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 年5 月，洪潘诞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埠这个风景迤逦的椰林港湾。父亲是一个贫苦华侨，在码头当搬运工养活一家。生活所迫，洪潘不得不在很小的年纪就离家到药房当学徒。每当遇到各种重大的节日或庆典，马来西亚人都自发组织成乐队进行表演。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洪潘也逐渐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2年，洪潘在亲友的资助下才得以入学读书，那时，他已13 岁，成为小学校里的“大学生”。他在音乐教员谢天遮的指导下学习吹奏小号，并参加了学校的管乐队。由于表现出色，他还被吉打州管乐队吸收为演奏员，为当时刚兴起的无声电影配乐。仅上了4 年的小学，他就获准特批提前毕业，留校担任音乐教员。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机遇改变了洪潘的生活，他或许一生只拘囿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小城里。1926 年初，上海立达学园到马来西亚招生，洪潘因为优异的表现而被吉打州侨务会和校董事会推荐回国学习音乐，一切费用均由这两个机构承担。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不啻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立达学园音乐科学习的一年多里，洪潘跟随丰子恺研习基本乐理，拜邱梦痕为师学习钢琴演奏。1927年10月，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开始正式招收学员。洪潘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毅然前去报考，几经周折，终于成为国立音专的第一届学员。由此，他正式迈入了音乐殿堂。

 当时的上海国立音专聚集有国内一流的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短短的时间内，洪潘就掌握了普通乐学、曲式分析、和声等音乐基础课，钢琴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两年后，由于学生不满校方关于暑假收取学生住宿费的规定，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上海音专爆发了一次学潮事件。尽管这次事件本身并不直接关系到洪潘的个人利益，但秉性正直，好助人为乐的洪潘也站到了贫苦学生一边。他还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和同学们一起到南京政府教育部请愿。然而此次风波最终被势力强大的校方压制了下来。他和一批学生被勒令退学，其中还包括熊乐忱、蒋凤之、陈振铎，以及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等。洪潘离开上海流落到南京，后经人介绍，他进入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系旁听。

中大音乐系是当时较为正规的音乐专业教育系科，人才济济，名师如云。刚刚从法国巴黎留学归来的小提琴家马思聪被聘为最年轻的教授，钢琴演奏课由德国莱比锡音乐院毕业的史勃曼教授担任，由奥地利教育部推荐的毕业于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的史特劳斯博士教授配器、合唱以及指挥法等。洪潘以其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终于在1930 年正式考取了该校音乐系，5年后毕业并获得教育学士学位。

 机遇之神似乎特别厚爱洪潘这个出生贫苦家庭的年轻人。在那个时代，出国留学是有志青年们的梦想，但以音乐学科为专业的出国留学生极少。1935年8月，洪潘有幸成为中国管乐史上首位公派留学生，赴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学习军乐。在维也纳高等音乐学院，洪潘拜登格拉教授为师，以小号演奏为主修课。登格拉教授是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享有声誉的著名小号演奏家、教育家，洪潘跟随他学习了德国学派先进的“0”型吹奏口型。这种方法的掌握，对他小号吹奏技艺的提高和日渐娴熟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洪潘认识到，仅仅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奏者是不够的，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能统领大局的指挥家，这样才能将本国的军乐事业提升上新的台阶。于是，他向维也纳歌剧院的克里格学习乐队指挥法。因其领悟甚快，又被推荐去维也纳警官大学军乐队学习，除了对位法、和声学、作曲等基本课程外，他将学习的重点放在军乐指挥、乐队编配及军乐队训练等专业课程上。

 在奥地利学习音乐的6年时间里，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时期。他身在国外却时时心系国内战况，积极创作符合时代主题的歌曲，有描写少年英雄的《孩子团》，歌唱抗日战士的《民族英雄凯旋歌》，有为冯玉祥将军所作诗词配曲的《八百好同胞》等。1939年，洪潘在维也纳将它们集结出版，名为《复兴歌曲集》。同时，他为宣传中国博大的文化艺术精华而努力，在维也纳大画廊作题为《中国盛唐时期音乐发展概况》报告，听者甚众。

1941年，洪潘想到了回国，他认为报效祖国的时机到了。踏上故乡的土地后，他立即投入到音乐事业中去。翌年3 月，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管乐人才的学校——陆军军乐学校在何应钦等国民党军政要员支持下，于重庆复兴关（浮图关）成立。该校隶属军政部，设有铜管、木管、号兵班长、指挥及声乐多个班。蒋介石亲任校长，洪潘任教育长，并被军政部军务司授予“一等军乐正”上校军衔）。他把欧洲德国学派的吹奏法引入教学实践，大大提高了乐队的音响效果。同时，他将国民政府礼仪乐队以及包括中训团军乐队在内的几支陆军管辖的军乐队联合起来，组建成一支编制多达120人的管乐队，其庞大的规模和正规的组织在中国音乐历史上空前。在乐曲选择方面，既有外国经典曲目，如《骑兵进行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等，又有改编的中国传统民歌，还有他自己创作的一些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个管乐团已具备了较高的演奏水平，于是积极筹划了在重庆国民大戏院的首场公演，展示军乐室内舞台上的风采。学有所长，技以致用，洪潘终于能将多年来所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发挥出来，造福于中国的管乐教育事业。

