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惠芬是我国大师级二胡演奏家，被誉为“现代二胡演奏皇后”。她的演奏风格热情而具内涵，动人而不媚，夸张而不狂，哀怨而不伤，情感气势与神韵合而为一。她先后访问欧美十几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所到之处，均获高度评价。1977年她演奏的东北民间乐曲《江河水》曾使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感动得伏案恸哭，说“拉出了人间悲切，听起来使人痛彻肺腑”。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大师奥曼称赞她为“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法国报纸称赞她的音乐“连休止符也充满了音乐”，“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这位国宝级的民乐大师曾经患病而不能演出，在对抗病魔六年后康复，重返舞台。
  于是记者专程对闵惠芬就其个人演奏风格的改变、她对民乐现状的看法等方面进行采访。
  记者：您的父亲是二胡名家，那么您当初选择二胡是自己的兴趣吗？
  闵：当然是自己的选择。我父亲是中国最早期学习民族音乐，并走上专业民族音乐工作道路的人之一，他青年时代受到家乡宜兴老师的影响从而学习民族乐器，并考入国立音乐学院。他的二胡老师是刘天华的弟子储师竹，三弦老师是为瞎子阿炳录音的杨荫浏，琵琶老师是刘天华的弟子曹安华。他擅长于民族乐器的教学和演奏。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我选择学习民乐是源于我故乡丰厚的民间音乐土壤。从襁褓里我就听到民间音乐，八岁开始学琴连琴都是自己拣来的，父亲所教的不能满足我，我就去旁边的艺师偷师，我也常常穿过操场，伸着小脑袋去看矮琴室里高中生上的二胡课。往往里面的人还没有学会，我就已经学会了。我拉了十天琴就上台，终身是演员，12岁我就自己一个人买了火车票去上海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连父亲都没有送我到车站。出于对二胡的热爱，我是如此的坚决。
  记者：您近年的演奏风格与您年轻时对比似乎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闵：我觉得长年以来，我们民乐的演奏家都有同感，那就是现有的曲目是“吃不饱”的。实际上在民族音乐的作品非常不足的情况下，就好像我尽管在吃着一碗饭但是就马上要想着开始种田了，不然接下来就没饭吃了。由于“吃不饱”，我们都忙于创作新的作品，因此这种改变谈不上风格上的改变。
  1975年，毛主席患白内障，中央为了解除他的烦恼，给他想出音乐欣赏的办法。由于毛主席非常喜欢京剧，熟知京剧的唱腔、音乐和古诗词，因此中央决定请我和其他演奏家一起为毛主席录制一盘京剧音乐和诗词的带子。要我用二胡来演奏京剧的唱腔，这是跨行当的做法，其时我并不懂京剧，为此要先进行学习，然后把声腔化成二胡的指法。当时请来一位被誉为京剧宗师的李慕良先生作为我的老师，指导我用二胡演奏京剧的唱腔。我的演奏获得了毛主席的称赞，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这样一句话“毛主席最喜欢听闵惠芬演奏的“卧龙吊孝”、“逍遥津”、“李陵碑”、“连营寨。”（文汇报登载）这件事对我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此，我寻求到一条新的思路所谓“器乐演奏声腔化“。声腔艺术涵盖着浩瀚的领域，是我们最宝贵的传统，而现在有很多人都不再重视它，鼓吹全球化，我认为必须保存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使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发展下去。为此我走遍天涯，比如专门跑去青海听花儿，到广东随余其伟听五架头，去海南岛去听琼戏，在四川去看川剧高腔，听四川的扬琴、清音……只要碰到能显示出民族特性，又适合二胡演奏的我肯定不会放弃。
