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乐器发展鸟瞰  

    从中国有关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资料中我们知道，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打击乐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鼓、磬和钟的传说。《礼记·明堂位》说：“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传说中远古时期的打击乐器有土制的鼓、石制的磬、陶土制的钟和陶土制的铃。这一时期的管乐器有骨制的骨笛、芦苇编制的苇籥和陶土制的埙。原始社会时期的乐器中打击乐器占主要地位，当时乐器的形制和发音都非常简单和原始。

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时，乐器的种类已有好多种，其中有打击乐器鼓、鼓鼗、铃、磬、编磬、钟、编钟、缶和吹奏乐器埙、籥、言（大箫）、龢（编管吹奏乐器，小笙的前身）等等。

到西周时期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弹弦乐器琴和瑟也已产生。西周时期见于记载的乐器大约有七十种，其中被诗人们所提到，见于后来的《诗经》的，有二十九种。按制成乐器的不同材料来分，当时的乐器可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不同材料做成的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称为“八音”。公元前11世纪中期十二律的音律体系已完成，七声音阶已开始使用。

至春秋战国时期又产生了一些新型的乐器，主要有弹弦乐器筝，击弦乐器筑和吹管乐器笛，秦汉时期又出现了吹管乐器排箫、横吹的笛、羌笛、笳、角和弹弦乐器箜篌、琵琶等。到这时，我国除了弓弦乐器以外的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和弹拨乐器都已产生。

弓弦乐器出现较晚，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始于唐代，《旧唐书·音乐志》载：“轧筝，以片竹润其端而轧之。”唐代以来的文献记载中，多次出现过轧筝、嵇琴、奚琴、胡琴、二弦等弓弦乐器的名称。

就一般的乐器发展史来看，最早产生的乐器是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然后出现的是弦鸣的弹拨乐器，最后出现的才是弦鸣的弓弦乐器。

远古的原始人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发现用棒之类的东西打击一些不同的石块、陶土等固体物质会产生音高不同的声音，同时吹一些大小、长短不同的芦苇管之类的管子、动物的骨头或陶土制成的某些器皿时也会发出音高不同的声音，于是就慢慢地形成了音调很简单的原始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发现用丝或其它类似的纤维做成的线、绳之类张紧后，用手弹拨会发出声音。张紧程度不一样，线的粗细不一样，发出声音的高低也不一样，于是慢慢地产生了弦鸣的弹拨乐器。

就世界乐器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弓弦乐器的产生远远晚于弹拨乐器，中国的弓弦乐器轧筝的最初形式最早出现于7~10世纪，欧洲的提琴类弓弦乐器则产生于15~16世纪。

二、中国弓弦乐器的起源

       关于中国弓弦乐器的起源，当代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尚未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中国弓弦乐器起源于弹弦乐器筝、弦鼗和奚琴，这是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二是中国的弓弦乐器由阿拉伯或印度传入中国的观点；三是中国的弓弦乐器是由先秦时期的击弦乐器筑演变而来的观点。持第一种观点即“中国弓弦乐器起源于弹弦乐器”说的主要代表有萧兴华先生（见发表于《乐器》1981年第6期的《我国拉弦乐器的产生和演变》）和朱岱弘先生（见发表于《中国音乐》1984年第2期《我国弓弦乐器的源流考》）；持第二种观点即“中国弓弦乐器西来”说的，主要有中国学者周菁葆先生（见发表于《中国音乐》1987年第3 期的《胡琴的演变》）和日本的学者林谦三先生（见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东亚乐器考》）、岸边成雄先生（见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版《伊斯兰音乐史》）及田边尚雄先生（见《东洋音乐史》）；持第三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项阳先生（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10月第一版《中国弓弦乐器史》）。

       中国的弓弦乐器从共鸣体的形制和演奏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唐代出现的轧筝为代表的共鸣体呈长方形的弓弦乐器（此类乐器中国目前已很少有使用），第二类是唐宋时期出现的胡琴类弓弦乐器。其中胡琴类弓弦乐器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唐代出现的奚琴（嵇琴）为代表的共鸣体呈圆筒形、琴杆呈细棒状的弓弦乐器（发展到目前的二胡、板胡、高胡等弓弦乐器），另一类是以北宋至元代时出现的形制如火不思、琵琶的胡琴、二弦为代表的弓弦乐器（发展到目前流行于内蒙古的马头琴和新疆的萨他尔等弓弦乐器）。

