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创作概览：
（1）歌曲创作
在二十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中，学堂乐歌既是我国现代歌曲创作的萌芽，同时也是我国现代专业音乐创作的胚胎。当然，早中期的学堂乐歌多是选曲填词，尚不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音乐创作；学堂乐歌的后期，自李叔同之《春游》诸歌始，才有了中国人自己作曲的尝试。至20年代后期，萧友梅、赵元任等人才真正称得上现代意义上的作曲家，他们的歌曲作品《问》、《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是我国作曲家创作的最初一批艺术歌曲。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歌风大变，由启蒙主题转向抗战救亡。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爱国作曲家创作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为鼓舞大众抗战、争取民族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以群体歌唱为特色的群众歌曲，在建国后至1966年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歌唱祖国》(王莘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瞿希贤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曲)、《社会主义好》(李焕之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瞿希贤曲)便是其中的代表。到了新时期，由于时代条件和审美趣味的变化，群众歌曲的创作走向全面衰落。
流行歌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的黎锦晖、陈歌辛等人的创作，其思想艺术质量良莠不齐。建国以后流行歌曲在大陆完全绝迹，而一些抒情歌曲却在夹缝中得到了发展。到了新时期，在港台流行歌曲的影响下，大陆作曲家也开始了创作流行歌曲的尝试。王酩、王立平、谷建芬诸人的作品多通过影视作品的媒介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流行歌曲的狂潮。徐沛东、雷蕾、崔健等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登上歌坛。到了九十年代，流行歌曲创作的题材、风格更为多样，尤其是接受欧美流行音乐影响后，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突破了港台模式，逐渐形成独特风格。总体说来，中国流行歌曲创作尚处在积累阶段，缺少精品和力作是必然的。
艺术歌曲创作自萧友梅、赵元任始，此后黄自、青主、贺绿汀等人在此领域亦多有建树。四十年代之江文也、谭小麟亦有佳作问世。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但在民歌改编方面出现了《牧歌》、《玛依拉》、《新疆好》等佳作，且在创作上出现了丁善德之《爱人送我向日葵》、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生茂的《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优秀曲目。李劫夫为毛泽乐诗词写的《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蝶恋花·答李淑一》以及丁善德的《清平乐·会昌》、贺绿汀的《卜算子·咏梅》、赵开生与瞿希贤分别谱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均为传诵至今的名篇。六十年代中后期，艺术歌曲完全绝迹。七十年代之后始有《北京颂歌》、《千年铁树开了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传世。新时期是艺术歌曲的黄金时代，题材大大拓展，艺术上更为成熟，语言与技法的运用更为丰富多样。罗忠无疑是这一时期艺术歌曲创作成就显著的作曲家，他的《涉江采芙蓉》、《秋之歌》、《鹧鸪天》、《黄昏》等，曲意独到而有深度。一些“新潮”作曲家也有时涉足艺术歌曲领域并多有佳作奉献。
（2）交响音乐
萧友梅于1923年所作的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及黄自在美国学习时之毕业作品《怀旧》(1929)，可视为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滥觞。此后，黄自的《都市风光幻想曲》、江文也早年所作的《台湾舞曲》及完成于1938-1940年间的现代管弦乐编曲《孔庙大晟乐章》、贺绿汀的管弦乐小品《大世界》和《荒山夜笛》、马思聪的《第一交响曲》、郑志声为歌剧《郑成功》所写的管弦乐片断《早晨》和《朝拜》、冼星海的《民族解放交响乐》、丁善德在全国解放前夕所作《新中国交响组曲》等，均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代表。#p#分页标题#e#
1949-1956年间，交响音乐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大批作品涌现出来，如丁善德《新疆舞曲》、王云阶《第一交响乐》、葛炎《马车》、江文也《小交响曲》和《汩罗沉流》、马思聪交响组曲《山林之歌》、李焕之《春节组曲》、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刘铁山和茅阮《瑶族舞曲》、王义平《貔貅舞曲》等。在上述作品中，民俗性和神话题材占显著地位，音乐语言往往直接取自民间音乐调，总体风格注意抒情性、色彩性和民俗性场景，在美学上追求标题性构思。
