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斯特恩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在文革结束的1979年，斯特恩作为西方第一位来华演出的小提琴大师，在北京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他的此次中国之行被美国最负盛名的音乐家传记片、艺术纪录片导演艾伦·米勒拍摄成新闻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此电影获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艾萨克·斯特恩（1920—2001）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后裔，未满一岁即随父母移居美国。10岁时举行首场独奏音乐会，15岁以后便开始了职业音乐家生涯，20世纪40年代起已成为美国最活跃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之一。斯特恩是一位技艺非凡的独奏家和室内乐演奏家，毕生未曾停止过音乐会演出活动直至去世。北京音乐界和广大听众应能记得1999年11月19日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后来被称为“世纪绝唱”的音乐会上，他应邀再度来京与李德伦合作，两老于20年后又一次联袂演出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的动人情景，此时他已年届八旬，距病故仅只一年多。他的演奏活动持续了近70年，如果按他自己所说，婚后也依然每年几乎大半时光都在巡演中度过，一直到年老体衰才稍减音乐会密度，则认真计算起来他绝对应被列入演奏家演出频率最高档次。“献身”之说，仅此便已无可质疑。

　　斯特恩并非职业教育家，经历中没有专任或兼任小提琴教师一说，但他在成名之后对于同行后辈及青少年音乐学子们的热切关爱与扶持却是音乐界对他广为称道的为人特色。也许是出于他自身成长历程，他一生中对发现音乐人才的关注几乎全似本能反应，并将热心帮助具有天赋素质和卓越才华年轻人的成长视为职责所在，这的确与有些名家对待同行后辈的态度颇不相同。曾得到他的帮助后来成为乐坛明星的演奏家们的名字确实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名声显赫的平科斯·祖克曼和伊扎克·帕尔曼便是极好的例证，现今享有极高声誉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和年轻的新秀王健也可以纳入其中。北京、上海以及西安的音乐界都不会忘记他两度来华在几处音乐学院和大小音乐厅所举行的小提琴公开课，那么长时间精力充沛地对大、小学生们细致、耐心、生动、精辟的上课教学示范，赢得了多么热烈兴奋雷鸣般的掌声。斯特恩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人认为他是想当“教父”，他说：“我仅仅是在将过去岁月中朋友们曾经赋予我的东西传给他们。”回答得简单却真切。和培养新人一样，作为著名演奏家，他对新作品的关切和支持、推动也是很值得大书一笔的，回忆录中提及的数例苦练当代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新作获得轰动并继续推广，十分令人感动。其实斯特恩和大多数著名音乐家最不同的一点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他还是一位非常热心而且能干的“社会活动家”。这必须要与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事件联系起来说，这也成了他后半生音乐生涯中的大事。美国和国际乐坛许多人都知道，主要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和积极活动，美国的，也是国际最具有声望的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才得以在20世纪60年代初濒临拆除的危急时刻获救，并保存下来，随后并在他亲自介入下长期参与筹款翻修，经营决策，使这所有着重大影响的美国“音乐圣殿”直到如今仍旧闪耀着灿烂光辉。这是斯特恩在个人的职业演艺活动之外，又耗费已经有限的精力，为众多音乐家，也是对公共音乐生活和社会演艺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里当然不能不提及1979年6月斯特恩的首次访华和后来获得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奖的影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拍摄。这应该说是中美两国刚刚正式建交后的带有外交内涵、规模不小的一次大型“社会活动”。斯特恩虽只是以小提琴大师身份访华，却除了合作的钢琴家、随行的全家之外，同来还有一个包括导演在内的电影摄制小组，著名的美国华裔作曲家周文中教授也应邀来参与协助工作，浩浩荡荡二十多人。这次访问，尤其是音乐会和公开教学真个是盛况空前，就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音乐界而言，一位外国音乐家来华如此的规模和影响，确实从未有过，对此，回忆录中有相当篇幅的记述。斯特恩在这项外交“社会活动”中大大显示出了他的“人民外交”才能。《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纪录影片留下了这次活动的不少镜头，影片于次年获奖后在许多国家公映，产生了很大国际反响。

　　1979年，斯特恩作为西方第一位来华演出的小提琴大师，在北京演奏了莫扎特的《 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指挥正是李德伦。

