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于二胡的印象，来源于街头卖艺的『阿炳』们。二胡特有的悲凉嗓音对鼓膜的蹂躏，再配上『阿炳』们的视觉冲击，能让身在春天里的你如履寒冰。但是人往往都有那么点受虐癖。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整理旧物件时，偶然翻开高中时听过的老磁带，居然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旁边看到一盘《二泉映月》。听过之后觉得虐心，就再也抑制不住了。一路高铁直奔苏州吴门桥，去寻找那专门制造这揪心二胡的琴师。

　　二胡的『罪魁祸首』刘天华已经不可寻，但是却可以找到给其制二胡的琴师王瑞泉之子王国兴『问罪』：整这专发天地悲音的二胡出来，你得有多么悲天悯人的心啊。

　　蟒皮惊魂

　　大师的工作室在巷子最深处。我一拐再拐，终于拐到大师藏身的小巷尽头。巷尾出现两栋布满爬山虎的苏俄式二层红砖房。虽然已是阳春三月，大地回暖，但爬山虎却还未回春，认为开枝散叶的时机还不成熟，只懒散伸出枯萎的蔓枝缠绕着老朽的红砖。红砖房的二楼，便是二胡大师王国兴的工作室。

　　按照以往寻访名家的惯例，寻斫琴家，甫进巷口就能听到太古雅音；探铸剑师，还未进门就可感到肃杀剑气。这次探的二胡制作师，乃二胡界“南王北李”的“南王”王国兴，楼下应该也出点祥瑞之兆才对。但是很遗憾，眼前万籁俱静。

　　于是我踮起脚伸长脖子往二楼的窗户里边瞟，没瞟到二胡一弦半弓，却引出了一楼面带警戒的小青年。在得知我要找“二胡大师王国兴”后回复我：“大师？我怎么没见过。”欲转身进楼，一秒之后又转过身：“你说要找做二胡的？楼上还真有一位，您从这边请！”说完嘴角挂笑进楼，我还没来得及分析那丝笑容的含义，摄影师已经沿着青年指的“这边”上楼了。

　　“这边”是挂在右边那栋红砖房上的木楼梯。木楼梯上到二楼后，分出一架木质天桥连着左边的红楼。我屏气凝神还试图寻找那丝“大师之气”。摄影师却不再矜持，被眼前的景致感染后，脚上一级楼梯手按一下快门。当她的脚步声停止时，我没捕捉到与之匹配的快门声，却听到一声惊呼，然后是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蛇！天桥上躺着一条蛇，不是蛇，是蟒！”我听到摄影师的话后，条件反射一般蹦离楼梯三尺远。惊魂初定后问摄影师：“你确定看到蛇了？今天阴历还未到三月三，蛇应该还在冬眠才对！”
 

图-阮传菊 文-雷虎

 

　　“我没看到蛇，我看到的是蟒！”摄影师边说边让我看相机显示屏。当看到一水桶粗电线杆长的阴影浮现在显示屏上时，我拉着摄影师来了个三级跳，逃到离楼梯三丈远的地方。

　　“我现在明白那小青年为什么对我笑了，那蟒蛇也对我笑！”摄影师哭笑不得。

　　“我现在明白什么叫大师气场了。这么大条蟒蛇看场子！”我怒从心底起。

　　我们的动静太大了，惊得二楼探出了一个脑袋。问清我们来意后他指了一下那木楼梯又来了一句：“这边请！”看着我们迟迟未动，他才回过神来。脑袋缩了回去，几秒钟后天桥上多了一个人影。那人身着皮夹克、脚蹬亮皮鞋、梳着大背头，着装可亲可近却让人不敢近。因为他手上抓着那条在我们心中留下阴影的阴影—一条水桶粗电线杆长的蟒蛇。他抓住了蟒蛇七寸，但蟒蛇尾巴却垂到地面上。我和摄影师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异口不同声蹦出了两个词：“驯龙高手！”“天神下凡！”

　　眼前这位天神和高手合体的大叔就是王国兴。而那吓得我们魂飞魄散的蟒其实不是蟒，而是蟒皮——蟒皮是制作二胡琴膜的材料。王国兴前几天新收了一条蟒皮，放在天桥上晾干准备制琴膜，却不巧被叶公好龙的我们撞见。

　　“一直以为收天籁之音制琴的琴师是天底下最浪漫的工种，没想到却是一项与蟒谋皮的要命活！”摄影师看了一眼躺在天桥上乘凉的蟒皮，发完感叹后问了一个让我头皮发麻的问题：“这蟒蜕下的皮在这，那蜕过皮的蟒躲哪去了？”

未上琴弦的二胡和琴桶

　　子承父业

　　王国兴的工作室所在地前身是一家纽扣厂。1995年，这家厂因为不景气而倒闭了，而王国兴正好从不景气的苏州民族乐器厂离职。于是他就和几个朋友一合计，在倒闭的纽扣厂里开了这家名为“国兴乐器”的工作室。

　　“工作室起名国兴，有几重意思：首先，自己的名字，好记；其次，有让家传的二胡手艺薪火相传的意味；最后，还有振兴国乐的念想。只可惜这个念想到现在都看不到踪影。”王国兴边说边拿出了两个红本本。这两个本本分别是颁发自1985年的苏州民族乐器厂“工艺规格声乐品质单项奖”和“红木专业二胡一等奖”。

　　王国兴一生所制二胡获奖无数，甚至达到“拿别人的奖，让别人无奖可拿”的地步。但他对这两个厂颁的奖项情有独钟，是因为那时的苏州民族乐器厂见证了中国民族乐器最辉煌年代，也是王国兴和父亲王瑞泉同台献技的时期。

　　谈到自己在中国二胡界“南王”的名号，王国兴摇了摇头：无论是南王还是北李，都只是小圈子内地域性的尊称。而父亲王瑞泉则是中国二胡界里程碑式的人物，是被国内乐器界和演奏家共尊的“中国二胡王”。“就连刘天华演奏的二胡都指定由父亲亲手制作，那是什么概念！”谈到父亲，王国兴有说不出的崇敬。

　　1979年，自从父亲把王国兴带进苏州民族乐器厂后，父亲就成为了王国兴追赶的对象：“就像是一位纽扣匠，做纽扣其实是枯燥无味的，但是一旦你锁定了厂里最好的纽扣匠为追赶目标，每天的工作就神清气爽了。”王国兴工作时，受到“劳动光荣”的思想熏陶，认为若把二胡比纽扣，起早摸黑两相宜。他从来没把做二胡的自己当成一回事：“父亲制的二胡，获得过国家乐器评定委员会授予的‘国家银质奖’，我都制二胡三十多年了，还没人给我颁这个奖，那就说明我的二胡还没做到位，那就继续努力！”王国兴说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却让人无语至极——那可是二胡界至今为止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最高奖项。做琴齐上阵，拿奖也要父子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