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脉络概述
（1）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在东西方音乐文化两流交汇、彼此冲撞融合的狂涛声中，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面临国破家亡的现实危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远涉重洋，出国留学考察。萧友梅、李叔同、曾志min、沈心工以及稍后的王光祈等人亦在其中。他们或在日本、或在德国，较系统地考察、学习了西洋专业音乐的基本理论、历史沿革、作曲技术和音乐教育体制，掌握了较完备的西洋专业音乐知识。加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祖国传统音乐有全面的了解和深厚的修养，因此出国考察或留学的经历使他们成为中国乐坛上第一批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现代新型音乐家，他们以巨大的爱国热忱担负起以音乐艺术为手段来开启民智、唤醒大众、改造国民性的历史重任，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乐坛上提出了效法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口号，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音乐运动并使之汇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流中。发轫于十九世纪末而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达于鼎盛的“学堂乐歌”乃是本世纪中国专业音乐这个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而其代表人物沈心工、曾志min、李叔同诸人也由此成为新音乐运动的助产士。李叔同的《早秋》、《留别》及《春游》这三首创作歌曲，堪称为我国专业音乐创作的滥觞。此后，在萧友梅、黎青主、赵元任、刘天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便走上了光荣曲折的行程。上述诸人及黎锦晖、黄自等在这方土地上辛勤劳作、不断耕耘，终于在管弦乐、歌曲、室内乐、二胡与琵琶、钢琴及小提琴、儿童歌舞及歌舞剧诸领域产生出最早的一批音乐创作精品，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人简称“国立音专”)，并在当时纷繁复杂的音乐思潮纷争中确立了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战略走向，即：在继承民族民间音乐优秀传统和借鉴西方先进音乐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堪与世界先进国家发达音乐文化并驾齐驱的现代中国民族乐派。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发展方向－－抗日救亡成为中国音乐家的时代主题和由衷呐喊;“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在狂飙般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中，产生出成千上万首音乐作品，涌现出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大批爱国的、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从1931年到1945年这十余年间，除了在歌曲创作领域有汪洋大海般的收获之外，在交响乐、大合唱、歌剧、艺术歌曲、钢琴小提琴音乐诸领域几乎都有佳作名篇传世；在音乐表演、音乐理论、音乐教育等领域同样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黄自、贺绿汀、马思聪、吕骥、丁善德、郑志声等人均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2）
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国统区的讽刺歌曲和解放区的部队歌曲、战斗进行曲创作的繁荣反映了当时处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人民大众的不同心态及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我国当代专业音乐文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飞跃开辟了道路。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央音乐学院及东北音专、西南音专、中南音专、西安音专等高等音乐学府在五十年代初期相继成立)，培养出大批创作和表演人才;经过文工团整编，陆续改组或创建了大批专业音乐表演团体，如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中央乐团、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乐团、上海广播管弦乐队、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等，为新中国专业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在五十年代中期，以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为依托，新中国专业音乐事业实际上形成了京沪比肩、南北呼应的两大中心，这种战略格局的基本意义不仅仅体现为地缘性差别，更重要的往往在艺术观念、理论认知及实践把握诸方面显出许多不同。#p#分页标题#e#
共和国的最初七年（1949—1956），是我国专业音乐文化建设的一个辉煌发展时期。在创作上，群众歌曲、抒情歌曲、管弦乐、室内乐、民族管弦乐、中外器乐独奏、歌剧、舞剧及戏曲音乐改革诸领域均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和有才华的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1956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音乐周”，这是共和国成立七年来音乐成就的大汇展和大检阅，参加会演和观摩的单位共34个，各族艺术家近4500人，举行了29台音乐会，演出91场（次）。在这场规模浩大的音乐展演中，共演出歌剧4部、交响乐8部、大合唱或声乐套曲12部、民族管弦乐曲32部及大量中小型声器乐作品。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接见了音乐周全体代表并邀集部分音乐家，就音乐中的中西关系和民族形式诸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便是著名的《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在这个时期，中国音乐家按照音乐艺术规律和生活的本来逻辑创造出了一批音乐精品。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歌剧《洪湖赤卫队》、交响诗《嘎达梅林》、舞剧《鱼美人》、《小刀会》等佳作便诞生于这个时期。在理论研究方面，为庆祝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音乐建设文集》（上、中、下共三卷），收录了论文、评论134篇，其中关于民间音乐、古代音乐史研究及关于作家、作品、创作问题、表演艺术问题的研究与评论无疑是论文集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
