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族乐器，源于秦而盛于唐；近几十年来，发展很快，流行之广，不逊唐时“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的盛况。

　　筝，又称为秦筝、古筝。称为秦筝，是因为它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秦国（今陕西地区）；称为古筝，就像七弦琴被称为古琴一样，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筝传到高丽、日本和越南以后，又演变成高丽的伽椰琴、日本的筝道和越南的十六弦琴，在音乐上各具特色。

　　《史记丠斯谏逐客书》有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汉书盐铁论》亦有记：“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这说明筝在当时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乐器了。

　　但是，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中国筝的发源地，即今之陕西地区，“真秦之声”的筝乐却几乎近于绝响。六十年代初，笔者曾赴陕西地区采风多时，耳闻目睹这个地区丰富多采的戏曲和民间音乐，在其他地区实为少见，正是“百戏杂陈”，大至秦腔、眉胡、线腔、碗碗腔，小至端公戏、陕北道情、说书，或西安鼓乐等，其间传统的惯用乐器均不为少，但唯独无筝或极少用筝；只有在榆林地区才用筝作为伴奏乐器，跟扬琴、琵琶，三弦一起在榆林小曲的伴奏中出现。民间的演奏者仅几位年长的银匠、木工等手艺人，一般都是采用大指和食指演奏，是比较原始的演奏方法。但可以把榆林小曲看作是秦筝的余绪。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秦筝东渐南移，跟当地的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汇，结果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流派和风格。传统的筝乐被分成南北两派，但仍可以作更进一步的较为细致的区分，诸如河南筝、山东筝、潮州筝、客家筝、浙江筝等。本文所介绍的只是汉民族筝乐的五个主要流派，并不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朝鲜族的伽倻琴和蒙古筝“雅托葛”。

　　从《史记》、《汉书》中所记载的文字来看，筝在秦汉两代已有相当普遍的发展。在东汉，汉光武帝建都洛阳，而北宋建都汴粱（即今之开封），都是在河南地区，而在这个地区早就流行着民间音乐“郑卫之音”，秦筝随着迁都流入河南，翻出了新声，如曹植有诗曰：“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他还写过：“笙声既设，筝瑟俱张”、“何以忘忧？弹筝酒歌”，从这些诗句里可见曹植对古筝艺术是很熟悉的，甚至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曹植是三国魏人，亦即今天的河南人，从他的咏筝诗中，或可稍窥河南筝的风貌。

　　河南筝，“奋逸响”，恰似河南人的性格和语言高亢粗犷，明朗谐趣。当然，这指的是一般风格。河南筝在演奏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和这一风格相当吻合的，就是右手从靠近琴码的地方开始，流动的弹奏到靠近岳山的地方，同时，左手作大幅度的揉颤，音乐表现很富有戏剧性，也很有效果，在河南筝中，把这一技巧称为“游摇”。

　　河南筝的曲目可以说是直接来自民间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河南曲子是历史悠久的民间说唱音乐，清以后衰落了，只有南阳地区还十分兴旺，所以又称之为南阳鼓子曲。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带有唱词的“牌子曲”和纯器乐的“板头曲”。筝在其中作为重要的伴奏乐器出现，同时，也脱离说唱而独立演奏。过去，艺人相见，就经常首先演奏一首板头曲以会知音，并易名为《高山流水》，这或许是抚今追昔，跟钟子期与俞伯牙结为知音的故事相联系吧！今天所保存下来的许多河南筝的传统曲目中，大量的就是这种板头曲，人们常称之为“中州古调”或“中州古曲”，如《哭周瑜》、《叹颜回》和《苏武思乡》等都是。在河南曲子中，一些短小的曲牌在流传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有角色分工，可以上台表演的形式“小调由子”，今天它已成为一个很著名的剧种“河南曲剧”。小调曲子原来比较筒单，但后来，旋律发展了；筝在伴奏中地位重要，在演奏上也逐渐具备了它的个性，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它在音乐上独有的美，给人以吸引力。

　　谈河南，人们很容易想到山东，因为这两个地区相邻，从语言到习俗有许多相近的地方。山东筝也有很长时间的历史，如《战国策倠嚟》有记：“临淄其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击筑、弹筝”，所以不少人称山东筝为齐筝。它的流传主要在包括郓城和鄄城在内的荷泽地区，这个地区的民间音乐甚为流行，被人们誉为“筝琴之乡”，出过不少民间说唱和戏曲，民间器乐的演奏人才，美誉一直保留至今。在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中，有关忠义堂上菊花会的描写，其中写道：“……且说，忠义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头把盏。……马麟品筲，乐和唱曲燕青弹筝，各取其乐。”这一段文字的描写可以说是小说家的创作，但“品筲”、“唱曲”、“弹筝”这些名词的出现，恐怕不会不和当时社会的民间生活毫无联系的。而且书中所描写的首领宋江也正是郓城人，其中所唱之曲亦有很大可能即为今天的山东琴书。而今天所保留下来的许多山东筝曲就是出自山东琴书，其中一部分是作为琴书的前奏出现的琴曲，跟河南板头曲相似，有六十八板“大板曲”，像《汉宫秋月》、《鸿雁捎书》等都是；另外，也有由山东琴书的唱腔和曲牌演变而来的，如《凤翔歌》、《叠断桥》就是。