　　无法用语言描述艾萨克·斯特恩带来了什么样的震动，直到后来斯特恩本人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话：“Youcandescribemusic,butyoucan‘texplainit.Thereisawonderousmysteryaboutjustwhatmakesthelogicofmusicsosimpleandsoinevitablewhenitcomestofetherintherightway.（你可以描述音乐，但你无法解释它。究竟是什么令到音乐的内在规律如此简单又如此的必然，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1999年11月19日，斯特恩以音乐家和老朋友的身份再次访华，此时的李德伦正在为保住惟一的一个肾住院，为了能和斯特恩再次合作，李德伦被四个弟子架上了指挥台，两个白发老人拥抱在一起的场面，和这场堪称“世纪末绝响”的音乐会一起，成为诀别。 　　由于斯特恩本人是犹太裔，这一血统促使他日后成为人道主义战士。1979年斯特恩第一次访华，不仅为长期处在封闭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音乐世界的窗户，在演出结束后，斯特恩还带着家人在中国游历了一个月，得到了李德伦与斯特恩亲切相见，了解中国社会的状况。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文化奥德赛被拍成了纪录片，名叫《FromMaoToMozart：IsEacSternInChina》（《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该片在1981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以及当年戛纳电影节特别奖。西方媒体对该片评价甚高，尤其是在“It‘acotributiontounderstandingtoart，tocivilizationandtohu-manityitself.（对艺术、对文明以及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方面的贡献。）” 1999年，犹太人斯特恩第一次踏上了德国的土地，但他拒绝演出，他此行的目的只是为了教学，“Withmuvisit,Iforgivenotthing，（我这一次来德国访问，并不说明我有任何一点宽恕纳粹德国的意思），”斯特恩说，“（But）itisn‘tveryhumannottogivepeopleachancetochange.（但是不给别人改错的机会，这也是不人道的。）Outresponsibilityistocontinuethesearchforbeautyandhumanity.Thatiswhatsurvives.（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了继续人类对美和人道的追寻。这才是大屠杀之后真正幸存下来的。）”

　　一九七九年，这位音乐大师首次踏上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他就是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IsaacStern），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北京、上海巡回讲学及演奏。斯特恩一家在中国呆了约一个月，不仅为劫后幸存、馀悸未消的民众带来了音乐女神的抚慰，更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颇有意义的纪录片：《从“毛先生”到“莫先生”：斯特恩在中国》。这部纪录片曾获一九八零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它详细记述了斯特恩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譬如与刚获“解放”的李德伦（时任中央乐团指挥）、谭抒真（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等中国同行的交流，在座无虚席的剧场里生动活泼的MasterClass，以及他对当时国内音乐学子的观感……在短短一个多小时里，音乐超越了国族与意识形态的阻隔，成为当时两个南辕北辙世界的共通语言，让人不禁想起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华演出。中国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斯特恩留念。他这些年来亦是与世界各地音乐家跨界（crossover）演出，用音乐来增进不同文化的沟通与了解。只是在我看来，斯特恩和马友友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一九七九年的“音乐外交”时在“竹幕”刚刚拉开之后，正如纪录片名所揭示的，《从“毛先生”到“莫先生”》的转变，对当时的共产中国所造成的文化震荡更不一般。　二十余年如一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斯特恩当年实际上是用“音乐外交”来消除中国与西方长期的隔阂，用异邦的“高雅艺术”来建立互信与了解。坚冰一旦打破，紧随莫扎特、贝多芬而来的，则是以好莱坞和可口可乐为代表的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且与时并进，不断“本地化”，以铺天盖地之势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欲望。时光流转，中国不仅早已从“毛先生”迈向“莫先生”，甚至更进一步，从这一个“莫先生”（Mozart）跃进到另一个“莫先生”或曰“钱先生”（Money）了。就任何一个变动中的社会而言，这种转变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讽刺的是，中美或中西之间横亘的“理念之墙”（WallofIdeas，借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Friedman的说法），并没有因为中土这一“伪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倾圮。在此问题上，似乎单靠“莫先生”的艺术神力亦无济于事。所以，今日重温纪录片《从“毛先生”到“莫先生”》，不禁有恍若隔世之感。尤其看到片中那个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刚刚摆脱了原教旨般的共产统治，民众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虽然还显僵硬，但在一股拂过神州的清新之气鼓舞下，大家对西方及外部世界的好感正在萌芽，无论是上海街头面对摄影镜头大胆讲英语，说他喜欢美国歌星的男青年，还是官方宴会上热情得有些过分，用英语“背颂”着革命外交套话的普通官员，都让人联想起十年后另一部纪录片《天安门》（TheGateofHeavenlyPeace）中也曾有过的相似情景。那仿佛是历史的昙花一现：中国正在从“毛先生”向“莫先生”甚至“德先生”缓慢然而颇有实效地行进……