 在长期的军乐实践基础上，洪潘还重视理论总结，他为中国早期的军乐事业留下了知名的篇章。1942年，他公开发表了《谈军乐》一文（刊载于重庆《音乐月刊》杂志第一卷第二、三辑）。这篇文章后来被学者认为是中国军乐理论研究的“创世纪”。此后，洪潘被提升为少将，这是当时民国政府军乐界的最高军衔。

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内战连年。1946年夏秋，国民党电邀毛泽东主席和谈。在张治中将军举行的招待会上，洪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并为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他意识到只有依靠这支当时被国民党称为“红匪”的力量，中国才能走上新的道路，中国的艺术界才会有突破性的发展。1949 年夏，当国民党溃军纷纷弃大陆奔台湾的时候，当时已任福建省教育厅音乐艺术委员会主席的洪潘毅然从金门折回厦门，放弃高官贵职，回到新中国光明的道路上。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洪潘被安排到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工作，教授音乐理论、和声学、视唱练耳及指挥法等课程。除了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外，他还接手训练从原国民党军队转调过来的七、八支军乐队。由于有的乐队组建时间不长，成员中有不少基本功薄弱，根本无法完成合奏任务。洪潘耐心单独教授，从识谱和吹奏方法这些基础抓起。经过精心的指导和队员们刻苦的练习，这支军乐队进步很快，不久就能在各种礼仪场合演奏。当时，南京的舞台上从未出现过军乐专场音乐会，洪潘建议军乐队做一次尝试，为南京的舞台填补这个空白。然而由于观念的陈腐，有关部门对此嗤之以鼻。经过洪潘多次奔走努力，音乐会终于得以举办。乐队演奏的曲目大部分是中国乐曲，如《 八一进行曲》、《抗美援朝组曲》、《骑兵进行曲》等，也有一些前苏联的作品。音乐会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极大成功。对于管乐专场这种新的演出形式，观众们报以极大的兴趣，散场时久久不肯离去。洪潘在谢幕时又示意乐队加演乐曲。翌日，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载这一消息，并加以赞扬性的评论。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成立，洪潘被调往北京工作。这是我国最大的军乐机构，人数的庞大促使洪潘决定改变常规的教学方法，以点、线、面的逐层深入带动整个乐队的训练。他从全团中挑选出30多位基础较好的团员，亲自教授理论知识与演奏技能，然后将这些‘助教’分配到各个小队，由他们扩大教学层面。这种“树状’分散的教学方法使全团的技艺水平在短时间内上了一个大台阶。

 1954年起，洪潘调入南京艺术学院任教，他多年的乐队教学经验也被运用到学院教学方法中。在给器乐学生单独授课时，他不是将各个乐器孤立开来，而是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如同指挥大乐队般将学生引导进入整个乐曲所表现的情感中，让学生自己体验演奏的戏剧效果。这种教学方法既让学生掌握了较好的演奏技巧，同时也扩大了学生的视野思路，学会自己感悟乐曲的内涵。近半个世纪来，他用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培养出许多管乐界知名的演奏家和教学人才，原解放军总政军乐团副团长程义明、天津音乐学院教授陈明德、湖北艺术学院教授钱万跃、原中央乐团首席小号欧翠峰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洪潘倍受打击，被折磨得几乎双目失明。但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使他挺过了这场噩梦。改革开放后，他除了继续担任南艺的音乐理论、指挥及小号等教学任务外，还为普及中国的管乐事业积极努力着。他不辞劳苦奔赴各地无偿地辅导工厂、部队、学校组织的业余乐队，并带领乐队深入基层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

 年过古稀的洪潘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他曾当选为中国致公党南京市委委员，后又被选为江苏省政协常委。在担任江苏省欧美同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时，洪潘始终保持与海外故友的联系，向他们描述新中国成立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他们能回国走走，并为发展中的祖国贡献一点力量。侨居巴西的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沈素之女士在给洪潘的信中写道“从老师的信中知道不少国内的情况，使我这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归心似箭，泪满衣襟。祖国、祖国，近三十多年的阔别，怀念之情，激动之情，怎么能用笔墨向老师倾诉啊！”在洪潘的邀请下，沈素之女士回国访问演出，见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了却了心中的夙愿。

作为中国最早的军乐教育家和指挥家，95岁的洪潘先生近一个世纪的经历，就是中国军乐发展史的缩影。他为中国军乐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热情，他执着和奉献的精神成为新一代管乐工作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