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与扬州的音乐活动
明清两代，城市经济较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除政治中心北京以外，在全国各地已形成一批重要的商业城市，如扬州、苏州、广州等。在这些城市里，音乐活动空前活跃。

北京自从成为明代统治的心脏以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区也一再扩大。到嘉靖年间，在城南增修了外城以后，它已成为一个包括内、外城的大城市了。

明代北京每年正月初八至十七总要举办灯节，届时在禁城的东门——东华门以东，白天列为商品交易的市场，夜晚张灯施放烟火，还有艺人们表演杂耍、鼓吹、弦索等节目。

明代北京的寺观也很多。它们每年总要举行多次宗教活动，每次宗教活动都有音乐表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平日几乎被剥夺了欣赏音乐的权利，所以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常常成了他们娱乐的机会。

明代艺人与历代的艺人一样，社会地位很低，生活非常艰难。有的参加了专业组织，有的只能在街头卖唱。他们身受很重的剥削，以至于在号称“盛世”的万历年间已严重到政府要讨论决定减免鼓吹艺人的专业组织“鼓吹行”的税金问题（明·沈榜《宛署杂记》）。可见，明代北京的繁华是建筑在多么残酷的剥削基础上的。

当时北京的德胜门外，是一片片的稻田。那里在春天可以听到农民插秧时唱的“插秧歌”，夏天则能听到车水时唱的“桔橰水歌”，秋天能听到农民们赛社的歌声（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这些歌声倾诉了它们对现实的愤懑和不平。明代北京的农民与外地一样，平常被沉重的劳动所束缚，只有在逢年过节或宗教节期时才有机会进行一些娱乐活动。他们艰苦地组织起自己的乐队，戏班，在村场上表演。这些方面，可以说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乐观主义的精神。

明亡后，北京又成为清朝的京城。

清代北京每年正月元旦至十六在正阳门外（即丽正门）的琉璃厂，设有商品交易的市场与表演各种歌舞杂耍的场子。每年正月十三至十六在大栅栏、廊房巷一带又设有灯节。一到夜晚，那里灯月交辉，热闹非凡，到处有艺人表演大头和尚、南十番、打十不闲、打稻秧歌、太平鼓的声音。

宗教节日，有的寺观钵堂上设有戏场，演出啰啰腔、凤阳花鼓、十番等。

在大栅栏一带，还有广和楼、同乐轩、天乐馆等戏园与杂耍馆。

戏园的规模已相当大，观众可分坐楼上楼下。舞台上已可容纳众多演员同台演出。一般主要由保和班、宜庆班、三庆班等名戏班演出昆曲或戈阳腔。

杂耍馆的规模较小。主要由来自各地的艺人演出秦腔、四平腔、小曲、八角鼓、十不闲、莲花落、弹词、鼓词等，观众比较复杂。

供一般城市平民娱乐的地方，主要是广场上搭设的乐棚或街头临时摆设的场子。表演的项目有霸王鞭、鼓词、打盏儿、十不闲、独脚班、打花鼓、八角鼓、莲花落、道情、乱弹、小曲等。

但是随着统治阶级剥削的日渐加重，郊区农民和城市平民逢年过节赶热闹的人也相形见少了。即使在所谓“盛世”的乾隆时代，就已有“宫吃东涞商吃泉，烧刀只赚小民钱。连秋黍贵无乡贩，醉汉不如庚午年”的情形。所以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连最起码的娱乐条件也是无法保证的。

扬州位于长江北岸，直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流经那里，所以自唐宋以来它在经济上就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时，扬州既是南北漕运的枢纽，又是盐的集散地之一。盐与纺织是清政府垄断的两大事业，它们在清政府全部经济收入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为此，清政府在扬州设有专管两淮盐务的巡盐御史。因而扬州也就成了一个以盐商为中心的各种商人、手工业者、运输工人与小商贩的集中地。扬州的音乐活动适应他们的需要，也显得分外活跃。

扬州北郊的虹桥一带是游览的胜地。平常那里就有一种表演清唱、十番鼓、锣鼓、马上撞、小曲、摊簧的“歌船”，供游客欣赏的需要。每年五月端午前后就更其热闹，河里有赛龙船，在熙春台、关帝庙又有“斗曲”的活动。参加斗曲者，都清唱昆曲，其胜负以停船听唱的多寡来决定。

昆曲清唱在扬州曾盛极一时。乾隆年间以《纳书楹曲谱》的编者苏州叶怀庭这一派最负盛名。他们由于从声乐的角度来发展唱腔，所以比舞台演出的唱腔有其相应的长处。

扬州城外民间的戏曲活动很盛，如邵伯、宜陵、马家桥、僧道桥、月来集、陈家集等村镇都有自己组织的戏班，称为“草台班戏”，演的主要是扬州的地方戏“本地乱弹”。当时，凡是外地来的新剧种，如句容来的梆子腔、安庆来的二簧调、戈阳来的高腔、湖广来的罗罗腔等，一开始总先在城外演出，后来才进城演出的。

扬州城里的戏曲活动也很活跃，如天宁寺、重宁寺每逢节期总由两淮盐务的戏班花部与雅部联合演出，观众多半是城市平民，称为“大戏”。一般戏园由于观众以商人、官吏、文人居多，所以昆曲得到重视，称为“堂戏”。每年五月昆曲的戏班按例要散班停演，这时才由乱弹的戏班乘空演出梆子腔、二簧、高腔、京腔、（高腔）、罗罗腔等。

当时扬州由于商业的繁盛，所以不断有各地的民间艺人来杨演出，如广东的小曲“摸鱼歌”等等，而且扬州的商人还要到外地去聘请著名的艺人或戏班来扬演出。如名传北京的秦腔名角魏长生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到扬州演出过。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自然推动了音乐艺术的发展。

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政府决定在扬州设立专门“修改”戏曲剧本的机构。这件事情，显然是统治阶级企图纂改民间戏曲，进行思想统治的一种手法，但它也是扬州戏曲繁盛的反映。

康熙间，扬州有名的琴家有徐琪等人。乾隆时则以徐锦堂、吴士柏、沈江门、吴重光等人为著。他们总称为“广陵派”，此派琴人对清代琴的艺术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