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往不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埙的发声不就体现着这个规律吗？
八歌：“味”即“道”食为“天”
侦探和考古总要扩大线索，我们的文字学考古也一样。埙、箫都是“吹”的，吹字跟“炊”（蒸）同出于哈欠的“欠”字，篆字描绘着口中喷汽。
《说文解字》中还有一个怪字，解释是“管、埙之乐”。怪字下部的象排箫，上边的炊字引起我的注意，把埙跟甑（蒸锅）联系了起来。一个埙，一个甑，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对大怪物，同属仰韶文化。
文化史权威汤因比（A.Toynbee）的著名原理说，民族生存的逆民族生存的逆境最能激发文明的创造力43。甑的发明可算最好的例证。神农选中的主食是粟，粟粒细小，不能用熟悉的炮法弄熟，逼得先民发明了陶鼎。巴比仑很早也有盛水的陶罐，但中国独有的三条腿的鼎，可是用来烧火煮粥的。缺少森林就得节约柴草，所以又把鼎的三条腿都改进成空口袋，这种怪物叫“鬲”。古书说黄帝“煮谷为粥，炊谷为饭”（44），用鬲煮的稀粥不解饱，给它加上箅子、盖子，就成了蒸饭的甑。洋文把甑翻成steam-er，steam-er也就是蒸汽机。
埙的饥饿之声奏响后，中国人的饮食生活被迫偏离开了人类共同的阳关道，走上了粟食的歧路，历尽曲折，苦尽甘来才到达“美食王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45），试想要不是饿蓝了眼，何至如此？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游牧者冲散的文化。凭什么？我在一部学术专著中提出了假说：最早务农的部落碰上了特殊环境，围在几个游牧民族之间。要保护收成不被掠夺，就凭靠人多势众，以柔克刚。这样便养成了两个文化基因：繁生、聚居，决定了今天的庞大人口、悠久历史两个“世界之最”（46）。人多又不挪地，必然造成生态破坏-连年灾害-大量夭亡-更多繁生，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汉代智者贾谊说“饥荒乃天下之常”（47）。我们见面问“吃了吗”的怪俗，夏尊先生说只因“饿鬼转世”，他还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吃爹娘，四条腿的不吃眠床。”（48）。《礼记》要求，在外做客吃三口饭就要“告饱”（49），等主人劝再吃，连“假谦虚”的民族性也是饿出来的。
元代戏曲里有个笑话：一个吝啬鬼在市卖的酱鸭上抓了一把，回家吮吮四个指头，就“下饭四碗”（50），留个指头下顿饭再吮。这没法让洋人理解。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懂什么叫“下饭”？粟饭干涩粗糙，唾液退化的老人根本没法下咽，而老人的健康长寿是聚居的头号保障。有个著名典故说，老周公为了接待上访者，吃一顿饭竟要吐出来三次却不咽下。为了帮助粟饭下咽，发明了羹。韩非子说小孩过家家还要有稀泥羹、干泥饭哩（51）。羹除了润滑作用，还能用美味刺激唾液的分泌。羹本是煮肉，肉缺了就用菜（“草之可食者”）填充，演变成下饭的“菜”，饭菜交替入口，是中餐的灵魂。《礼记》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原理，说就跟彩画必须衬白地儿一样（52）。洋人擅长油画，却不懂用无味的饭反衬有味的菜，是因为没挨过大饿，也就没有醒过“味儿”来。常言道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奇怪的是没人发现这话的矛盾。鸡肋没肉却舍不得扔，不就为咂点味儿吗，怎么反说无味？这标志着中国人“味”的启蒙。“味”本来是“食”的属性，却跟“食”对立起来，甚至成了食的代称。这个道理得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从前私塾的孩子都会背：“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降为地”（53）。“味”不就是食之“轻清者”吗？埙出现时，轻清的美味还没创生哩，无怪埙的声音“浊”了。