　　筝在山东盛行一时，我们还可以在《金瓶梅词话》中找到证据，书中有很多地方都写到用琵琶、弦子和筝等乐器来为唱曲伴奏。直到清时，蒲松龄在他的文学名著《聊斋》中，也多处有弹筝的描写，以《宦娘》一篇为甚。蒲松龄虽为蒙族人，但定居山东，他对筝的描述，决非牵强附会。

　　此外，在鲁西的聊城地区临清一带，民间也很流行筝的演奏，近代也出现过知名的筝演奏家。

　　山东筝过去多用的是十五弦，外边低音部分用的是七根老弦，里边是八根子弦，俗称“七老八少”。演奏时，大指使用频繁，刚健有力。即令是“花指”，也是以大指连“托”演奏的下花指为多；而左手的吟揉按滑则刚柔并蓄；铿锵，深沉。一如山东人的个性耿直、朴实，通过语言和音乐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

　　在广东，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乐种——潮州音乐，随着潮汕人的足迹，潮州筝和潮州音乐的流传范围相当广，由中国内地以至海外许多地区，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一富有南国情调和色彩的音乐。要追溯它的渊源，一层一层，甚至可以延伸到很遥远的年代。

　　1956年，中国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访日，曾将在明代嘉靖年间重刊的《荔镜记》刻印本复制品带回中国，其中可以看到有多处标明为潮调曲牌名，从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的一般发展关系来看，潮州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当在比此更早的年代。如此，亦不妨将此一年代推论至唐。唐玄宗开元年间，推崇佛教，在各大州府兴建寺庙，潮州的“开元寺”亦在此期间建成，从寺庙乐曲、佛曲和潮乐的许多乐曲的关系来看，说潮乐形成于唐还是有相当根据的。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十大套来看，也多为唐代的大曲和宋元的套曲。唐宪宗年间，喜好音乐的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他很有可能将唐代的音乐文化带到岭南地区。潮州人为缅怀韩愈，将梅江和大靖溪易名为韩江，而潮州音乐亦有称之为韩江丝竹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作大胆的假设，即在秦时，“真秦之声”的秦筝就已流入岭南地区。因为秦在岭南曾屯兵数十万，并设南海郡；而且，我们把现时的秦腔、眉胡等陕西地区的戏曲、民间音乐和潮州音乐在调式及四级、七级音等方面作一比较的话，则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居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恐怕不会是偶然的。潮乐的古老历史和丰富多采的音乐形式，引起不少民族音乐学者的重视和兴趣，有些学者指出，潮乐所用的古老乐谱“二四谱”实际上就是由筝谱而来，如是，亦可见筝在潮乐中的特殊地位。而实际上，筝也从其他潮乐乐器中脱颖而出，同时以精彩的独奏形式出现在乐坛上，成为独树一帜的潮筝。

　　潮筝和潮乐一样，都有“重六”、“轻六”等好几个调的叫法，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弹筝时通过左手按音的变化，以达到几种音阶和调式的组合形式，而且音律也不同于十二平均律和其他地方的民间音乐，所以可以说，潮州音乐是中国民间音乐中一束古老而又奇异的花朵。筝能自成一格而有别于其他乐器，至为重要的就是左手按滑音的变化，即所谓以韵补声，舍此，则很难言筝乐的流派和发展。在潮筝中，这一手法的运用可以说是到了十分绝妙的地步。

　　潮汕语言比较平和，潮筝音程的跳动也不大，比较文静委婉，按滑的起伏变化则细腻微妙，主要是起润饰作用，但是，右手弹弦后，左手多数必以吟揉按滑来加以润饰，也就是潮州乐人所说的“弹按尾随”的手法。这一手法的运用，加上“勒弦”加花的频密使用，形成潮筝流畅华丽而又旖旎迷人的风韵。

