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怆”的谱子的开始处只记着Grave——重板，音乐中更多的是英雄气概而非“悲怆”。在听到肯普夫、施纳贝尔、巴克豪斯、巴伦博伊姆等人演奏的这首乐曲录音时，许多人都会提出疑问：这首气势磅礴的奏鸣曲何以会有一个与其音乐精神并不很符合的名字？ 原来，这个形容词是贝多芬自己写上去的。在这首作于1798—1799年间的标号为op.13的钢琴奏鸣曲初版扉页上，贝多芬写着“Grande Sonata Pathetique”（悲怆大奏鸣曲）。在他的32部钢琴奏鸣曲中，只有这一部和op.81a“告别”是由作曲家自己加上标题的。二十八、九岁的贝多芬，正值青春年华，事业蒸蒸曰上，为什么要写上这么一个标题呢？罗曼·罗兰在他著名的《贝多芬传》中回答了我的疑问：“……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的身上之后就永远不再退隐。1796年至1800年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1801年，贝多芬在给韦该勒的信上写道：“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悲怆”奏鸣曲本身和这封信，揭示出了贝多芬的英雄性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题目“悲怆”，隐藏着生命的磨难，流露出内心的痛苦。但音乐的本体，更多的是对不幸遭遇的“隐忍”，对命运的“挑战”和抗争，对现实的超越和升华，对理想的执着和坚定。
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可以说是完美的音乐典范——它是日记式的生活状态的反映，而贝多芬在他的音乐声中告诉我们，他已超越了现实，摆脱了尘世的困苦，在精神上他是胜利者。 有人曾将这首奏鸣曲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比较，指出在这两部作品中，存在着共同的“青春的哀伤感”。 可能人们是从这个标题出发，将它和当时德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相对应而作出这种结论的。确实，在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在莫扎特的g小调第40交响曲中，都弥漫着类似的情绪。但贝多芬毕竟有其独特的个性，实际上，他的作品中弥漫着的是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同时也弥漫着一种对无限、对理想的渴望。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肉体上和生活中的种种痛苦、恐惧、忍让、敬畏，他感悟到了生命的升华。正如E·T·A·霍夫曼所说：“人的心在尘世之物中感悟超尘世之物。”
贝多芬在他的生活中感觉到了悲怆，感悟到了生命中自我的力量，他将这些写进了这部奏鸣曲，用音乐把我们带出生命的躯壳，导向那无垠的精神疆域，向我们的灵魂中灌注了英雄的理想和人格。 “我的王国是在天空。” “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酒神上至高的热狂 “我们这些精神上无限而生命有限的人，就是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几乎可以这样说：最优秀的人物通过痛苦才能得到欢乐。” 贝多芬在自己的痛苦中培育出精纯美丽的花朵，献给世人，解救世人，造福世人，他是人类的英雄，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