    唐代出现的轧筝是中国弓弦乐器的始祖。轧筝在宋代时也称为

，宋代曾三异的《同话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世有乐器，小而用七弦，名‘轧筝’，今乃谓之 ，筝以一名为二物。”《元史·礼乐志》中记载：“ ，制如筝而七弦，有柱，用竹轧之。”轧筝的琴体的基本形制呈半圆弧状，有七根（或更多根）弦，弓在弦外演奏，一弦发一音，演奏方式有坐着或站着或边走边演奏。演奏时将琴靠在左肩上，左手持琴，右手持弓，一弓一音。轧筝类弓弦乐器到目前仍在民间可见其遗存，主要有河北邯郸的轧琴、山东青州的挫琴、广西的瓦琴、山西河津的拂琴、西安的轧筝、延边朝鲜族的牙筝等等。这些乐器都是唐代轧筝的遗存在各地的不同名称，这些乐器至今仍用竹片、高粱杆、芦苇杆、木棒之类的弓演奏而不用马尾弓演奏。
山西河津文化馆现存有轧筝遗存拂琴一张，项阳先生曾在河津实地采访演奏拂琴的盲艺人张恩科，山东青州文化馆也存有轧筝遗存挫琴一张。据有关音乐机构实地调查，目前山东的青州市和东营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兰、巴马、凤山的交界处、吉林延边自治州的朝鲜族中、河南的平顶山、浙江的舟山等地仍还有人会演奏轧筝的遗存乐器。

作为中国弓弦乐器的最初形式轧筝出现于唐代，是用竹片或木棒等来擦奏的，这是没有争议的。但轧筝是从何种乐器演变而来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轧筝是由弹弦乐器筝演变而来的。萧兴华先生在《我国拉弦乐器产生和演变》一文中认为：“《旧唐书》並没有把轧筝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乐器来对待，而是把它作为弹弦乐器筝的一种变体记录下来，並特别对轧筝的演奏方法进行了说明，以示与弹弦的筝有所区别。从形制构造上来看，筝和轧筝没有多大区别，只是轧筝加了一根擦弦的竹棒。若从演奏角度和发音方式来看，两者就有了根本性的区别，筝属于弹弦乐器，轧筝则是擦弦乐器。就目前所知，轧筝是我国拉弦乐器的最初形式。”

持另一种观点的项阳先生则认为轧筝是由先秦时出现的击弦乐器筑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演变而来的。项先生在《中国弓弦乐器史》中认为：“中国的弓弦乐器是由击弦乐器演变而来，先秦时特有的一种板面状击弦乐器筑，在发展的过程中完成了由击弦向轧弦的嬗变，击弦之‘弓’演化成擦弦之‘弓’，产生了轧筝，继而影响了中国胡琴类弓弦乐器的产生，由此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弓弦乐器的发展轨迹。”筑是中国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中晚期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击弦乐器，就目前所见的文献资料来看，关于筑最早和最明确的记载是在战国时代。《战国策·齐策》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战国策·燕策》中则有高渐离击筑刺秦皇的悲壮故事。《史记·高祖本记》中有记载刘邦在家乡击筑並演唱《大风歌》的情景。魏晋六朝时期，战乱不息，筑的流传情况失载。至隋代筑被列入宫廷音乐，唐乐承隋乐旧制，筑入雅乐。《旧唐书·音乐志》载：“筑如筝，细颈，以竹击之，如击琴。”至宋代筑仍有流传，宋以后就名存实亡了。作为击弦乐器筑，是用竹尺、竹片、棍棒之类的器物击奏的。项阳先生根据考古资料及有关历史文献的分析，推测筑是最有希望、最有可能成为弓弦乐器的。筑的击弦之弓在史籍记载中均为竹片、竹棍、竹尺、木棍，在其嬗变为轧筝之后，所用的弓依旧是竹片、桃枝、芦苇杆、高粱杆、木棍之类。直至20世纪，轧筝的遗存挫琴、拂琴、牙琴、轧琴等多种乐器仍使用高粱杆、芦苇杆等材料做的弓擦奏。
三、中国胡琴类弓弦乐器的起源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弓弦乐器的最初形式轧筝的源流，下面将重点讨论中国胡琴类弓弦乐器的起源。