　　一般的讲，在潮筝中，“轻六”调表现的情趣比较明快；“重六”调比较深情庄重；“活五”调具有六声音阶的特色，表现比较悱恻缠绵；“反线”调表现则为轻松活泼。此外，还有一种“轻三重六”调，它类似“反线”，所以，潮州乐人中，亦有把它归到“反线”这一类的。在民间，用筝等拨弦乐器来演奏古乐“诗谱”称为弦诗乐。《柳青娘》是弦诗乐中最为流行的一首乐曲，它虽不属大套曲，但它包括“轻六”、“重六”、“活五”和“轻三重六”四种调，曲调又优美，极具潮乐的特色，在潮乐中称之为“弦诗母”，意即乐曲之母，在学习潮筝时，《柳青娘》是必不可少的曲目。

　　在潮筝中，《寒鸦戏水》是众所推崇的一首优秀曲目，流传甚广。但遗憾的是，或许是由于谐音讹传，或许是由于雅兴所致，有些人将曲名易名为《寒鸭戏水》，或曰《水上鸥盟》。不过，从潮州乐人沿袭下来一惯所称，或是从潮阳地区所保留下来的《筝诗原本》及《二四谱》等古谱来看，均称为《寒鸦戏水》，而非《寒鸭戏水》，为完整地保留和继承传统音乐文化起见，当以原称为妥。此外，像《月儿高》，《锦上添花》等也都是潮筝中常用的曲目。

　　在广东，筝乐还有一个著名的流派：即客家筝，或曰汉调筝。

　　南宋时期，中原河南、湖北一带的百姓，为避元兵的掳掠而南下到粤东和闽西等地，当地的百姓称他们为“客家”。客家不仅带来了异乡的习俗，还带来了古老的中原音乐文化，带来了古朴的“中州古调”和“汉皋旧谱”，跟当地的音乐、语言、习俗相结合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当地人称之为客家音乐，或外江弦、儒家乐，多在广东大埔、梅县和汕头一带流行。二十年代，汕头报社的钱热储先生提议将“外江戏”改名为“汉剧”，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外江弦、儒家乐等称谓也相应易名为“汉调”或“汉乐”。汉调有锣鼓吹、和弦索、中军班这样合奏和吹打的形式，也有只用筝、琵琶和椰胡三件头来演奏的清乐，客家筝曲亦由此而来。

　　客家是在上述的背景下产生的。那么，客家音乐自然反映出当时的一点社会生活，据传《崖上哀》一曲就是哀悼陆秀夫负帝于崖上沉海报国的事迹的。

　　客家筝曲很重视乐曲的“板数”并且常用板数来分类，一般把有六十八板的乐曲称大调，这是和河南的板头曲一致的，当然从音韵上来讲，则不像河南筝那样高亢激昂，而是以古朴优美、典雅大方见长，在客家筝曲中，《出水莲》可以说是这一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之一。比较短小的曲子称小调，而二、三十板至八、九十板的则称为串调。串调板无定数，具有戏曲音乐的特点，这一部分很可能就是由汉皋旧谱而来。

　　客家筝和潮州筝长期在一个地区共处，自然会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它们有不少曲目都是相同的，所用筝的形制也一样。至于不同之处，客家筝用的是工尺谱，潮州筝用的是二四谱；演奏时，客家筝多用中指，潮州筝则相对多用食指；而且，前者滑音的音程和起伏多大于后者，使筝声余音缭绕，悠扬深长，更显古朴典雅。在风格上。这也是和流丽柔美的潮州筝不同之处。

　　流行于浙江、江苏一带的浙江筝，又称杭筝、武林筝，据传在东晋时筝已传入建康（南京）了，至唐，则更多见诸于诗词文字。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一位出色的音乐评论家，他在杭州和苏州当刺史时就写过多首听筝的诗，在《听崔七妓人筝》一诗中写道“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北宋的苏东坡，不仅诗文闻名于世，而且是个出色的民间音乐家，琴筝高手。他被贬失意时，就曾在江苏镇江甘露寺北的多景楼上弹筝，以抒情怀，并写下《甘露寺弹筝》诗一首，其中写道：“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在杭州游西湖时，见一女子在船上“鼓筝，年才二十余”，遂写下词一首，有道“忽闻江上弄衰筝。苦含情，遣谁听。”在宋的宫廷教坊，拥有不少的乐工，按乐器分类，把他们分成十三色（部），其中一部就是筝，这在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笔记小说中都可以见到记载，并且记录了筝色部头的人名及著名的筝手，甚至还有演奏的曲目。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筝乐的发展应该有不低的水平。

