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盛 秧
    关键词：古筝流派  浙地筝  武林筝  浙派筝。
    已故的的古筝大师曹正，曾用毛泽东的诗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来形容中国古筝流派纷呈、繁花似锦的局面。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筝这一深受历代人民群众欢迎的乐器，发展历史悠久和流传的地域辽阔而形成的。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人口众多，方言语音变化复杂，不同地域的人的生活习俗和审美趣味不一，往往同一门艺术，流传开来以后，会发生千差万别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艺术个性和风格。
    著名的音乐学家陈应时先生认为：
    “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音乐表演艺术和其它艺术品种一样，很早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
    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音初》篇，在描述我国原始音乐最早形成时就有所谓“东音”、“西音”、“北音”、“秦音”之说。虽然这只是一种史前音乐的传说，但从有据可考的历史来看，在不同方位或地域产生的音乐艺术，形成不同的品种、风格、色彩和流派，乃是不争的事实。”
    “同属于中国传统乐器的古筝也不例外，出现了已被大家所公认的所谓五大筝派，即山东筝派、河南筝派、潮州筝派、客家筝派和浙江筝派。作为音乐表演艺术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流派，乃是传统音乐宝贵的遗产，值得总结和推广。”[1]
    对浙江筝派的介绍，见之于当前民族器乐书籍，一般都称为“武林筝” 或“杭筝”。这主要着眼于传统、地域，如袁静芳《民族器乐》中：“武林筝流行于江浙地区（武林是杭州古称）”[2]。而对浙地筝和浙江筝派源流的探讨，却见之不多，往往说及其渊源大都含混其辞，或不甚了了。这对一个有全国影响的筝艺流派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作为浙派筝的后学和从事古筝专业教学的教师，以我所知所见，对此作一个初步的探讨，谈谈个人的看法。
    浙地筝的源头在哪里？
    这要从一件出土文物说起。
    这件文物叫“伎乐铜屋”，它现在摆放在浙江省博物馆主楼二楼展厅，展出的标签标明是：“春秋  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
    1982年3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坡塘狮子山西麓，清理了一座先秦墓葬，编号为绍M306，出土了千余件随葬器物中,有玉耳金舟、鎏金镶玉扣饰、四角跪人像铜插座，及本文附图一中的铜质房屋模型。
    根据当时参加考古清理工作的牟永抗先生言，绍兴306号墓是有阶梯墓道、带壁龛的墓葬，这一铜质房屋模型，出土时南向置于壁龛之内[3]。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房屋模型没有门，只有两根明柱，正面也没有墙，左右两壁透空，后壁中央开有小窗。屋顶作四坡攒尖式，上立一八角形图腾柱，柱顶塑一大尾鸠，柱身内空，不与屋顶相通。屋下有四阶。屋顶、后壁及四阶均饰勾连回纹，八角形柱饰S形勾连云纹。
    考古专家们认为，306号墓的椁室已概括了主人的前堂后寝,,这座置于壁龛中的房屋模型,应是位于宅第以外的一处特定用途的建筑缩影。哪这是一处什么样的建筑呢？
    附图一:


    从正面透过两根明柱，可以清晰看到室内有六个跽坐于地的小铜人，其中的二人，双手置于小腹上，明显是歌伎，两歌者露乳突，束发于顶；另四人均为奏乐者，应是乐师。四乐师无乳突，挽发于后脑，似有性别之异。一人击鼓，一人吹笙，另两人各在在演奏两件弦乐。击鼓者侧向位于前，与《周礼》将鼓师列为诸乐师之首相合（至今戏曲剧团的鼓板师傅，依然是乐队的指挥，也坐在乐队的前列）歌伎与乐师皆面朝南，说明受礼者不在室内。室内六人头部均未着冠，发式清楚，没有铸出衣着痕，身后臀沟明显，似为裸体。
    牟永抗先生认为：这一场面不象“宴饮”或射礼，似宜释作祭礼。在隆重的祭祀活动中不着衣冠，与中原的风俗相悖，这些不合周礼的表现，或与越人“好鬼神”习俗有关，以至很可能是图腾崇拜的一个场面[4]。
    关键是在这祭祀活动中除鼓和笙之外的另两件弦乐器，其中之一颇似后世的筝。这件乐器虽是模型，但形状确似筝，演秦者将此器的头部置于腿上，尾部垂于地面，一手弹拨、一手按弦，弦数不明。