胡琴即古代中国北方和西北方胡地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弦鸣乐器。自汉代至南北朝时期胡琴是弹弦类乐器的总称，如琵琶、忽雷等。唐宋时期的胡琴已有弹弦的和拉弦的两种，既有弹弦的胡琴如琵琶、忽雷等，又有弹弦和轧弦並存的胡琴如奚琴（嵇琴）。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和杨师皋给事伤小姬英英》诗云：“见学胡琴见艺成，今朝追想几伤情。捻弦花下呈新曲，放拨灯前谢改名。”北宋陈旸《乐书》中云：“唐文宗朝，女伶郑中丞善弹胡琴，昭宗末，石潨善胡琴，则琴一也，而有擅场，然胡汉之异，特其制度殊耳。”这里所指的胡琴明显是弹弦乐器。唐代诗人孟浩然（公元689~740年）《宴荣山人池亭》诗中：“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过”的诗句中所指的嵇琴应是用竹片擦奏的弓弦乐器奚琴。

       奚琴（嵇琴）作为中国胡琴类弓弦乐器的最初形式，从唐代孟浩然诗中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正式明确见于历史文献的是北宋陈旸的《乐书》。《乐书》中对奚琴的来历、形制和演奏方式都有较明确的阐说：“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也类焉。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非用夏变夷之意也。”从“至今民间用焉”的说法来看，这种“两弦间以竹片轧之”的弓弦奚琴其起源的时间应更早一些。一般学者都认为奚琴在唐代就有，奚琴即为唐代的嵇琴。

从唐宋时的有关文字记载中, 我们可以知道奚琴和嵇琴是同一种乐器的两个不同的名称。嵇琴在唐代的文献中有多处记载。崔令钦在《教坊记》中的教坊曲中记有《嵇琴子》的曲名。杜佑的《通典》中也对嵇琴有记述，但没有明示嵇琴是否为弓弦乐器，只是从诗人孟浩然的“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过”的诗句中人们才推测其为用竹片擦奏的弓弦乐器。而宋代典籍中对嵇琴作为弓弦乐器则有明确的记述。宋代的《事林广记》载：“嵇琴，本嵇康所制，故名曰嵇琴。二弦，以竹轧之，其声音清亮。”陈旸《乐书》中记述：“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宋代高承在《事物纪源》中所记述嵇琴也出于弦鼗：“秦末人苦长城之役，弦鼗而鼓之，记以为琵琶之始。按鼗如鼓而小，有柄，长尺余，然则系弦于鼓首而属之于柄末，与琵琶极不仿佛，其状则今嵇琴也。是嵇琴为弦鼗遗象明矣。唐《礼乐志》曰：‘琵琶体圆修颈而小，号秦汉子，盖弦鼗之遗制，出于胡中，传为秦汉所作，今人又号嵇琴为秦汉子。’《通典》亦云‘秦汉子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以秦制者。盖兼用秦汉之法，而诸家皆记为琵琶之始，何也？或曰嵇琴，嵇康所制，故名嵇琴。虽出于传诵，而理或然也。”

通过以上分析、讨论，我们可以认定嵇琴和奚琴确为同一种乐器的不同名称。总的来说其理由有下面几点：一是多处历史文献记载中都认为嵇琴和奚琴均出于胡中；二是嵇琴和奚琴均出于弦鼗，形也似弦鼗状；三是嵇琴和奚琴较早时都是弹弦乐器；四是嵇琴和奚琴演变成擦弦乐器时均用竹片轧奏；五是古时嵇和奚发音均为xi。