  在广州演奏的《长城随想》，就是作曲家刘文金先生吸取了京剧音乐，吸取了书鼓音乐和古典音乐的某些素材创作而成，被誉为民族音乐创作史上里程碑的作品。那么实际上不能说是我们改变了风格，而是大大发展了民族音乐的表现力，既是继承了民族的传统，又发扬了现在的创作技法和演奏技法，不是改变是发展，我们总不能一辈子只拉一首乐曲。从50年代到现在，我们只有不断创作才能服务于人民，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是在做创作和发展的工作，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贡献。
  自从确立了器乐演奏声腔化这个思路后民乐诞生了一批新的作品，它们都是根据传统音乐、歌剧音乐、传统戏剧唱腔而改编为二胡曲的，这次到广州来演出就是为了展现这一实践成果，其中有《洪湖主题随想曲》、有《昭君出塞》、《长城随想》、有《第三二胡协奏曲——江河水的故事》等，其中《第三二胡协奏曲——江河水的故事》就是在民间音乐江河水音乐的基础上加上新的技法、结构变换成新的形式。原来比较短小的只有六分钟的东北民间音乐，现在发展成为将近半个小时的协奏曲，这首曲子无论从技术上、规模上都是推陈出新的作品，而《长城随想》则糅合了京剧音乐的、书鼓音乐、古典音乐的因素发展而成，可以说是国内顶尖水准的作品。
  记者：你一直活跃在舞台上，觉得观众的欣赏口味有什么变化呢？民乐要如何“现代”起来适应这种变化？民乐好象新作不多，应该如何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闵：我走的道路是把传统音乐中最优秀的部分发展，使它们富有新意，健康高雅更适合观众的欣赏，这是我的追求。现在我演奏的曲目就是在这一思想下指导的作品。这次演奏的《昭君出塞》是根据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的唱腔改编而成的作品。红线女是我最崇敬的老师之一。1960年红线女在上海的文化广场演唱它五十年代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荣获金奖的粤曲《昭君出塞》。尽管当时她只是唱了短短的20分钟，却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机缘巧合下我邀请星海音乐学院作曲老师房晓敏把它编写成二胡曲。但没有谱子如何重新编曲？我为此跑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资料室可都找不到原唱腔的录音资料。所幸我们团里的首席李肇茗先生的妈妈有一盘很旧的单声道磁带，正是红线女老师唱腔的录音，于是我借了来边听边把唱词和谱子仔细整理记录下来。然后，我向房晓敏谈了我对这首乐曲的希望，就是伴奏的部分一定要有琵琶，因为昭君是抱着琵琶走上和亲路的；另外要有脚步声，但不是马的脚步，而是骆驼的脚步声，用节拍的韵律模仿骆驼在稳健的往前走，因为当年昭君出塞是骑着骆驼出去的。
  房晓敏的改编异常成功，乐曲在保留唱腔最精彩部分同时，加上丰富的二胡技法以表现红线女唱腔独特迷人的神韵，再配上大漠边疆风光的乐队配器，突现出王昭君尽管万分思念自己的故乡，但义无反顾走向塞外大漠的美丽形象。当时我为某家唱片公司录了十首乐曲，其中这首最为满意，最有意思的是房晓敏用这个录音去参加广东音乐作品比赛，获得全场的最高分。我异常高兴，因为这是广东人打的分，当然最重要的不是得了高分而是广东人承认这是广东音乐，和余其伟的高胡一样，都是广东人所认同的，当然他们都不知道这首《昭君出塞》是闵惠芬拉的。该曲在香港的首演也非常成功。
  另外一首曲子《寒鸦戏水》也是如此。我从小就对潮州音乐着迷，中学时代，有些古筝专业的学生学习潮州音乐，老师郭鹰先生是潮州音乐的一代宗师，我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讲课。上海有一批潮州人，常在一起玩潮乐，文革时期被解散了。1984年在病中的我听说上海潮州音乐乐团在重新组建，我就一次次去听，连疾病都不能阻挡我去听的愿望。也为此我得到他们的热爱，他们为我一遍遍演奏，并把乐谱送给我，郭鹰老师还专门用椰胡给我演奏并录音。
