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兴旺的音乐生活与大批杰出的音乐家的活动分不开。史书记载的“总号音声人”的音乐家，“至数万人”，有姓名可查者也有一二百人。为了适应宫廷燕乐的需要，唐王朝建立了庞大的音乐管理机构。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最高机关，大乐署、鼓吹署不单兼管雅乐、燕乐，还主管音乐艺人的教育和考核。专门的音乐表演人才在人乐署学习10—15年，按考试成绩评为上、中、下三等，“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为业成”，最后要掌握50首技巧高难的乐曲方算修完学业。可见要求标准之高。音乐制度的严密成为培养造就第一流艺术家的保证。

　　永新是唐开元年间（713一741）著名的宫廷歌手，本名许和子。她的声音有极强的穿透力，“喉啭一声，响传九陌”，音色也极富感染力。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宴待百官，“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无法听见“百戏之音”。恼怒的玄宗欲罢宴退席，中官高力士建议让永新高歌一曲，“必可止喧”。永新出楼，“撩鬓举袂，直奏曼声，於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声情并集的演唱竟创造了却沸止喧的奇迹，可以想见当时声乐艺术的发展水平。

　　“喉音嘹亮、颖悟绝伦”的张红红，不但善歌，还有惊人的音乐记忆力。一次，有位乐工将古曲《长命西河女》“加减节奏”，唱给韦青将军听，躲在屏风后面的张红红，用“小豆记拍”，“听记于心”，等乐工唱完，她立刻重唱一遍，不失一声。时人称这位“过耳不忘”的歌唱家为“记曲娘子”。

　　被唐玄宗誉为“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的念奴，曾为“宫伎中第一”，史载有25人吹管也未能盖过她的嘹亮歌喉。诗人元稹赞颂道“飞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此外，“一曲四调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的何满子；“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的李龟年：“坐中薛华善醉歌，歌辞日作风格老”的薛华；“闻君一曲古梁州，惊起黄云塞上愁”的金吾妓等等，都以其独特的艺术风采名垂青史。

　　“洛阳家家学胡乐”的唐朝，器乐演奏家更是灿若繁星，高手如云。琵琶演奏家段善本与康昆仑以伎艺决胜负的故事历来为史家称道。一次，天门街架建彩楼，“广较胜负，及斗声乐”。街东康昆仑弹一曲“新翻羽调《绿腰》”自以为“西无以敌”；而西市楼上出一女郎，说道“我也弹此曲”，但把曲调移入技法更难的“枫香调中”，“乃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叹服，拜这位装扮女郎的庄严寺僧人段善本为师。在高手如林的琵琶演奏家中，有被时人称为“曹钢有右手，兴奴有左手”的曹钢、裴兴奴：有善用“铁拨弹”琵琶的贺怀智；有“曲目无限知者鲜”的李管儿；有“声似胡儿弹舌语”的李士良；更有白居易的长篇名作《琵琶行》中那位弹得“大弦小弦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无名姓“商人妇”。这一大批杰出的琵琶手，把这件外来乐器的演奏技艺推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也自然使它成为唐诗、唐画的主角。

　　王麻奴与尉迟青竟奏筚篥的故事也与段善本和康昆仑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被称为“河北第一手”的筚篥吹奏家工麻奴，自恃才高，以为海内无敌。听说尉迟将军“冠绝占今”，决心与之决一雌雄。他在京城寄居尉迟青家附近，终日卖弄，但尉迟青不屑一顾。王麻奴按捺不住，登门比试。他先在高“般涉调”上吹了一支《勒部羟曲》，一曲终了，汗流侠背。尉迟青用银字管在平“般涉调”中轻松吹奏一遍，王麻奴羞愧难言，发誓不再吹筚篥。可见，唐代乐手中天外有天，自恃者必然自毁。

　　另外，在赊炙人口的唐诗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描写当时名噪一时的杰出音乐家名字和事迹的诗句。如“李凭中国弹箜篌”，“无奈李暮偷曲谱，酒楼吹笛是新声”：

　　“赵叟抱五弦，宛转当胸抚”等，这样的诗句不胜枚举。

　　唐朝音乐生活的繁荣还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有直接关系。开国之初，有人曾因《玉树后庭花》《伴侣曲》是前朝之乐而视之为“亡国之音”，要求唐大宗废除。豁达的太宗李世民说道：音乐的情感体验，很大程度上同听赏者自己内心原有的感情有关，而与音乐本身的表现并无必然联系。“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正是这种开明政策，不拘于传统儒家的“淫乐亡国”论，才保障了音乐文化的蓬勃发展。

　　更有甚者，唐玄宗李隆基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许多史书记载了他演奏各种乐器的故事，说他连上朝时也怀揣玉笛、自度新曲。说他为了练习鼓，敲坏的鼓槌就有四柜子。《杨太真外传》说，有位叫谢阿蛮的善舞女伶刚入宫，惹得众聚“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李隆基）谒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筚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自旦至午，欢合异常”。这幅生动的宫廷器乐合奏图可以与《韩熙载夜宴图》相互参见。《旧唐书·音乐志》里说：“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

　　唐人宫乐图之。”不难想象这位风流帝王的音乐修养达到怎样的水平。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唐代的达官贵人有养艺伎之风，许多贵族文人家中都有“家伎”。“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是红妆。”然而这些供统治者寻欢作乐的乐工歌伎，一旦年老色衰，便被逐出门去，流落风尘。他们被打被杀，被买来卖去的现象司空见惯。刘禹锡《泰娘歌》序曰：“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初尚书为吴郡得之，命乐工海之琵琶，使之歌且舞。无几何，尽得其术。居一二岁；携之以归京师，京师多新声善工，于是又捐去故伎，以新声度曲，而泰娘名字往往见称十贵游之间。元和（806一820）初，尚书毙于东京。泰娘出居民间，久之为蕲州刺史张孙所得。其后孙坐事谪居武陵郡，孙卒，泰娘无所归。地荒巨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故日抱乐器而哭，其声焦杀以悲……”这是歌舞伎人生涯的一幅缩影。“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与尽了这一社会阶层的悲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