奚琴因出自古代奚人而得名。北宋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试院闻奚琴作》诗云：“奚琴本出奚人乐，奚奴弹之双泪落。”奚琴在唐代以嵇琴相称，主要是奚在唐时人们的心目中为贬义之词，奚这一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常常沦为中原人的奴隶。《新唐书·北狄传》载：“奚亦东胡种，为匈奴所破，保乌丸山。汉曹操斩其帅蹋顿，盖其后也。元魏时自号库真奚，居鲜卑故地，直京师东北四千里。其地东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霫。与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居毡庐，环车为营。”奚人被中原人所掳掠，自然身份卑微，因而文人雅士们便将奚琴附会于嵇康，遂有嵇康制琴说，而嵇康本也姓奚，而当时嵇、奚又同音（xi），因而唐时将奚琴称为嵇琴。

       弓弦乐器与弹拨乐器的主要区别在于弹拨乐器是用拨子、指甲等来弹奏的，而弓弦乐器则是用竹片、马尾之类的弓摩擦琴弦而进行演奏的。中国胡琴类弓弦乐器的始姐奚琴在唐以前乃为弹弦乐器，它是怎样由弹弦乐器慢慢过渡到用竹轧的弓弦乐器，进而再过渡到用马尾擦奏的弓弦乐器的呢？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唐时已出现乐器史上最早的弓弦乐器轧筝。轧筝是用竹片摩擦琴弦而发音的。奚族居住之地与西域之间的匈奴、突厥等民族在当时都没有任何关于棒擦的弓弦乐器的记载资料，至今所发现的考古资料中也没有这方面的任何依据，所以胡琴类弓弦乐器的鼻祖奚琴由弹弦乐器演变为用竹轧的弓弦乐器的过程中，受到中原地区发展较为成熟，流传区域已相当广泛的弓弦乐器轧筝的影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轧筝形状呈长方形，象筝、古琴类乐器，安装弦的面板呈半圆弧状，弦数较多，演奏时弓子放在弦外。奚琴只有两根弦平行地由马子撑起，奚琴安弦的琴筒表面也是呈平面状的，如象演奏轧筝那样将弓放在弦外，则势必在演奏一根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另一根弦，这样就无法进行演奏。因此，奚人在将弹弦奚琴转变成拉弦奚琴时，只能将弓放在奚琴的两根弦之间，内、外弦有别地进行演奏。奚人借鉴、吸收了中原的轧筝用竹片擦奏的方法，将他们原先作为弹弦乐器的奚琴在长期的演奏实践中慢慢地向用竹片擦奏的拉弦奚琴转化。在唐宋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奚人演奏的奚琴有一个弹弦奚琴和拉弦奚琴交错叠置的阶段。奚琴在宋时才明确记载为拉弦乐器，但其时仍还有弹弦的奚琴存在。轧筝与奚琴在唐代文献中都有记载，但轧筝作为弓弦乐器在唐代中期的文献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而奚琴作为弓弦乐器在文献中记载就明显偏晚。唐宋时期拉弦奚琴的形成与确立，最为重要的是奚人受到了中原的轧筝用竹片擦弦的启迪，将轧筝的竹片之“弓”应用到弹弦的奚琴上，使其成为用竹片擦奏的奚琴，而完成了奚琴从弹弦乐器向拉弦乐器的演变。至此，我们应是比较清楚地理清了胡琴类弓弦乐器在唐宋时形成和确立的过程。

胡琴类弓弦乐器在北宋时（公元960~1126年）已出现两种不同的类型，即似弦鼗的奚琴类型和似琵琶的火不思类型。奚琴类的胡琴的特征是有圆形或碗形的琴筒，细长的琴杆，弓放于两弦之间演奏。火不思类的胡琴的特征是形状似琵琶而瘦长，琴筒一般呈梨形，弓放在弦外演奏。火不思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流行的一种弹弦乐器。“火不思”一词最早见于《元史·礼乐志》：“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形如火不思的弓弦胡琴的记载最早也见于《元史·礼乐志》，“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 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火不思是蒙古人的称谓，在唐代时弹弦乐器火不思已有较广泛的流传，火不思在唐时也称忽雷。北宋时有火不思状的弓弦乐器出现，宋人所绘的《蕃王按乐图》中有火不思状的弓弦乐器。上述两种胡琴类的弓弦乐器无论在形制上还是在运弓的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形似弦鼗，弓在两弦间演奏，而后者形似火不思、琵琶，弓在弦外演奏。

