法的创制，就将时间明确地刻订下来加以符号化，逝去的瞬间凝固在竹简、素绢与帛纸之上，时间化成了历史，瞬间驻留为永恒。虽然这一手段所显示的时间看似相对静止，实际上，却给我们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注入了新的意识，留下了常阅常新的读解空间。时间的历史化(或“历史化的时间”)标志着中华民族人文意识的觉醒，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对自身所生活的世界进行审视，对时间的意识不再仅仅局限干外在的、客观对象化的农业时令，而是进入到跃动的人类社会之中，人们的大脑沟回中已深深烙下了“逝”与“史”的印记。人们已经比较自觉地意识到时间逝去所留下的渴慕与怅惘。有感于沧海桑田之巨变、生命个体之易逝，先哲们进而注意到其中“变”的动因。“变”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基本的事实，其包容性很强，可以为“变动”、“变化”、“变异”、“变革”、“变更”、“改变”，既可以指称自然界的位移等物理运动，亦可以表示社会人事之变迁。早在《诗经》里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浩叹。《左传》亦云“社程无常奉，君臣无常问，自古以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诸如此类饱含浓烈情感的记载在古代典籍文献中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