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飚

李飚的履历上有很多个“第一”，都和打击乐这个古典音乐中的“小众门类”联系在一起。他是第一个中国公派的打击乐留学生；2000年主持过第一届北京国际打击乐节；从2003年起任教于柏林音乐学院，成为第一位在世界顶级音乐学府中担任教授的华人打击乐家；2005年建立的李飚打击乐团成为了业内翘楚……

8月10日到21日，第二届梅赛德斯－奔驰国际音乐节将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举办。李飚继续担任这个音乐节的艺术总监，还请到了指挥大师艾森巴赫。在李飚的努力下，打击乐逐渐走近人群，离“小众”越来越远。

打击乐 拓展更多可能性

新京报：你以前曾说“交响乐是正餐，打击乐是点心”，但你这两年也演奏了不少大型的协奏曲，你现在怎么看“点心”这一说法？

李飚：我觉得每一种乐器门类的表演形式都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最怕局限。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拓展打击乐的可能性。每年国家大剧院的室内音乐节我都会参加，跟钢琴或打击乐的重奏形式我去参加，我本人也演很多交响乐的协奏曲。

我还在学指挥，最近刚写完一个作品。独奏时不需要看总谱，可做指挥时，你要知道其他乐器辅助一个旋律或者其他的和声在做什么。我对这些东西越来越有兴趣。

新京报：现在还自己做乐器吗？听说你会自己发明一些很有意思的打击乐器。

李飚：做乐器是一种对不同声音的寻找。我以前想出来的一些声音，其实一直没有实验它的地方。这次在我自己创作作品的时候，就运用了大量。

新京报：比如？

李飚：比如我认为最精彩的乐章会以非常小的非洲拇指琴开始。将近270个人在舞台上，但是整个乐曲的主旋律由这么小的乐器来完成，这是一个尝试。

教育论 国内老师都忙着搞考级

新京报：你同时在柏林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教学，你觉得国内的打击乐教育模式和国外有差别吗？

李飚：在柏林音乐学院我每年只招两个学生，考生来自全世界，大概有60多人，我们挑最好的、最有希望的学生。在中央音乐学院，我每次也只招一两个，但我发现很多学生并没有把音乐当做事业，而是当做一种可以走捷径的手段，这是非常可笑的现实。

我经常看到一些学生，虽然演奏音乐，但并不热爱音乐，空闲时间不去听音乐会、不听别人的演奏。这是我看到的非常可惜的、可怕的状态。

在德国，学生基本功可能并不是很高，但他到了十四五岁，兴趣爱好基本定型时，如果真的热爱音乐，就会突飞猛进。但我们这边，小时候拔苗助长，恨不得三岁就得弹很难的曲子，长大后就没有兴趣了。我在这边的学生的素质都非常好，但往往缺乏一种事业心，就是因为小时候处在高压的状态下。

新京报：我看你在微博上放话说，在打击乐界，真正懂的人太少，不懂的人还乱说话。

李飚：我是指业内的专业人士。最近几十年发展最快的乐器门类就是打击乐，世界各地的专门演出都很多。但我们这边，并不是每一个打击乐业内人士和老师都能跟上潮流，因为像考级之类的事情，太分散老师们的专业时间，而且他们认为以前学的那些东西就够用了，完全不与时俱进。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考级制度对古典音乐界伤害很大？

李飚：考级是一种幼儿的教育，是业余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一个国家的音乐水平是看考级水平。我们国家的考级水平肯定最高，但全是拔苗助长的结果。

明星制 新时代音乐家渴望被承认

新京报：你好像并不介意媒体把你的李飚打击乐团称为明星乐团。

李飚：这对打击乐事业应该有好处，有了明星才能让打击乐这个形式更好地被大家知道。

新京报：可是“捧明星”也许更助长音乐学习者的功利心态，你不觉得这可能会有矛盾吗？

李飚：如果中国出现二十个郎朗，你看会怎么样？在国外，哪个音乐家不希望自己抛头露面，一年两百场音乐会？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音乐家，都希望自己的事业可以被更多人承认。如果大家对我们乐团的“明星”不感兴趣，可能对打击乐一直都不会有了解的兴趣和渠道。

新京报：你会不会帮其他的打击乐团做一些培养和发掘工作？

李飚：我还有一个李飚青年打击乐团，全是由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组成的，延续了我们的很多特点。现在放暑假，他们正在国内巡演，我要给他们实践的机会。

（康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