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艺伎是属教坊管理，而南宋时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管理。管理上稍有不同，但基本上还是按照北宋体例，“选取乐工弟子------准旧制”（《宋史·乐志》）筝乐在十三部中还是不可缺的。

    南宋亡后，不少乐工、筝伎流落民间，这对浙地筝的流传和筝艺的传播，应当说起了作用的。但是从史的角度看，真正形成浙江筝的地域特色和流派，应是明、清以后。而与近代的武林筝有直接关系的是杭州摊簧、杭帮丝竹。

    各地筝派形成与流传地的戏曲音乐、民间音乐的关系密切。浙派筝也不例外，它的形成与浙江的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有直接的关系。

    浙江温州，是显示中国戏曲成熟的“南戏”发祥地，浙江一度成为中国戏剧活动的中心地。其后的元杂剧以及清代中叶以场上艺术取胜的“乱弹”戏剧崛起（以京剧为其大成），我国戏剧活动的中心向北转移，但浙江仍有“乱弹之乡”之称,民间戏剧活动依然十分活跃。特别是清末民初的江南的“摊簧”的兴起，浙江又成了其主要发源地和活动中心。

    摊簧有两种：一种原属坐唱戏曲，有“南词”之称，为南词摊簧；一种原系民间唱说新闻，为说唱摊簧。南词摊簧、唱说摊簧以及越剧，都是浙江近百年上下、从坐唱或走唱作扮演，演化成戏剧的。因为形成戏剧年代短，在各个方面、包括音乐方面受其前的高腔、昆曲、乱弹的影响很大。[11]

    南词摊簧的坐唱戏曲流布浙江全省，原有：湖州琴书、杭州摊簧、兰溪摊簧、浦江摊簧、衢州摊簧、台州词调、温州词调等。

    杭摊，又名安康，为何叫安康，说法不一，据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杭城报纸曾为此发起过讨论，但结果依然莫衷一是。杭摊是清乾隆年间，在当时风行南北的说唱曲艺影响下，由盛行于杭州的南词说唱衍变而成。早期采用昆曲剧目，曲调既用南词的一些唱腔，又采用昆曲曲牌和当时流行的一些明清俗曲。其移植昆曲曲目的称前摊；演唱民歌小调称后摊。

    杭摊坐唱演出只用两张八仙桌，分五人档、七人档、九人档、十一人档。乐器分配五人班是：“生”拉胡琴，“旦”拨琵琶，“净”弹三弦，“末”敲鼓，“丑”打板。七人班加筝，笙。九人班再加箫，笛。十一人班再加洋（扬）琴、管。

    一般，唱正书的坐外边，唱配角的坐里边，五档以外的人不开口。坐唱演出五人档为多，但十一人档的乐器组合，在杭摊搬上舞台时，成为音乐伴奏基础。      

    从现有史料看，清咸丰、同治时即已有杭摊艺人300余人，并组织班社，称恒源集，清末民初改称安康正始社。杭摊艺人把入社的称为入道，社员叫道中人，社员组班演出称拢班；不入社的称玩（串）客，玩客组班演出的称为海班。

    杭摊得以迅速发展，与清代杭州老百姓的民情风俗有关。据杭摊的老艺人说，清一代乃至民国初年，杭州的富家每逢喜庆如婚嫁、婴儿弥月百日周岁，常在厅堂或天井上搭盖篾篷，邀唱堂会，以娱来宾，且有守花烛之习惯。因为杭摊的节目有雅有俗，唱腔婉转抒情，表演注重面部表情和手势，能迎合主宾的要求，所以受到欢迎。

    杭摊艺人或玩（串）客，在演唱前，都有先要“和音”，检查一下各自乐器的音准，活动一下手指，“和”在一起先演奏一些小段乐曲，如《八板》、《十三板》；继而为了候客、定场和演出中间调节气氛的需要，演奏数首乐曲，如《四合如意》、《三六》、《行街》等。这就是杭帮丝竹的由来。②

    杭帮丝竹，就是杭摊艺人和玩（串）客演奏的丝竹乐。

    周大风老师谈起江南丝竹乐时曾说，丝竹这个名词由来已久。顾名思义，凡用丝弦发声的乐器统称为丝；用竹制的吹奏乐器统称为竹。合起来称丝竹。晋代王羲之《兰亭序》中所说的“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宋书乐歌》所载“樽洒甘，丝竹清”即指此而言[12]。

