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经石登岩先生介绍，他拜“丝弦之王”王殿玉先生为师学习擂琴、古筝，成为“东鲁雅乐社”的一名学员，每星期他要往返两次、步行八十华里到县城去上课。白天要干农活，他就利用早晚时间练琴风雨不误，从不间断。这期间他多次随“东鲁雅乐社”到各地参加募损以救济灾民和扶持地方教育事业，还曾应邀到曲阜参加祭孔活动。他跟随王老先生流浪江湖，先后到过济南、天津、北京、徐州、南京、苏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增长了见识，受到了锻炼。王先生对徒弟要求非常严格，提倡冬季在雪地里练功，夏天在日光下弹琴，每天让学生早、中、晚练功八小时，如果时间不够，晚上不睡觉也要补上，即使一天演出三场也是如此。严师出高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练就了一手扎实过硬的基本功。1949年底，他终于满徒出师，开始独自到贵阳、昆明等地演出。在西南，他边演出边走访名家、艺人，学习南派筝的演奏技巧，欣赏丝竹乐曲，不断提高音乐修养和技艺。1950年昆明解放后，赵先生在西南区第一个艺人组织—重庆技艺团，担任擂琴、古筝演奏员兼乐队队长，使他由一个在旧社会被称作“下九流”的江湖艺人一跃成为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从而在艺术领域里开辟了广阔的前程。6月，他参加了西南地区第一届戏剧音乐汇演，演奏了山东筝曲《高山流水》和擂琴乐曲《借东风》，获得了优秀节目奖；7月，随西南演出团赴西藏慰问解放军和当地少数民族受到了热烈欢迎。
　　
　　1952年初，受王老师之邀，赵先生加入了天津曲世团。在那里，师徒二人共同研究提高技艺水平，1953年初，在全国第一届音乐舞蹈汇演中，他们二人的擂琴演奏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1953年秋，经曹正先生举荐，赵先生应聘于沈阳音乐学院，任民乐系古筝擂琴教员。由于教学优秀，不久便晋升为讲师。为了搞好教学，他将早年间各位师傅口授的筝曲、擂琴曲二百余首整理成谱，并开始学习音乐理论和西洋东器，吸收西洋音乐的精华。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他发现钢琴的演奏原理与古筝很相像，便试着将钢琴的一些演奏技法用于古筝，改编了乐曲《四段锦》。这首乐曲不仅在节奏变化上突破了原有的民间筝曲的程式，而且在高潮乐段中大胆地采用了钢琴的和音、和弦技法，充分发挥了古筝的表现力，在首场演奏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受到了院领导的表扬。
　　
　　1955年，他随院到辽宁南部下乡慰问演出、体验生活。这一年我国合作化时期，绝大多数的农民由单干户变成了互助组，组成生产合作社，农民忘我的劳动热情和冲天的干劲，以及丰收后欢天喜地的心情，深深地感染了他，一首乐曲《庆丰年》诞生了。在这首乐曲中，运用双手演奏的手法，充分展示了人们锣鼓齐鸣、载歌载舞、欢庆丰收的热闹场面，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效果。1956年8月，他作为辽宁代表队员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上演奏的《庆丰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国家其他党政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大会闭幕式上，全国音协主席吕骥同志在讲话中称《庆丰年》的创作是对民族音乐发展的一大贡献；音乐评论家李凌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古筝演奏革新者》的文章，对赵先生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庆丰年》的诞生，为古筝演奏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首次创作的成功，更加激发了赵先生的工作热情。继《庆丰年》之后，他又创作了《公社好》、《工人赞》、《新春》、《和平舞》、《十年大庆》等数十首乐曲，先后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筝曲选集》和《古筝曲集》。在中央和省、市电台录制播放筝曲八十优质产品首，为中国唱片社灌制《高山流水》、《四段锦》、《大八板》、《风翔歌》、《庆丰年》、《公社好》等唱片，其中，《庆丰年》和《新春》两首乐曲分别获得了国家和省内音乐作品一等奖。在擂琴专业上，除了整理王殿玉老师口授的戏剧乐曲外，还创作改编了《忆昔》、《幸福歌》、《白毛女》、《洪湖水浪打浪》等乐曲，在创作上充分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
　　