  病好后，“上海音乐之春委员“会找我谈话，要我为上海音乐节演奏，说：“你病好了，你能不能为大家演奏一曲？上海观众想念你呀！”我马上就答应了。这次演出有个有趣的规定，由于演出的舞台设在跳水池，因此规定演奏的乐曲必须和水有关系。尽管我大病一场，却希望能演奏新的东西，有新的面貌献给上海观众，《江河水》、《二泉映月》等和有水有关的乐曲我都演奏过了，还有什么是和水相关的呢？这时候我想到了《寒鸦戏水》。
  生病的时候我曾在电视上看到《鸭子拌嘴》这首乐曲，它全都由打击乐伴奏，非常好听。现在我能不能把潮州音乐《寒鸦戏水》用潮州的打击乐来伴奏？《寒鸦戏水》的原意其实并不是喜庆的，而是悲凉的，表现的是明末清初，清兵入关，亡国遗民之恨。而我们的诗词、民歌民间音乐往往有反其意的做法，我能不能把悲凉的《寒鸦戏水》反其意改编成充满春意盎然的《寒鸦戏水》？后来我央求精通打击乐的指挥家夏飞云来配乐，他一口就答应了，并亲自排练。
  演出前我非常害怕郭鹰老师及潮州艺人对我这样改编《寒鸦戏水》反感，没想到演出结束后，老师亲自给我来信，说“我代表50万潮州人感谢你！”当时，我激动的在床上打滚。新的《寒鸦戏水》后来走遍世界，每次演出观众在演奏中就忍不住鼓掌。
  记者：在商业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冲击下，民乐怎样才能吸引更多听众，扩大自己的空间？
  闵：扩大民乐的影响我认为只有两条路，而且必须同时进行，一个是普及，一个是提高。普及必须身体力行，我从八十年代起走遍祖国大地去撒播民族音乐的种子，有些根本不是舞台，山顶上，矿井里，渔船上，还有大量的学校，甚至连电都不通的地方，只要有人需要民族音乐的地方，我都会去。主要是宣传介绍民族音乐的历史，民族音乐的传统，最优秀民族音乐作曲家和最优秀的经典作品。我根据不同的观众演不同的曲目，给大学生就会演奏比较深刻的曲目，讲讲古代的诗词与音乐的关系；给中学生就会讲讲，《北京有个新太阳》、《黄梅小调》、《洪湖水》等大家比较熟悉易懂的曲目，至于小孩子们是最需要耐心的，常常要哄他们，演奏一些童谣跟他们打成一片，讲讲自己怎样学习二胡的故事。
  至于提高，我自己的做法是器乐演奏声腔化，继承民间音乐并努力使之发展提高，与此同时，为作曲家们大量试奏新作品。我殷切希望学习民乐的人能重视民族民间音乐，在我看来学习民族音乐却不重视学习民间音乐等于是白学。民间音乐经过不同时代，传承下来，经过每一代人的不断进步，才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象我前面提到的用打击乐伴奏二胡就是吸取了西安鼓乐——鸭子拌嘴的表演形式，改用潮州锣鼓来打，这就是民间形式的发展。我们只有把民间音乐加进新的配方，把我们民族传统中最经典的东西加上新的技法，包括外来引进的各种新的创作技法和演奏技法，才能创作出新的东西，走出新路，这也是我现在所在做的事情。
  记者：现在有很多孩子被逼着学琴，但真正坚持到底的很少，有的甚至再也不会碰一下。您认为怎样才能让孩子真正以琴为友，您有什么建议？现在有不少孩子学习音乐，但以西洋乐器居多，相对而言，学习民乐的孩子似乎少多了，您觉得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孩子喜欢我们自己的音乐呢？
  闵：有些学校凭美育特长可以加补充分，于是家长要求孩子去学，有些家长是看到别人学他也要学，特别是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们望子成龙，要求孩子什么都要比别人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喜欢美术、有的人喜欢音乐，有的人喜欢体育，有的人甚至只喜欢文化课，所以我认为家长还是要学会民主，根据孩子的兴趣去发扬他们的长处并补充他的短处，而不是用高压的手段，这样反而会有反效果，这需要反复宣传。相对于钢琴、小提琴来说学民乐人的确少些，但现在最主要的是民乐的师资不够，这直接影响到学习民乐的人的数量，事实单看每年考级人数比起以前就多得多，而且每年都在增加。我们要有信心通过我们专业、基层的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努力，民乐会有更广阔的前途和日趋扩大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