1957-1962年间，交响音乐创作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得到公开演奏并见载于报刊文字的即达80余部之多，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当推何占豪和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此外，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罗忠的第一交响曲《浣溪沙》、李焕之的第一交响曲《英雄海岛》、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朱践耳的《节日序曲》、江文也的《俚谣与村舞》和《第四交响曲──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等。这个时期的交响乐创作，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有所增加，也出现了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尝试；标题性音乐思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技法上以欧洲古典派、浪漫派和民族乐派的传统规范为基础，并在音乐语言、和声语言和配器手法的民族化探索方面有了明显进展；抒情性、色彩性、歌唱性依然占有优势，但乐思展开中的戏剧性因素有所增强，立体性、交响性和戏剧性的乐队思维已然初露端倪。
1963年至1966年，在交响乐领域除了吕其明《红旗颂》有一定艺术质量之外，几乎没有第二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文革”中出现的两部交响音乐《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实际上是清唱剧，钢琴曲《黄河》可算是一部较完整的作品，吴祖强根据阿炳原作改编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则是一部深沉丰富、音韵悠长的作品，显示出作者对原作的深刻理解和复调写作技巧的成熟运用。
1976年后，《北京喜讯到边寨》报道了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全面复苏的征兆，1981年全国第一次交响音乐作品评奖，获奖作品达35部，可见景况之盛。获最高奖级的作品计有：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朱践耳的《交响幻想曲》、李忠勇的交响音画《云岭写生》、王西麟的《云南音诗》、陈培勋的第二交响曲《清明祭》、张千一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这些作品标志着我国交响音乐创作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在1982-1989年间，交响音乐创作因“新潮音乐”的崛起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观，形成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的潮头是一部分青年作曲家把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引入交响音乐创作，在中国乐坛“一石激起千层浪”，继而一些中老年作曲家纷纷加入“新潮”行列，从而形成波澜壮阔的高潮，加上一批坚持其传统技法写作的中老年作曲家及其优秀作品的推动，从而把二十世纪中国交响音乐创作推向一个制高点。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有朱践耳和他的《黔岭素描》《纳西一奇》及从“第一”到“第五”交响曲，杜鸣心的交响幻想曲《洛神》，谭盾的《钢琴协奏曲》，瞿小松的《MongDong》和“第一交响曲”，以及叶小钢、陈怡、郭文景、何训田、周龙、许舒亚、王西麟、钟信明、郭祖荣、永儒布、牟洪等人的作品。不论上述作曲家和创作的作品采用何种技法，都显露出一个基本的美学倾向:非标题性思维和无标题音乐逐渐增加；立体化、交响性的乐队写法更纯熟；民族风格的追求和表现更加内在而深刻；戏剧性、悲剧性、哲理性因素大为增强。这表明中国作曲家对交响音乐艺术规律的把握更趋成熟。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我国交响音乐创作的状态有些寂寥。在整个九十年代，在交响音乐领域辛勤创作笔耕不辍并屡有佳作奉献的作曲家便是朱践耳。他的唢呐协奏曲《天乐》，第五至第八交响曲、小交响曲及交响诗《百年沧桑》接踵问世并屡获佳评，使他成为本世纪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p#分页标题#e#
（3）合唱音乐
二十世纪中国合唱创作的开山祖，当推萧友梅、赵元任二位。萧氏1924年作女声合唱《别校辞》以及1929年作四部合唱《春江花月夜》在时间上最早，但其艺术质量却远远不如赵氏1927年所作清唱剧《海韵》。此后，黄自的《抗敌歌》和《旗正飘飘》均是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合唱精品，他的清唱剧《长恨歌》在艺术上堪称《海韵》的姊妹篇。在抗日根据地延安，冼星海的名作《黄河大合唱》以及郑律成的《八路军大合唱》、马可的《吕梁山大合唱》、吕骥的《凤凰涅pan》等，以磅礴的气势歌颂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作曲家们创作的一些合唱作品如陈田鹤的《河凉ぐ剧》、郑志声的《满江红》及马思聪的《抛锚》、《民主》、《祖国》、《春天》四部大合唱。
建国后十七年，合唱创作在和平环境中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中小型合唱方面较为优秀的作品有贺绿汀《人民的领袖万万岁》，罗宗贤、时乐meng《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刘炽《祖国颂》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一些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合唱作品。在民歌改编曲方面，李焕之的《东方红》、麦丁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瞿希贤的《牧歌》、杨嘉仁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王震亚的《阳关三叠》及王方亮等改编的无伴奏合唱《三十里辅》、《红军哥哥回来了》、《信天游》、《绣荷包》等，这些作品在保持原曲质朴优美、深情动人的基础上，运用丰富瑰丽的多声手法加以编创与发展，充分展示了合唱艺术的多声意趣。在大型合唱方面，瞿希贤的《红军根据地大合唱》、萧白等的《幸福河大合唱》、朱践耳的《英雄的诗篇》以及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是这个时期大合唱作品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