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936年3月初，今虞琴社在苏州成立，您的叔外公张子谦是创始人之一。您年少时跟张先生学琴后，他给您讲过今虞琴社的往事吗？

　　戴晓莲：1936年，今虞琴社成立，琴友们常在一起弹琴交流，琴社还编印了《今虞琴刊》。当时琴社社长是查阜西先生。后来，琴社几经磨难，抗战时期转入地下，一部分成员有时还聚起来有些活动。解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吴景略先生主持琴社活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琴社受到了影响，活动也中断了。

　　我从1972年开始跟随叔外公学琴，那时他刚从“牛棚”里出来，已经70多岁了，我才9岁。这段时间，还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影响，我们就断断续续在家弹弹琴。随着时间推移，情况稍微好一点了，他就聚集了一些古琴爱好者，渐渐有了想把今虞琴社恢复起来的念头。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音乐氛围比之前更好了，老先生就带领大家参加上海音乐家协会组织的“上海之春”的演出。等到条件成熟后，今虞琴社就在上海复社了，由他主持琴社的活动。1988年，老先生离开上海去了天津，住在他儿子家里安度晚年，直到1991年去世。

　　我和老先生的交往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半段是70年代刚跟他学琴的时候，后半段就是80年代跟着他参加了很多古琴交流活动和一些演出，直到他去了天津。前后加起来，我在他身边16年，正好是我从儿童、少年成长为青年的那段时间，也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慢慢形成的阶段。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我的艺术感知能力和审美眼光等的形成，可以说都是在老先生的影响下完成的。

　　Q：您学习古琴主要就是受了张老先生的影响吗？

　　戴晓莲：主要是的。现在回想我七八十年代跟着老先生学琴的那个过程，真的是很幸福的。

　　我读小学那时候，学校里排课很松，下午基本上没什么课，两三点钟放学后就去老先生家里弹琴，几乎天天如此。虽然小时候对音乐的感悟是懵懵懂懂的，但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在老先生周围有一批古琴爱好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成了古琴大家，像龚一、林友仁、成公亮、吴文光还有苏州的吴兆基等人。他们常常在老先生家里聚会、弹琴、谈琴，我也是听着他们的琴声成长起来的。所以，林友仁先生曾经开玩笑地说我就像是泡菜缸里出来的一个泡菜，一直就浸在古琴这个大缸里。这些琴家的审美情趣和演奏方式等，对我都有影响。

　　Q：您之前提到，一度古琴在社会上的认可度并不高，甚至很多人把它误认为就是古筝。在您印象中，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论古琴、学习古琴的人多起来了？

　　戴晓莲：2003年，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后13年来，古琴事业飞速发展，像坐了火箭一样。这样的飞速发展对古琴事业的影响好坏参半，要一分为二地来看。从好的方面来说，古琴的知晓度高了，不像20世纪80年代时，几乎90%的人不知古琴为何物，到了现在，几乎90%的人都知道古琴是什么。而在这90%知道古琴的人当中，可能有10%的人是真正花了工夫体悟到古琴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如果这10%的人能够坚守古琴文化，共同把它传承下去，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是很重要的，有利于我们传承本民族核心的文化价值。

　　就坏的方面而言，文化领域存在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不是独立存在的，跟社会大环境有关，比如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对文化发展重视不够。现在弹古琴的人多起来了，一时间好像什么人都成了大师，怎么才算弹得好、弹出韵味，没人讲究，只要会弹几曲，就敢说自己是古琴家，就敢开独奏音乐会。其实，音乐家又怎么是这么好当的呢？

　　提高古琴演奏技术，提升审美眼光，扩展审美眼界，完善对韵味的处理，对个人来说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从促进整个古琴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说，需要更多人能深入地感受和体会。对于古琴深厚底蕴的体悟挖掘是学琴人的最好福音，在此过程中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内心不那么浮躁。这不只是停留在欣赏古琴纯美的乐音上，更是要去体会更深层次的底蕴。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那么，人人来弹古琴是这个社会值得鼓励的方向。实际上，现在能从古琴中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含义的年轻人太少了。

　　Q：社会大环境比较浮躁的情况下，能静下心来细细体味这些的人真的不多。而且，古琴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都是文人雅士的心头好，这让它多少有点曲高和寡的意味，现代人要学好古琴确实也挺难的，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坚持学下来吧？

　　戴晓莲：弹古琴的人真正能摸到其韵味脉络、体悟其中妙处是人生幸事，会觉得很开心，到了这个程度就能坚持下去。

　　我觉得自己在古琴艺术方面一生都在追求，希望达到更高的境界。总是需要更深的文化积淀，不断地充实自己。希望到我老了的时候，我的古琴音乐能让那时的听众尤其是年轻人觉得我们真的是古琴传统文化的传递者，能把古人的文化修养通过我们这辈人来表达、表现出来。这是我的目标。

　　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古琴在社会上有些“外热内冷”的感觉。

　　Q：为什么说是“外热内冷”呢？

　　戴晓莲：社会上业余学琴的人很多，看起来很热闹，但大多学的只是皮毛；而在专业领域，从文化层面来说对古琴的认识和理解还是不够。古琴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依然不太好找工作，他们被推向社会，比如去开琴馆，大量时间花在挣钱谋生上，就很难深入地传播古琴文化，也会疏于自我提升，这对古琴文化的传承是很不利的。

　　古琴所传递的不仅是琴声，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是更广泛的。对于古琴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学校里可能掌握了古琴50%的内涵，但这个程度的积累还是不够的，另外50%的内涵需要继续在一定形式的、有学术气氛的“孵化器”中继续钻研揣摩，这样，他们才能最终成为真正能传递这种音乐和文脉的人。

　　Q：其他国家在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经验？

　　戴晓莲：比如，印度的音乐学院中只教本土音乐，他们的学生学成后要么成为印度音乐的演奏者，要么成为印度音乐的再传老师。在日本，国家层面有保护传统音乐的专门机构，我听说，每年都有很多人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学习。这个机构实行严格的淘汰制，最终会把有悟性又有毅力去钻研的学生留下，把他们培养成为正宗的传统音乐的传承人。

　　我们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真的也要好好地动脑筋想想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方法。

　　所谓的传承有序，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需要一代代人持续努力，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有更具体的扶持措施，营造更好的传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