       胡琴类弓弦乐器开始时借鉴了轧筝用竹片擦弦的演奏方法，即用竹片轧奏，后来才慢慢发展到用马尾弓演奏。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云：“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从沈括的记述中，我们可以认为宋时中国胡琴类弓弦乐器已完成了从竹片弓擦弦到马尾弓擦弦的过渡。

       胡琴类弓弦乐器的始祖奚琴确立之初，其弓是借鉴了轧筝的竹片弓。奚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地域竹子很少，却有着丰富的马尾资源。他们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用马尾做弓演奏奚琴的优势，因而用马尾弓取代竹片弓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从竹弓到马尾弓的发展是胡琴类弓弦乐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胡琴类弓弦乐器马尾弓的使用影响了中国以后广大胡琴类弓弦乐器的发展。

       中国唐时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弦乐器都已各成体系，并且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弹弦乐器古琴、琵琶，无论是从形制上还是从演奏技艺和演奏的曲目上都已相当成熟和完美。正是在弹弦乐器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作为乐器发展史上第四大类弓弦乐器产生的条件已经成熟。随着唐时城市市民文化的勃兴，音乐文化开始从唐代的歌舞大曲的辉煌转向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这意味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新发展，意味着其时人们音乐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注重人声，注重歌唱性。《宋史·乐志》中的记载多处反映出这种观念：“《礼》‘登歌下管’，贵人声也……”。“堂上之乐，以人声为贵，歌钟居左，歌磬居右。”弓弦乐器的优势就在于其歌唱性，在于其比其它乐器更适合于模似人声。所以尽管当时弹弦乐器处于高峰发展时期，但因时人音乐审美观念的转变，以及其时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兴起和发展，从而为弓弦乐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赖以生存的空间。因而唐时弓弦乐器的产生也就成了自然之事。
贵人声的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到唐时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唐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书成于公元894年）中云：“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诸乐之上。”这里的丝应指弹弦乐器，因其时弓弦乐器还处在初期形成阶段。竹类气鸣乐器以其悠长的音调，比弹弦乐器更接近于人声，因而有丝不如竹的说法。而弓弦乐器，特别是一弦多音的胡琴类弓弦乐器能演奏出无断续的流畅悠扬的声音，能更有效地模拟人声，因而弓弦乐器从其一出现就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宋代刘敞诗云：“奚人作琴便马上，弦以双茧绝清壮。高堂一听风雪寒，座客低回为凄沧。深入洞箫抗如歌，众音疑是此最多。可怜繁手无断续，谁道丝声不如竹。”元散曲家张养浩《折桂令·咏胡琴》中云：“八音中最妙惟弦……引玉杖轻笼慢捻，赛歌喉倾倒宾筵。”可见这弓弦之“丝”明显优越于管乐之竹更有赛歌喉之妙。

       中国弓弦乐器出现于唐宋时期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其时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特别是弹弦乐器的大发展为弓弦乐器的产生提供了音乐文化背景条件；二是时人音乐审美观念的转变，贵人声的观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是其时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发展的需要。

中国胡琴类弓弦乐器在唐宋时期形成后，随着城市市民文化的勃兴及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发展，越来越确立了其在音乐活动中的地位。唐宋以后的民间音乐活动中和宫廷音乐活动中胡琴类弓弦乐器已成了不可或缺的乐器。但从唐宋时起至清末近千年的漫长时期内，胡琴类弓弦乐器却一直发展相当缓慢，缺乏独立性。其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的地位远不如其它乐器，特别是弹拨乐器古琴、琵琶那么显赫。古琴从先秦到明清，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乐器，历代文人雅士所著琴论、琴曲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产生了数不清的琴家、弹不完的琴曲。另一种弹拨乐器琵琶的演奏艺术在明清时达到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不少著名的琵琶独奏曲千锤百炼，历代相传，乐曲更有大曲、小曲之分，文曲、武曲之别。胡琴类弓弦乐器一直到明清时期，随着戏曲音乐的快速发展，其地位和作用才越来越变得重要。清人吴太初《燕京小谱》说：“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腔，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语，旦色之无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胡琴酷似人声，以致于可达到为演唱者藏拙的程度。胡琴在中国戏曲大发展的明清时期才开始在戏曲音乐中登堂入室，同时大大促进了胡琴类弓弦乐器的发展。

