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民族音乐的贡献

　　柳尧章先生对民族音乐的贡献，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改编中国的第一首世界名曲《春江花月夜》，挖掘、整理《月儿高》，二是帮助郑觐文组织大乐队。

　　柳尧章先生参与大同乐会活动期间，正是大同乐会的兴盛时期，而柳尧章先生的参与，对大同乐会的发展，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1926年8月，大同乐会应江浙五省司令孙传芳之请，参加在南京举办的“雅歌投壶”；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大同乐会为婚礼司乐。这两次活动的组织与指挥工作，都是由柳尧章先生负责的。至于改编《春江花月夜》，挖掘整理《月儿高》，以及1929年帮助郑觐文先生组织大乐队，改编《国民大乐》，为大同乐会在国内外赢得声誉，更是功不可没。

　　1924年6月8日，具有30人规模的大同乐会女子乐团，于市政厅开古乐舞大会，郑觐文送票给柳先生。事后郑先生听取柳先生意见。柳先生说“古乐虽好，但曲高和寡，且改编亦不容易，不如丝竹容易普及”。郑先生深知柳先生功底，希望柳先生能作点尝试。1925年春，柳先生便将向汪昱庭先生学得的《浔阳夜月》，按照上海当时江南丝竹的演奏形式改编成小合奏曲，同年11月易名《秋江月》，并写出琵琶、筝、箫、二胡、扬琴等乐器的十二行总谱，1926年正式定名《春江花月夜》。当时乐评认为该曲“韵致天然，无一点尘俗气”，不听当引以为憾，“实足为丝竹界别开生面”。1927年夏，柳尧章又将当时上海无人会弹奏的《月儿高》挖掘整理出来。这首乐曲于1927年5月15日大同乐会第二次常会演奏时，初闻此曲者就认为“神妙不可思议”，以至于大同乐会7月2日举行的夏季音乐会，为听此曲，尽管“大雨如注，来宾仍座为之满”。以后这两首乐曲便成了大同乐会的保留曲目。尤其是《春江花月夜》，更是演奏频繁：1927年11月，大同乐会与俄国小提琴家秦巴里斯特联欢的压轴曲目是《春江花月夜》； 1933年4月，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有声影片送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其中的重要节目就有《春江花月夜》。因此，郑觐文曾自豪地说，《春江》、《霓裳》（即《月儿高》）等“古乐合奏，为本会专有品”，“每次演奏，颇受西人欢迎”。

　　正因为《春江花月夜》与《月儿高》（《霓裳羽衣曲》）为郑觐文所重视，不轻易外传，外界就无法获得乐谱。郑觐文的侄儿郑惠国（珏），就不会演奏这两首乐曲。1929年秋，卫仲乐先生参加了大同乐会，很受郑先生器重，由柳先生教会了他这两首乐曲的演奏方法。据说卫先生的琵琶起蒙者是蔡金台，当年蔡金台向卫先生索讨《春江花月夜》的谱而无法得到，蔡金台于是毅然加入了大同乐会。 另外朱英的弟子杨少？，为得到这两首乐曲的谱子，而以在济南建立大同乐会济南分会为条件。

　　当时上海的丝竹团体无法得到《春江花月夜》和《霓裳羽衣曲》的乐谱，而这两首乐曲又都是从琵琶独奏曲改编而来的，于是上海的丝竹团体便纷纷将琵琶独奏曲改编成丝竹合奏曲。例如1928年10月27日晚，中国播音协会播送霄雿乐团李廷松、李振家、俞樾亭、曹子猷、孙裕德、王孟禄、马宜卿、苏祖？合奏的丝竹乐曲，四首乐曲中就有《普安咒》、《浔阳夜月》、《汉宫秋月》三首是由琵琶独奏曲改编而来的。当时上海称这些由琵琶独奏曲改编的丝竹乐曲为“新丝竹”：柳先生改编的《春江花月夜》和挖掘、整理的《月儿高》，便是这“新丝竹”之发端。

　　柳尧章对民族音乐的另一贡献是，帮助郑觐文组织大乐队，并编写《国民大乐》。

　　郑觐文很早就想组织大乐队。1924年4月，郑觐文组织了一个30人规模的女子乐团。这个女子乐团的基本成员乃是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女学的学生，从所习的乐曲来看，这女子乐队的组织形式与大乐队无关。郑觐文当时就预感这支乐队不得久长，想组织30人的男子乐队，并申明“凡属基本会员，可免入会经常各费”。果然，当年夏天，仓圣明智女学停办，女子乐队也就无形中解散。

　　1929年5月，郑觐文接受柳尧章的建议，联合汪昱庭主持的琵琶学社、霄雿乐团、韩江丝竹会、琴侣斋、精武体育会、中华音乐会、辛酉学社、华乐团、俭德储蓄会共十个团体，组建国乐联合会，力图从各团体中抽调骨干力量。第一次会议上，柳尧章详细介绍了组织国乐联合会的目的，组织大乐队的意义，以及按照规定乐谱演奏（视奏）的要求。这最后一条，是当时人们不大容易接受的，于是第二次会议的与会者就寥寥无几。国乐联合会的流产，坚定了郑觐文独立创办大乐队的信念，1929年秋，郑觐文通过《申报》公开向社会招募大乐队队员。

　　大乐队的组建，《国民大乐》乐曲的改编，除郑觐文而外，柳尧章的功劳是不小的。当时大乐队的成员有40人。1933年4月8日晚，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有声影片送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这部有声影片除拍有全套163件乐器照片外，演奏的曲目为郑觐文古琴独奏《海岛孤踪》，卫仲乐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卫仲乐领奏、九人合奏的《春江花月夜》，31人合奏的《东方大乐》。这儿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东方大乐》就是《国民大乐》，为参展而易名，如今所传下来的照片上的字迹可以为证。二是这次参加演奏者为31人，拍摄完毕后，郑觐文参与集体照，故居中而手执绰板。第二个问题是，这次参加拍摄者连同郑觐文在内为32人，而非大乐队为32人的编制。

　　柳尧章帮助郑觐文组织的大乐队，高、中、低音声部齐全，吹、拉、弹、击齐备，无疑乃是现代国乐队的雏形。在现代国乐队的组建、发展过程中，郑觐文的功不可没，柳尧章的功亦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