　　1956年春，赵先生随中国艺术团到捷克参加了第十一届“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周，演奏了山东传统筝曲《汉宫秋月》、《高山流水》、《风翔歌》和他创作的《庆丰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布拉格音乐学院竖琴教授玛丽亚还将《庆丰年》移植到竖琴上，并将这首乐曲传授给54个国家的学生。同年10月，他又随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问了北欧四国，演奏了传统和创作筝曲近20首，所到之年颇受欢迎。芬兰总统吉科宁和夫人还特观看了他的演出并给予了热情称赞。此时赵先生的演奏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他曾多次受到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和赞扬。1962年他在山东济南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专场。赵先生在进行创作和演奏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对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1963年，在沈阳晚报上，他发表了《论筝的表演艺术》，这是他在音乐理论上的第一次尝试，为他后期的理论他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原来的古筝只有16弦，音域太窄且不能转调，使得现代古筝乐曲创作受到很大的束缚。在新中国各条战线上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勇于开拓的精神鼓舞下，1957年，赵先生向沈阳音乐学院乐器厂提出加大筝体、增加琴弦的设想，于是第一台21弦筝便诞生了，它是现代古筝的雏形。21弦增加了古筝的表现能力，但在现代音乐演奏中，其调式的单一仍限制了它的发展，在赵先生的建议下，乐器厂又开始研制转调筝。经过努力，1959年，终于研制出了全国第一台张力转调筝并在全国民族乐器改革大会上展出，受到了全国音乐界、古筝演奏家和乐改爱好者的注目和欢迎。
　　
　　“文化大革命”中，赵先生被隔离审查，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然而，十年的非人待遇并没有夺走赵先生投身于音乐艺术的热情，在恢复工作后，他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古筝事业之中。1979年，他又创作了古筝乐曲《喜庆》，《难忘》和擂琴乐曲《忆伯苓》，并在当年“哈尔滨之夏”代表辽宁演出了他的新作；1979年10月参加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第三届音代会和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老人音乐会”演出；1980年3月，出席辽宁省文代会和音协辽宁分会，当选为辽宁文代会委员和音协常务理事；1980年6月，在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了筝擂琴独奏音乐会，同时，他演奏的《喜庆》、《难忘》也被辽宁电视台选送中央电视台在国庆节播放；1980年夏，参加“沈阳音乐周”，演出了四代同台、十四台古筝的群筝联奏，其形式新颖，气势宏大，受到了与人者的好评。
　　
　　在演出的同时，赵先生开始着手理论研究和讲学，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1979年，在山东菏泽地区《牡丹》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筝学表演艺术概论》，在《乐府新声》上发表了《鲁筝流派老八板的学术研究》；1985年，在《人民音乐》第四期发表了《香港讲演会知音》，在《宋江河》期刊上发表了《王殿玉老师的艺术生涯》，在《中国音乐》第三期发表了《怀念恩师王殿玉》。
　　
　　进入80年代后，赵先生在文艺界的声望日见高涨，许多人士开始聘请他作评委、邀请他前去讲学。1983年9月，他被邀请担任全国青年民族器乐比赛评委，之后，应邀赴广州讲学演出；1984年9月，受香港远东艺术学院的邀请，到香港进行艺术交流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中文大学教授陈蕾士先生称赵先生是名符其实的“中国筝王”。各大报纸、电台纷纷报导他的精彩技艺，称他为“中国筝王、擂琴宗师”。邻近国家的一些古筝爱好者唯恐失去机会也纷纷赶来听讲。在中秋节夜晚，他受到当时香港新华社社长的邀请出席了盛大晚会，与会者对他在港的演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香港之行打开了内地与香港的古筝艺术交流的大门，也是赵先生晚年最感光荣的一件事。此后，到内地学习古筝、切磋技艺的人开始增多，古筝事业的发展日益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