    江南丝竹，就是包括杭帮丝竹在内的，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摊簧、清串班、清音班的民间丝竹音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也是在江南城镇、农村、渔乡、山岙普遍流行的一种轻快、明朗、绮丽、幽雅的民间管弦乐曲的统称。这是我们民族的轻音乐。

    据建国以后仍健在的杭摊老艺人邱如石言：杭摊艺人历来尊重弹筝者。当时弹筝能手有：夏福宝、马仁斋、陈望良、白少梅、张少庭、朱庆余、杨连福、王桂林、梦松、巴日斋、华介眉、黄云程等，他们和冯奎、陈其善、王玉亭等一起，被称为“杭帮丝竹大家”。

    邱如石本人，十六岁即随清末的杭州南词名家黄云程学习古筝，邱如石是一位颇有工力的古筝演奏家。还有一位吴汝全，在民国35年（1946）用简谱代替工尺谱记录古筝曲。邱如石还曾参加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杭州市的文艺汇演，上台表演古筝独奏。应当说，武林筝是杭摊、杭帮丝竹的一脉余绪。

    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武林筝只是杭摊、杭帮丝竹的一件伴奏或合奏的乐器，并没有作为一件独奏的乐器存在过。浙江的广大区域内，如我上面所述，仅属南词摊簧系统的就有：湖州琴书、杭州摊簧、兰溪摊簧、浦江摊簧、衢州摊簧、台州词调、温州词调等。听我爷爷和我父亲说，我老家浙东金（华）、衢（州）地区当年也有很多坐唱班，我小爷爷（我爷爷的弟弟，是位中医师）就是个串客，也曾拢过班，但当地主要是以乱弹、皮簧为主，也有高腔、昆腔、时调的合班。杭摊、杭帮丝竹的流布范围，只局限在杭州地区，虽然也曾向杭嘉湖和苏州、上海发展，据说上世纪30年代，安康正始社曾赴上海演出，并在大中华公司录制了杭帮丝竹乐《四合如意》，但如昙花一现，至抗战爆发，杭摊的班社星散，到建国前，杭摊几成绝响。随着杭摊和杭帮丝竹的式微，武林筝作为一件伴奏和合奏乐器的命运也可想而知了。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对一些行将消失的剧种、声腔，做过大量的抢救和扶植的工作，杭滩的班社早已不复存在，为了抢救杭摊，靠政府的行政力量，1956年把流散的艺人组织起来，成立杭摊组。1957年在杭州艺人之家成立杭摊学习班，招收了9名女学员，该组于1958年并入杭州曲艺团。1961年又把原杭摊组并入新建成的杭剧团。“文革”期间，剧团砸烂、人员遣散，资料流失。1973年成立杭剧改革组，录音，整理唱腔资料，做了不少工作，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销声匿迹③。

    杭摊的命运若此，杭帮丝竹的坐唱班也不见踪迹，虽还有人想起邱如石这样的杭摊弹筝艺人，但学筝的人寥若晨星，人们也不知道还有武林筝的存在。武林筝作为杭摊、杭帮丝竹的余绪，不要说弘扬光大浙派筝的传统、特色，它本身能否存在，也是个未知数。当时还在的、有限的几个杭摊弹筝艺人，年老体衰，他们无力繁衍生息、传班接代。

    但是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和艺术发展史，有时往往因为偶然的契机，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浙派筝的真正崛起，源于1928年在杭州金衙庄创办国乐研究社的一批玩（串）客，他们大都是有较高音乐和文化素养的民间器乐的爱好者，，其代表人物是王巽之。1956年在王巽之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后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任教职以后，浙派筝的曲目整理，古筝新型制的构想、旧型制的改造，弹奏技法的提高、发展等一系列创建工作，才真正的开始。

    自此，在中国筝史上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浙派筝，不在浙江，而是在上海回黄返绿，梅开二度，成为筝坛独具特色、一枝独秀的流派。虽然浙江筝在异地梅开二度、树绿成荫，但是，它没离开浙江这个根，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杭帮丝竹演出的主要曲目，和一些演奏技法，与现代浙派筝传统曲目作一个对比，就会知道其中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