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讲，在潮筝中，“轻六”调表现的情趣比较明快；“重六”调比较深情庄重；“活五”调具有六声音阶的特色，表现比较悲侧缠绵；“反线”调表现则为轻松活泼。 此外，还有一种“轻三重六”调，它类似“反线”，所以，潮州乐人中，亦有把它归到“反线”这一类的。在民间，用筝等拨弦乐器

　　来演奏古乐“诗谱”称为弦诗乐。《柳青娘》是弦诗乐中最为流行的一首乐曲，它虽不属大套曲，但它包括“轻六”、“重六”、“活五”和“轻三重六”四种调，曲调又优美，极具潮乐的特色，在潮乐中称之为“弦诗母”，意即乐曲之母，在学习潮筝时，《柳青娘>>是必不可少的曲目。

　　在潮筝中，《寒鸦戏水》是众所推崇的一首优秀曲目，流传甚广。但遗憾的是，或许是由于谐音讹传，或许是由于雅兴所致，有些人将曲名易名为《寒鸭戏水》，或日《水上鸥盟》。不过，从潮州乐人沿袭下来一惯所称，或是从潮阳地区所保留下来的《筝诗原本》及《二四谱》等古谱来看，均称为《寒鸦戏水》，而非《寒鸭戏水》，为完整的保留和继承传统音乐文化起见，当以原称为妥。此外，像《月儿高》，《锦上添花》等也都是潮筝中常用的曲目。

　　在广东，筝乐还有一个著名的流派；即客家筝，或曰汉调筝。

　　南宋时期，中原河南、湖北一带的百姓，为避元兵的掳掠而南下到粤东和闽西等地，当地的百姓称他们为“客家”，客家不仅带来了异乡的习俗，还带来了古老的中原音乐文化，带来了古朴的“中州古调”和“汉皋旧谱”，跟当地的音乐、语言、习俗相结合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当地人称之为客家音乐，或外江弦、儒家乐，多在广东大埔、梅县和汕头一带流行。二十年代，汕头报社的钱热储先生提议将“外江戏”改名为“汉剧”，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外江弦、儒家乐等称谓也相应易名为“汉调”或“汉乐”。汉调有锣鼓吹，和弦索、中军班这样合奏和吹打的形式，也有只用筝、琵琶和椰胡三件头来演奏的清乐，客家筝曲亦由此而来。

　　客家是在上述的背景下产生的．那么，客家音乐自然反映出当时的一点社会生活，据传《崖上哀》一曲就是哀悼陆秀夫负帝于崖上沉海报国的事迹的。

　　客家筝曲很重视乐曲的“板数”并且常用板数来分类，一般把有六十八板的乐曲称大调，这是和河南的板头曲一致的，当然从音韵上来讲，则不像河南筝那样高亢激昂，而是以古朴优美、典雅大方见长，在客家筝曲中，〈出水莲〉可以说是这一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之一。比较短小的曲子称小调，而二、三十板至八、九十板的则称为串调。串调板无定数，具有戏曲音乐的特点，这一部分很可能就是由汉皋旧谱而来。

　　客家筝和潮州筝长期在一个地区共处。自然会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它们有不少曲目都是相同的，所用筝的形制也一样，至于不同之处，家筝用的是工尺谱；潮州筝用的是二四谱；演奏时，客家筝多用中指，潮州筝则相对多用食指，而且，前者滑音的音程和起伏多大于后者，使筝声余音缭绕，悠扬深长，更显古朴典雅．在风格上．这也是和流丽柔美的潮州筝不同之处。

　　流行于浙江、江苏一带的浙江筝，又称杭筝、武林筝，据传在东晋时筝已传入建康(南京)了，至唐，则更多见诸于诗词文字。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一位出色的音乐评论家，他在杭州和苏州当刺史时就写过多首听筝的诗，在〈听崔七妓人筝〉一诗中写道“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宋的苏东坡，不仅诗文闻名于世，而且是个出色的民间音乐家，琴筝高手，他被贬失意时。就曾在江苏镇江甘露寺北的多景楼上弹筝，以抒情怀，并写下《甘露寺弹筝》诗一首，其中写道：“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在杭州游西湖时，见一女子在船上“鼓筝，年才二十余”，遂写下词一首，有道“忽闻江上弄衰筝。苦含情，遣谁听。”在宋的宫廷教坊，拥有不少的乐工，按乐器分类，把他们分成十三色（部），其中一部就是筝，这在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笔记小说中都可以见到记载，并且记录了筝色部头的人名及著名的筝手，甚至还有演奏的曲目。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筝乐的发展应该有不低的水平。