    这件乐器到底是不是古代的筝？我不敢断然下结论，但因此而引起了我的兴趣，找了相关的文章来看，才知道早已有人在关注此事。
    1993年东方古筝研究会首届年会的会刊（《古筝艺术》第2辑）上，刊登了项阳先生写于1992年的《考古发现与秦筝说》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了秦筝是一种流派，一种风格，而非古筝的惟一源头①。
    在项阳先生所举的例证中，有1982年、也即离他著文的10年前，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的二件弦乐之一的拟为筝的考古发现。文中引述了我前面提到的牟永抗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1期《文物》杂志上的《绍兴306号墓刍议》一文，以及发表在《文物》同一期上的曹锦炎先生的《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相关问题》等文章。（这一期《文物》杂志上还有306号墓的发掘报告。）
    项阳先生说“此器的年代，现有两种解释：一为战国初期说，一为春秋前期说。倘依后说，则把此器的年代提到公元前8世纪之前。即使不然，按战国初期说，亦比史籍所载的秦筝要早；起码二者呈并行状态。”[5]
    关于绍兴306号墓出土的铜房屋模型，亦即“伎乐铜屋”的年代，事实上，曹锦炎先生在《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相关问题》一文中已有结论，他通过对此墓出土的徐器铭文的论证后，认定铜房屋模型中的乐俑发髻应是本地发式（亦即是古越族的发式）“因此，我们认为这批铜器是春秋前期，越国建国以前，徐人势力进入浙江之后在当地制造的。”[6]（徐国本是淮水流域的一个大国，史书上称之为“徐戎”，其故地在今江苏省泗水一带。由于周人的压迫，徐人逐渐南移。郭沫若曾推测：“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者。” 浙江境内出土徐器，证实了郭老的推测。）
    浙江博物馆展出的“伎乐铜屋”的标签上明确写为“春秋”。
    项阳先生写《考古发现与秦筝说》的1992年，距离考古发现已过去10年多时间；1982年3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坡塘狮子山西麓，清理编号为绍M306先秦墓葬，距今已事隔整整20余年。标明“春秋”，这应该是经过反复考证后得出的结果。那么，可以肯定此器为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乐器。
    在中国的南方、在东南沿海，发现早于西北的秦声西音的古代的筝，如果是独一无二，也可能是一种偶然，我们确实还无法断定“伎乐铜屋”里的那件弦乐器，到底是不是古代的筝。但情况并非出于偶然，早于项阳先生写《考古发现与秦筝说》的前5年，黄成元先生根据与浙江邻近的江西省的考古发现，在《中国音乐》1987年第3期上发表了《公元前500年的古筝——贵溪崖墓出土乐器考》一文，详细介绍了1979年，江西贵溪县仙水岩墓群的M2、M3墓中发掘出的两件乐器。这两件乐器，发掘报告称之为“琴”或“十三弦木琴”。
    附图二：

    据黄成元文中所言：
    M2墓中的一件，保存较好(附图二)，长166公分，宽17．5公分。琴首向上翘起。在琴首起弯处凸起一道横梁，在横梁外侧有两行孔眼。行距3公分，前行七孔，后行六孔，孔距相错。孔径2公分。在琴尾处也有凸起的孤形横梁，在尾部横梁外侧有一排十三眼孔。在两边侧板上沿口内侧有0．5公分的嵌口，嵌口底面与首尾两个横梁的肩平，加盖板后，就形成一个长方形的音箱，内长134公分，宽11-12公分。[7]
    M3墓中的一件，琴尾断残，残长174公分，其形制与M2墓 中的一件完全相同。此琴身的中部有一孤形缺口，口长34公分，深进6公分 ，口沿平滑，不像断痕。[8]
    这两件乐器可以认定为十三弦乐器。那么这两件乐器，是琴类？还是瑟类？抑或是十三弦的筑？黄成元认为贵溪十三弦乐器，在型制结构上，在弦数上，施弦方法上，都与琴毫无共同之处。对此，他一、一作了对比和考证，认定：不是琴，也不是瑟，又不是筑[9]。
    那么，是不是筝呢？照一贯的看法，随唐以后才有十三弦筝（《旧唐书·音乐志》云：“杂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皆十有三弦。”）；琴是七弦、瑟是二十五弦，筑为五弦，也有十三弦，但型制与这两件十三弦乐器完全不同，而与秦以后的瑟形筝相似，但也有不同，如琴首上翘，像木排或竹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