　　在《从“毛先生”到“莫先生”》一片中，斯特恩不止一次告诫中国的音乐学子，不要只是着眼于技巧的训练。他说很多中国学生都掌握了高难度的演奏技巧，但对音乐的理解却远远不够。他们的演奏很娴熟，但阐释的音乐没有深度，因为没有用心去聆听去吟唱。片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李德伦和斯特恩讨论莫扎特，大谈欧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背景，但斯特恩却不认为莫扎特的音乐天份和资本主义扯得上什么关系。（MusictalentasMozarthadparticularnothingtodowithcapitalism.）回首当年，斯特恩中国之行已是陈年旧事，今天的中国音乐家不仅有技巧，也懂得怎样阐释西方音乐；李德伦虽已作古，但相信他若在世，亦很难认同关于莫扎特的那段政治正确说教了。由此不妨多想一层，斯特恩虽是在谈音乐，但他对中国人的毛病实在看得很准。“莫先生”不仅是个技巧的问题，更是心灵感应或者观念层面的东西。如果没有心灵相通，就算你使出十八般武艺卖力演奏，你的“莫先生”亦只能停留在纯技术的层次。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今天的中国对“莫先生”的理解已经大有进步，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理解，多少还停留在斯特恩第一次来华的水平上。　附记：斯特恩已于前年九月辞世。《从“毛先生”到“莫先生”》其实还有一个续集，名为MusicalEncounters，乃斯特恩二十年后再访中国并与当年部分朋友和学生相见的纪录。据Amazon网站看过该片的观众观感，斯特恩这次中国之行远不如二十年前谆谆施教那般耐烦，而且很多对话都是讲英语，略去了翻译的现成解说，生动感人不比当初。

　　斯特恩的演奏细腻中见出宏大，追求精确完美，力度多变，音色温馨的品性。作为音乐家，斯特恩在室内乐方面的造诣也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他与钢琴家伊托明、大提琴家罗斯演奏的三重奏，是室内音乐的经典。

　　艾萨克·斯特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但他首先是一个小提琴家。斯特恩1920 年7月21日生于俄国Kreminiecs（现在的乌克兰），出生10个月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6岁学钢琴、8岁学小提琴、16岁崭露头角、23岁登上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10年之后成为一代小提琴宗师。他从来都不是什么音乐神童，1999年，79岁的艾萨克·斯特恩在自传《MyFirst79Years》（《我的头79年》）里回忆，17岁的他初登纽约TownHall的舞台，本以为从此成名，没想到被评论界讥讽为：“运弓太重，高音刺耳，先回家练几年再说”，年轻的斯特恩备受打击，竟漫无目的地坐着公共汽车游荡了6个小时，不知何去何从。突然间，这个17岁的年轻人大喝一声：“Danmit.Iwanttoplay！（他妈的，我就是想拉琴）”。苦练之后，斯特恩才有今天。艾萨克·斯特恩更加不是一个炫耀技巧的杂耍师傅，他一向都是朴实、厚实而且扎实的。斯特恩没有米尔斯坦的柔丽，没有海菲茨的精确，但是他爽快、不拖拉、有速度，不为了一个乐句纠缠不休，更了不起的是，斯特恩的音乐能达到一种真正与人“交流”的能力，因为他有一副仁慈的心肠。

　　艾萨克·斯特恩是有史以来录制唱片最多的音乐家，是曾经为卡内基音乐厅免受拆毁大力游说、四处筹款的人，是第一个和约翰·肯尼迪面对面提议要建立“国民艺术委员会”的人，是里根、老布什、密特朗亲手为之颁发奖章的人，是一手提拔过帕尔曼、马友友、朱可曼等大批后辈的人……谁不曾受过他的影响？甚至于像我这样一个走在音乐边上的人。他不仅是一个演奏家（morethanaplayer），他的存在甚至超越了生命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