　　从近代的一些资料来看，杭筝和过去流行的一种说唱音乐“杭州滩簧”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杭州滩簧有慢板、快板和烈板三种基本唱腔，筝作为伴奏乐器在其中加花伴奏，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四点”演奏手法，从技巧的角度来看，在其他流派的筝乐中也有所采用，但不像浙江筝用得突出，明显的形成了一种演奏上的特点，并有了专称。“四点”手法在浙江筝中的运用经常给人

　　以活泼明快的感觉，在现代创作的一些筝曲中，也常采用这一手法。

　　浙江筝和江南丝竹音乐的曲目有许多是相同的。江南丝竹明朗、细腻、绮丽、幽雅，最近几十年来，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已有不少都市化的发展，而浙江筝曲中，像《云庆》、《四合如意》等则比较多的保留了江南丝竹音乐早期的形态，有清香的泥土气息，“四点”手法的运用也不少，它以明朗的音色和轻快的节奏，速写了一幅幅江南水乡的民俗画。

　　浙江筝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些优秀的传统古曲，古谱《弦索十三套》所记录的乐曲，如〈月儿高》、《将军令》、《海青拿天鹅》等等，“凡十三套，无一不能”。这些乐曲所表现的题材范围比较广，演奏手法和技巧也比较丰富，像双手抓筝的技巧，不少人都认为是五十年代才有的，其实不然，浙江筝名家王巽之先生和前辈蒋荫桩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手法；甚至早在1814年荣斋所编的《弦索十三套》中，已记录了双手抓筝的手法。 为此，笔者曾专程拜访了译订这本乐谱的著名的国乐研究家曹安和女士，她再次肯定，她的译订是完全尊重原谱的。此外，在1935年， 杭州国乐研究社曾经用铅印刊出《将军令》的古筝分谱， 在谱后的说明中， 就谈到简

　　易的双手抓筝的手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双手抓筝的手法决非始于五十年代，从现有资料看，最迟也不会超过1814年。当然，此后有了更多、更为丰富的发展，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浙江筝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摇指”的运用，它是以大指作细密的摇动来演奏，其效果极似弓弦乐器长弓的演奏。严格来说，这是在其他流派的传统筝曲中所没有的，因为在其他流派所称的“摇指”或“轮指”实际上都是以大指作比较快速的“托”、“劈”，而浙江筝的“摇指”则显示了它自身的特点而有别于其他流派。我们可以明显地从《将军令》和《月儿高》这两首浙江筝曲中看到，前者以“摇指”模拟了号角声声的长啸；后者则以“摇指”表现了连绵不断的歌声。

　　浙江筝和杭州滩簧、江南丝竹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在演奏风格上，一般节律都比较明快，流畅秀丽。同时，又由于浙江筝所表现的题材内容比较广，手法比较丰富，因而在风格表现上并未完全单一化。像《高山流水》一曲，各地流传很广，而最早流传于浙江一带，是浙江筝人在传授时的重要曲目。但在最近几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失去了原有的一些风貌。乐曲一开始采用了两个八度带按滑的“大撮”，是很特别的，这在浙江筝本身也极为少见。这首优秀的传统筝曲，是出自文人之手，还是来自民间，尚待考证。从旋法和运用的手法来看，《高山流水》一曲是首绘景写意的作品，音韵铿锵古朴。借景抒情，可以和俞伯牙与锺子期结为知音的故事相联系，但不能认为乐曲本身所描述的就是这一著名的音乐故事。浙江筝曲《高山流水》和古琴曲《高山流水》在曲调上毫无共同之处，只是同名异曲而已。在其他流派的筝曲中，如河南《南阳板头曲》有称之为《高山流水》的； 山东的《琴韵》、《风摆翠竹》、《夜静銮铃》、《书韵》四个小曲的联奏，有称《四段曲》、《四段锦》的，亦有称《高山流水》的。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我们对中国筝乐源流与风格的初探，而从其中不难发现有两点共同东西：其一，各个地区的筝乐无不是和本地区的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联系的，至少对本地区的人来讲，会有较强的音乐感染力，也正由于此，尽管筝这件乐器很古老，但它能以较强的生命力在较为广泛的地区持续的流传下来。其二，各个流派筝乐的形成与发展，又是和外界的影响与交流分不开的。 也正由于此，使筝乐的流派显得如此生动和丰富多采，秦地的榆林筝之所以还处于原始或半停滞的状态，原因之一，即是和外界接触太少；过于闭塞。当然，随着今天筝乐新的发展和交流的频繁，以及秦地筝人的努力，产生包含丰富音乐内容的、有真秦之声的秦筝流派，是完全可能的。

　　风格是民族艺术成熟的标志，中国筝乐有各个流派的风格，说明了中国筝乐的成熟与发展，但本文所述的仅仅是几个主要地区的筝乐流派，并未论及整个筝乐的风格和个人在演奏艺术上的风格，因为这将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美学问题，希望日后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使中国的筝乐能够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