（3）
在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文化政策的相对宽松，音乐创作渐趋活跃，歌剧创作相继出现了大型歌舞剧《刘三姐》及歌剧《红珊瑚》、《望夫云》等优秀剧作。从《洪湖赤卫队》到《江姐》，中国歌剧在1957—1964年间形成了一个创作高潮。
1963年8月，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对首都音乐舞蹈界提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方针。“三化”的提出促进了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和音乐创作的繁荣。在这个时期，群众歌曲创作仍然保持着持续旺盛的势头，产生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电影音乐创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收，《刘三姐》、《枯木逢春》、《李双双》等五部影片在1963年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获音乐奖便是有力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对传统民族乐器进行大胆而成功的改良，增加低音，扩大音域，增强音量，制作了低音唢呐，使管乐组有了高、中、低音的完整编组，建成了以二胡为主的弓弦乐组、以柳琴为主的弹拨乐组、以唢呐为主的吹管乐组、以苏州定音鼓为主的打击乐组的这样一种民族乐队组合模式，丰富了民族乐队的表现力。与之相配合，在创作上亦出现了《红军哥哥回来了》、《彝族舞曲》、《凤凰展翅》、《迎亲人》、《旭日东升》等独奏与合奏曲目。
这一时期的大型声器乐作品创作亦有可喜收获，其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在当时成就最为突出，影响亦甚深远。
与京剧现代戏平行发展并同样取得重大进展的，是一个差不多同样古老但却是外来的音乐戏剧形式──芭蕾舞剧。1964年和1965年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诞生了两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另外，《琴曲集成》(1963)、《民族音乐概论》(1964)、及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1964)等三部学术著作的出版，反映出音乐理论家辛勤耕耘的劳绩。
1966年至1976年，除了几部京剧现代戏和两部芭蕾舞剧之外，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和京剧《海港》、《龙江颂》及《杜鹃山》，这些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的结合上、在音乐创作成就上，显得比其他作品高出一筹。
（4）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开辟了新纪元。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国策极大地调动了全国音乐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热情投入到音乐文化建设各个领域中。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全面贯彻，西方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思潮、观念、创作流派、作曲技法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风格、样式纷纷涌入中国，从而与我们原有的音乐观念发生了本世纪以来第二次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大撞击。所不同的是，发生在上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初的东西方音乐文化的首次碰撞，是在中国处在落后挨打、中国人民不能主宰自身命运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被动的历史选择，而新时期的这场中西文化的再撞击，是在中国人民充分掌握了自身的命运、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是中华崛起、祖国富强的必然需要的条件下一个主动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中国音乐家有充分的能力和自信，在这场中西音乐文化的再撞击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扬己之长、避人之短，在广取博采、扬弃吐纳的中西辩证互动中，信心百倍地发展我国当代音乐文化。#p#分页标题#e#
这场中西音乐文化的第二次大撞击对于新时期我国音乐文化建设的影响是至深至巨的，它几乎渗入到音乐艺术的一切领域──从音乐创作、表演直到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出版乃至音乐市场，由此绘就了新时期音乐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辉图景。
作为新时期音乐文化建设的两大潮流，“新潮音乐”的强劲崛起和流行音乐的大潮涌动是二十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发展史上两个最重要的音乐现象。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叶小钢、何训田、许舒亚等人的“新潮作品”广泛吸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表现我们民族的历史与当代生活，从音乐观念、音乐语言、作曲技法、乐队编制、演奏手法诸方面突破传统，建立起高度个性化的、浸透了现代人求新求异求变意识的现代音乐范式。毫无疑问，这种现代音乐范式，一方面由于它的作品的实际音响迥异于传统审美趣味，显得特别尖锐、刺耳、怪异和艰涩，另一方面它的理论阐述在用语上的激烈、态度上的自由无羁、表述上的高度随意性和逻辑上的不周密，受到了音乐界的一部分领导人、理论家、作曲家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