20世纪初，中国的弓弦乐器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之后，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首先，中国的戏曲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剧种繁多（有370多种），流派纷呈。特别是由板腔体演变而来的以弓弦乐器胡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的梆子腔和皮黄腔戏曲种类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弓弦乐器胡琴的地位及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弓弦乐器胡琴的优越性是其它任何乐器所不能代替的。在这种情况下，胡琴的种类和演奏技艺都得到了较唐宋以来近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发展。
四、现代二胡音乐的奠基人刘天华的业绩

中国现代二胡音乐的奠基人刘天华先生（1895年~1932年）在论胡琴时指出：“这乐器，从前国乐盛行时代，以其为胡乐，都鄙视之，……然而，环顾国内皮簧、梆子、高腔、滩簧、粤调、川调、汉调以及各地小曲、丝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哪一种离得了它。它在国乐史上可与琴、琵琶、三弦、笛子的位置相等。”胡琴特别是二胡作为一种独奏乐器，登上专业音乐表现的舞台，正是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刘天华先生。

刘天华先生作为中国现代二胡音乐的奠基人和二胡专业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致力于“国乐改进”，在继承传统，广泛学习民间音乐的基础上，还刻苦学习、研究小提琴演奏艺术和西洋作曲理论，先后创作了《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烛影摇红》等十首二胡曲，并对二胡的制作规格、定弦、演奏音域的扩展、演奏技法和训练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的重大改革，大大地提高了二胡的艺术表现力，使二胡从一件伴奏乐器提升为音乐会的独奏乐器，使处于民间状态的二胡进入到了高等音乐学校的课堂。在刘天华先生的努力下，终于使胡琴类弓弦乐器二胡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使中国弓弦乐器二胡的地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在刘天华先生的倡导下，民族音乐界的同好和有志青年学生于1927年成立了“国乐改进社”，刘天华先生与“国乐改进社”在为了使国乐在世界上占有光明的地位的思想指导下，身体力行进行改革实践，终于使胡琴类弓弦乐器得到了新的发展。

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于民间的胡琴多种多样，为戏曲、曲艺伴奏用的各种胡琴在规格、构造、音色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刘天华先生参考了西洋乐器小提琴的构造原理，经过长期的演奏实践对二胡这件乐器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他经常到乐器店里，同制作乐器的技术工人商量研究，从皮膜的选择、琴弦的质地与粗细、定弦的高低、木料的选择、千金的位置、琴弓的式样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改革尝试。由于他的努力，大大加速了二胡改革的进程。他改革出来的二胡，在当时已成为大家普遍使用的乐器，为推动二胡演奏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还有把二胡发展成为多弦乐器的想法，以加宽它的音域、增强它的表现力.

总之，刘天华先生对中国二胡音乐艺术的改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的贡献有以下几方面：一改革了二胡的结构，琴筒由长期采用的圆形改为六角形，千金至马的距离基本固定在46至48厘米之间；二将定弦的音高固定下来，内弦为D, 外弦为A，使二胡能加入到乐队中演奏；三增宽了二胡的应用音域，由原来的九度扩大到三个八度，形成了低、中、高、最高四个音区；四吸收了西洋乐器小提琴的某些演奏技巧，丰富了二胡的弓法、指法，提高了二胡的表现力；五有效地应用了转调手法（如《光明行》的D调转G调和G调转D调），发展了二胡演奏艺术；六创作了10首二胡独奏曲和47首二胡练习曲，进行了比较有系统的二胡教材编写工作；七将二胡音乐从民间引进到正规的音乐院校中，培养出一批后来为中国二胡音乐艺术作出很大贡献的二胡教育家和艺术家的学生。所有这些，与刘天华先生致力于“改进国乐”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他既珍视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又不固守传统，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下，他认为：“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另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

