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是传统的民族乐器，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承，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演化为目前这种结构形态。根据其结构特点所形成的现代二胡演奏技法，使二胡具有了丰富的表现力，在独奏、伴奏、民乐合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已成为民乐家族中不可缺少的弓弦乐器。
     关于二胡的结构，许多人认为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但在网间，也时而见到不同的看法。如何看待二胡结构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二胡结构的特点、优点和局限性，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本文就以上问题，根据自己的理解谈一点看法，仅供参考。
     一、二胡结构的分析
    二胡的结构可分解为以下三个部分：
     1、摩擦振动部分。由琴弓、琴弦、琴码组成。琴弓摩擦内、外弦使琴弦产生振动。其振动波是通过琴码传导到发音部分，因此，琴码对振动波的传导具有重要作用，是振动波输入与输出的咽喉要道。琴弦的振动是靠运弓的技巧和按弦的配合来控制的，而振动波的传导效率则取决于琴码的品质。对琴码的要求是：应具有很高的音波传导系数及很低的传输损耗率；对杂波有较好的过滤性能；对音色有较好的调整作用。
     2、发音共鸣部分。由琴皮、琴筒和音窗组成。琴皮指蟒皮，是二胡的发音元件。其作用是将琴码传导过来的振动波，在皮膜上产生较大面积的振动，引起周围空气的振动，转换成声波发出声音。琴皮皮膜的品质对二胡的音质和音色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琴筒是二胡的共鸣腔体，对皮膜发出的声音产生共鸣，具有改善音色、放大音量的作用。琴筒后部的音窗，雕刻成栅栏状，其空格面积大约占75％左右。音窗的栅栏对声音的输出有一定的阻隔作用，能过滤掉部分不规则的谐音。
    3、支撑固定部分。包括琴身琴头、琴轴、千斤、琴托。琴身是二胡的脊骨，支撑着二胡的整个系统。琴头有各种形态，主要起整体协调美观的作用。琴轴、千斤用以固定琴弦，确定空弦音高位置。琴托是稳定琴身、便于停靠在下腹部及腿根部位的配件，同时还有固定琴弦的作用。
     以上部分，有机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二胡系统，这个系统具有拉弦乐器所具有的全部功能。这种结构形式，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民族乐器所独有的特色。
    二、二胡结构的特点。
    1、最具民族化的特色。二胡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从竹到丝，从硬到柔，都是在民族文化的底蕴中生成和发展的。它的结构形态的变化，也深受传统文化观念的熏陶和影响。古朴、儒雅、简约的风格，也充分体现在二胡的造型之中。二胡颀长的琴身，宛如婷婷玉立的少女；琴头雕龙刻凤的工艺，银丝镶嵌的诗句，尽显儒风典雅；六角的琴筒，暗寓6合之神韵，八角琴筒则意寓八方振荡。蟒皮的自然天成的鳞格花纹，生动鲜活。二胡的造型美观大方，简约轻便，便于携带和操作。丝、竹、木、皮等原材料的组合，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目前，现代的制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工艺先进，选料考究，制作精美，其民族文化的附加值大为提升，因而增强了乐器的观赏性。当前，制作精良的二胡已不单单是一件演奏的乐器，而且也是一件富有民族风格的工艺品，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有报道说某国家领导人将二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足见中国二胡的魅力。
     2、最具人性化的设计。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人性与天性的合一。在制作乐器的观念上，也延续了这种文化的内涵，讲求人琴合一。在音色和演奏技巧方面，讲求心灵、意境与琴的灵性的融合相通；在二胡的结构方面，也充分考虑到乐器与人性的统一、乐器造型与人的动作习惯的和谐一致。这就是乐器的操作符合人的行为科学的观念。二胡的结构造型适合坐姿，上身自然挺立，两腿平放，四平八稳，放松自然，舒适宜人。琴筒靠近左下腹与腿根的弯处，二胡上轻下重的结构，放在这里，其重心更加稳定适宜。由于琴身靠近左侧，与左手的持琴位置非常协调。左手自然弯曲，以虎口轻握琴杆，使臂、肘、腕、指都处于放松的状态，即使长时间演奏也不觉劳累。换把时利用手臂的重力与手腕的配合，上下移动灵活自如。这种自然持琴的姿态，比起小提琴持琴那种窝肩、扭颈、反肘、翻腕的别扭姿势，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再看右手的持弓，手心向上，自然弯曲，轻握弓根部，右臂可以放开平伸回曲，有很大的伸展空间。演奏起来舒展大方，轻松灵活，不感到疲劳。在演奏中，左右手呈上下、左右的运动态势，分合有序，配合默契。
     二胡结构的人性化设计，充分体现了人与琴之间的和谐统一，充分考虑到乐器的造型与操作方式，能最大限度的适应人的生理和行为习惯。可见以人为本的现代观念，很早就已经体现在二胡的结构设计之中了，这不由得使我们对祖先们在创造发明二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与智慧肃然起敬。
     3、最近人声化的音色。中国的传统乐器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注重与人声的和谐一致。使音色的形成方面，既遵循乐音自然天成的法则，又追求与人声的统一。古人对人声音色极为为看重，很早就形成了以人声为贵的思想观念。刘承华先生在《中西乐器的音色特征及其文化内涵》一文中谈到：“中国音乐有着一个以人声为贵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先秦时便基本确立。《礼记·郊特牲》曰：“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这个现象直到唐代都未发生根本变化。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说：“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诸乐之上。” 因此“中国乐器演奏中的最高旨趣，亦在如何充分发挥乐器的人声韵味，来加强乐器的表现力与感染力。甚至连乐器自身的发展似乎也是受着“近人声”这一意识支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