杭州叫化鸡味道好极了。谁想到“味道”这个词儿是近代才流行的？你不信，去查《辞源》，说汉朝就有了，再看解释，原来那说的是对“道”的体味。台湾某哲学教授说，美国人称赞美味只会说“底里射死”delicious一个词儿（54）。汉朝中国人也只会说个“甘（或同义的美）”字。唐朝懂得了“香”，宋朝人懂得了“鲜”，一个用鼻子闻，一个用舌头尝。舌为阴，鼻为阳，应了《易经》说的“一阴一阳之为‘道’”。“民以食为天”这句怪话叫洋人怎么翻译？公认“天”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我说可以把“天”置换成“哲学”：中国人饮食蕴涵着中国的哲学。中国没“文化”这个词儿，相近的是“礼”，《礼记》断言“礼”始于饮食（55）。中国古人认为文化的根本差别是“食”，把异文化的民族称作“不粒食者”（56）。中国“食”分阴阳，“天”合乾坤，让人想到中国的埙里别有洞天。您觉得离题了？不然。中华文化中，饮食跟音乐在压根儿就是一回事。九歌：音乐、烹饪统称“和”
《九歌》说的彭祖做野鸡羹是神话。美味的羹是商朝开国贤相伊尹发明的，钱钟书称他“厨师哲学家”（58）。海外中餐业者想供奉“厨祖”，中国烹饪协会曾邀集几位研究者商讨，我有幸参与。大家认为伊尹最有资格。如果说谭盾是第一位现代作曲家，那伊尹就是第一位古代作曲家。史书记载，他作过四部有标题的乐曲，第一部就叫《大濩》（60）。濩字我一查吃一惊，就当煮讲，那么《大濩》就不妨叫作《烹调交响乐》了。烹调和音乐有共同祖师，因为两者压根儿就是一回事。
厨祖的第二候选人是春秋时代的齐国的宫廷厨师易牙。齐桓公最爱吃他做的菜肴，古书的说法是“桓公甘易牙之和”（61），“和”曾是菜肴、烹调共同的名称。白地衬彩画、淡饭衬好菜，古书中就说“白受彩，甘受和”。“和”又指音乐，篆字有排箫的形象。《乐记》说乐是“天地之和”。林语堂说，我们看到西方人把烤鹅跟菠菜摆成在一碟，就会“嘲笑这些野蛮人”。他拿中国的白菜煮鸡作比，“鸡味渗进白菜里，白菜味钻进鸡肉里”，说这叫“调和”（57）。“和”翻成英文是harmony，再译为中文就是“和声”。中国音乐没有harmony（62），但恰好烹调里有。和声就是“和而不同”，do、mi、sol三个音阶共鸣非常悦耳，把mi换成fa则极为刺耳。在烹调里，最早往肉羹里加酸梅，效果就象悦耳的和弦，但对反面的破坏调和还认识不够。清朝大美食家袁枚完成了“烹饪和声学”，他在探讨烹调的“和合之妙”时，提出了搭配禁忌的理论，举出“芹菜、刀豆忌配荤”等例证63B。袁枚跟和声天才莫扎特是同代人。中国的烹调，德国的和声，恰好有和合之妙。德国哲学家，从莱布尼兹到海德格尔，都对中国哲学非常推崇。“和”是中国哲学的精华。最早的论述者是晏子，就是那个“使楚”的矬子智者。他完全借着调羹讲解“和”（64）。他同时也讲到音乐，说单调的音阶没人爱听。所以埙才从一孔改进到多孔。
和声确实先进，怪不得维也纳的爱乐者看不起中国音乐。可是儒家经典给音乐的崇高地位却超过西方。《乐记》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比“礼”还高。孔夫子拿礼、乐当“先进”的标准，说“后进于礼乐，野人也”（65），这真教圣人之徒的我们没法为自己的落后辩护。
中国音乐实际上的落后，原因何在？我说也是饿出来的。青铜编钟以其半音齐全，推翻了中国“五声音阶”的谬说（66），慑服了维也纳。铜钟就是把食器倒过来，因为贵族要“钟鸣鼎食”，用音乐佐餐。对于世代饥饿的百姓，糊口当然比悦耳要紧。音乐缺少了百姓消费的需求，哪能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