    五、杰出的二胡艺术家华彦钧

在提到刘天华先生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提及年长天华两岁，创作了不朽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的阿炳——华彦钧先生（1893年~1950年）。阿炳，江苏无锡人，35岁双目失明，以卖艺为生。作为民间艺术家，阿炳通过他的演奏、创作实践，也将二胡演奏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0年夏天，前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杨荫浏先生和曹安和先生专程去无锡对阿炳进行了采访录音，为中国乐坛抢救性地保留了二胡名作《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名作《龙船》、《大浪淘沙》、《昭君出塞》。

六、二胡乐器的改革

       自刘天华先生奠定现代二胡音乐基础，使二胡成为独奏乐器，近百年来，中国的二胡音乐艺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在演奏、创作、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大量优秀二胡作品的出现，推动和促进了二胡演奏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二胡乐器的改革。20世纪60年代采用金属弦代替丝弦，使二胡在音色、音量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非常有效地克服了丝弦二胡演奏中的易跑弦、断弦的问题，大大提高了二胡的表现力，成为二胡乐器改革的成功典范

    七、当代二胡艺术的长足进展

以二胡为代表的中国弓弦乐器在20世纪上半叶经过刘天华先生等民族音乐家的努力，在专业音乐院校取得了显著的地位之后，其发展更为迅速，在刘天华先生的教育和影响下，培养出了一批二胡专业教育家和艺术家，如储师竹、蒋风之、刘北茂、陈振铎、陆修棠、张锐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由他们培养出一大批二胡专业教育家和艺术家。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刘天华的传人们努力地继承和发扬了刘天华的艺术思想，才使刘天华先生所开拓的二胡音乐事业得以发展，并在演奏、创作、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二胡发展史上又一高峰期的出现做好了准备。50年代以来，二胡这一乐器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专业音乐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胡音乐无论从乐器制作的改进，还是从演奏技术的提高、发展和二胡独奏曲、协奏曲的创作上来说，都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优秀二胡作品，如《赛马》(黄海怀曲)、《江河水》（黄海怀改编）、《三门峡畅想曲》（刘文金曲）、《河南小曲》（刘明源曲）、《豫北叙事曲》（刘文金曲）、《山村变了样》（曾加庆曲）、《赶集》（曾加庆曲）、《春诗》（钟义良曲）、《拉骆驼》（曾寻编曲）等等。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二胡演奏家，如刘明源、闵惠芬、蒋巽风、萧白墉、汤良德、吴之珉、宋国生、王国潼、沈凤泉、黄海怀等等。20世纪50至60年代二胡艺术在创作、演奏、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在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举办的首届全国二胡比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赛事中推出了一批优秀的二胡作品和优秀的青年二胡演奏家，在以后的三四十年二胡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二胡艺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是近百年来中国二胡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其中大量优秀二胡作品的涌现有力地推动了二胡音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一枝花》（张式业改编）、《战马奔腾》（陈耀星曲）、《葡萄熟了》（周维曲）、《洪湖人民的心愿》（闵惠芬编曲）、《江南春色》（朱昌耀、马熙林曲）、《草原新牧民》（刘长福曲）、《姑苏春晓》（邓建栋曲）、《第一二胡狂想曲》（王建民曲）以及大型作品如《蓝花花叙事曲》（关铭曲）、《长城随想曲》（刘文金曲）、《红梅随想曲》（吴厚元曲）等作品都是成功的范例，新作品的产生带动了演奏技术的发展，使二胡表现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提琴曲被移植为二胡曲，如《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流浪者之歌》、《卡门主题幻想曲》等等。这些乐曲的移植对二胡演奏技术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朱昌耀、周维、宋飞、邓建栋、陈军、严洁敏、于红梅等中青年演奏家的演奏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八、回顾与展望

回顾近百年来的二胡艺术的发展历程，每一次发展较快的阶段都是一批优秀作品起了带头作用。这些优秀作品中的每一首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继承、借鉴和创新。继承的是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借鉴的是姐妹艺术和外国音乐，移植也是借鉴的一种形式。

自刘天华先生创立现代二胡学派近一百年来，中国的二胡音乐艺术从各方面来说都已进入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水平，但二胡还属于在发展中的乐器，无论从乐器的构造，还是从二胡音乐的创作，二胡的发音及演奏技术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