　　从近代的一些资料来看，杭筝和过去流行的一种说唱音乐“杭州滩簧”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杭州滩簧有慢板、快板和烈板三种基本唱腔，筝作为伴奏乐器在其中加花伴奏，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四点”演奏手法，从技巧的角度来看，在其他流派的筝乐中也有所采用，但不像浙江筝用得突出，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演奏上的特点，并有了专称。“四点”手法在浙江筝中的运用经常给人以活泼明快的感觉，在现代创作的一些筝曲中，也常采用这一手法。

　　浙江筝和江南丝竹音乐的曲目有许多是相同的。江南丝竹明朗、细腻、绮丽、幽雅，最近几十年来，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已有不少都市化的发展。而浙江筝曲中，像《云庆》、《四合如意》等则比较多的保留了江南丝竹音乐早期的形态，有清香的泥土气息，“四点”手法的运用也不少，它以明朗的音色和轻快的节奏，速写了一幅幅江南水乡的民俗画。

　　浙江筝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些优秀的传统古曲，古谱《弦索十三套》所记录的乐曲，如《月儿高》、《将军令》、《海青拿天鹅》等等，“凡十三套，无一不能”。这些乐曲所表现的题材范围比较广，演奏手法和技巧也比较丰富，像双手抓筝的技巧，不少人都认为是五十年代才有的，其实不然，浙江筝名家王巽之先生和前辈蒋荫桩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手法；甚至早在1814年荣斋所编的《弦索十三套》中，已记录了双手抓筝的手法。为此，笔者曾专程拜访了译订这本乐谱的著名的国乐研究家曹安和女士，她再次肯定，她的译订是完全尊重原谱的。此外，在1935年，杭州国乐研究社曾经用铅印刊出《将军令》的古筝分谱，在谱后的说明中，就谈到简易的双手抓筝的手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双手抓筝的手法决非始于五十年代，从现有资料看，最迟也不会超过1814年。当然，此后有了更多、更为丰富的发展，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浙江筝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摇指”的运用，它是以大指作细密的摇动来演奏，其效果极似弓弦乐器长弓的演奏。严格来说，这是在其他流派的传统筝曲中所没有的，因为在其他流派所称的“摇指”或“轮指”实际上都是以大指作比较快速的“托”、“劈”，而浙江筝的“摇指”则显示了它自身的特点而有别于其他流派。我们可以明显地从《将军令》和《月儿高》这两首浙江筝曲中看到，前者以“摇指”模拟了号角声声的长啸；后者则以“摇指”表现了连绵不断的歌声。

　　浙江筝和杭州滩簧、江南丝竹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在演奏风格上，一般节律都比较明快，流畅秀丽。同时，又由于浙江筝所表现的题材内容比较广，手法比较丰富，因而在风格表现上并未完全单一化。像《高山流水》一曲，各地流传很广，而最早流传于浙江一带，是浙江筝人在传授时的重要曲目。但在最近几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失去了原有的一些风貌。乐曲一开始采用了两个八度带按滑的“大撮”，是很特别的，这在浙江筝本身也极为少见。这首优秀的传统筝曲，是出自文人之手，还是来自民间，尚待考证。从旋法和运用的手法来看，《高山流水》一曲是首绘景写意的作品，音韵铿锵古朴，借景抒情，可以和俞伯牙与钟子期结为知音的故事相联系，但不能认为乐曲本身所描述的就是这一著名的音乐故事。浙江筝曲《高山流水》和古琴曲《高山流水》在曲调上毫无共同之处，只是同名异曲而已。在其他流派的筝曲中，如河南《南阳板头曲》有称之为《高山流水》的；山东的《琴韵》、《风摆翠竹》、《夜静銮铃》、《书韵》四个小曲的联奏，有称《四段曲》、《四段锦》的，亦有称《高山流水》的。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我们对中国筝乐源流与风格的初探，而从其中不难发现有两点共同东西：其一，各个地区的筝乐无不是和本地区的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联系的，至少对本地区的人来讲，会有较强的音乐感染力。也正由于此，尽管筝这件乐器很古老，但它能以较强的生命力在较为广泛的地区持续地流传下来。其二，各个流派筝乐的形成与发展，又是和外界的影响与交流分不开的。也正由于此，使筝乐的流派显得如此生动和丰富多采，秦地的榆林筝之所以还处于原始或半停滞的状态，原因之一，即是和外界接触太少，过于闭塞。当然，随着今天筝乐新的发展和交流的频繁，以及秦地筝人的努力，产生包含丰富音乐内容的、有真秦之声的秦筝流派，是完全可能的。

　　风格是民族艺术成熟的标志，中国筝乐有各个流派的风格，说明了中国筝乐的成熟与发展，但本文所述的仅仅是几个主要地区的筝乐流派，并未论及整个筝乐的风格和个人在演奏艺术上的风格，因为这将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美学问题，希望日后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使中国的筝乐能够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