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写这篇书的时间，是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即公元前三世纪。当时的情况是：秦始皇即位的初年，为了富国强兵，统一六国，就到处招贤纳士，吸收了很多别国的人才，到秦国做官，这期间，韩国耽心自己被消灭，就派了一位能治水的人叫郑国，到秦国帮助兴修水利，希望这样能把秦国的人力、物力与注意力吸引到水利工程上，也就自然转移了秦国的视线，减少对韩国的军事压力。后来，这件事被秦国发觉，一些贵族也趁机劝说秦始皇把在秦国做官的异国人（时称客卿）都赶出去。李斯本是楚国人，也是客卿，当然也属被逐之列。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给秦始皇上了这一《谏逐客书》，列举大量事例，说明不应“非秦者去”。上引那段话，是从音乐上讲的。当时，秦朝廷已经“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究竟是那一年，秦朝廷不再使用自己传统的“真秦声”，史无记载，也难以考查出来。但仍然可以明确地了解到公元前237年以前，秦国有筝的存在，而且成为朝野喜闻乐见的乐器。

关于筝，我已在《筝的最早文献出处》中，作过简要介绍，那已是公元前五六世纪时的事了。其他的两件乐器：瓮与缶，究竟产生于什么年代，我们也无妨稍加考查。

缶是一种盛水或酒、浆的瓦器。是一种实用性器皿。它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乐器，而且成为秦人特有的乐器？具体时间，目前尚无法考知。但从大量的经典与史籍中，我们仍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甚至前七、八世纪时，秦人已鼓之为乐。

儒家经典“五经”之一的《易经》就说：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离卦》）

这是说：在太阳快要落的时刻，人们不击缶却唱歌。可见“缶”此时已当做乐器了。《易》又称《周易》，相传为周人所作，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儒家的经典《诗经》也说：

坎坎击缶，宛丘之道。（《诗·陈风·宛丘》）。

陈是西周时的一个诸候小国，地址在今河南省东部和安徽西部一带，公元前479年为楚所灭。国都宛丘，即今河南淮阳。这样，就可以肯定的说，这首《陈风》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以前。那么，他们的击缶作乐，也自然在这个时期了。

汉应劭《风俗通义》说：

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卷六）

这里特别指明缶是秦人用以节歌的乐器。可见公元前五世纪时已传到陈国。秦人何时用它节歌，我们无妨再引两段史料，看个究竟。#p#分页标题#e#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

（赵惠文王与秦昭王）会于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秦声，请奉缶盆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卷八十一）

《史记·张仪列传》又说：

陈轸适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赵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之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卷七十）

这两段记载都谈到秦声。前一段直接指缶为秦声。事在赵惠文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9年；后一段事在秦惠王年间（前337—前311年），也就是公元前四世纪。这样，是否可以说，缶作为秦声的主乐器使用，最晚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风行了。

正象我前面引用李斯话所说，秦声的主要乐器应包括瓮、缶、筝三种。那么，上述两处提到的“秦声”也应该包括瓮与筝在内。这样，是否也可以肯定筝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时已在秦地广为应用，并与缶成为秦声的主要的不可缺少的、能够体现秦声音乐风格特点的一种乐器。如此看来，秦筝的创制，最迟年代也应当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即秦厉公（前443—前476年在位）与秦桓公（前603—前577年在位）时代。这样，也与《礼记·乐记》所载时间一致。

四、蒙恬造筝附会之谈

汉人应劭在写《风俗通义》时，似乎已意识到蒙恬造筝的不够准确，所以在讲完筝的形制与流传后，说：“或曰秦蒙恬所造”。这是因为蒙恬所处的时代和他引用的《乐记》成书的年代，相距甚远，相差两三个世纪。所以用了一句“或曰”。可是后世的不少正史与类书的作者，还是沿用这一说法。象西晋时傅玄的《筝赋》，唐人编撰的《隋书·音乐志》，宋人编纂的《旧唐书·音乐志》等等。

蒙恬卒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李斯《谏逐客书》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并说此时已“退筝”，即不用筝了。由此可知，蒙恬生活的年代与李斯所说秦朝廷不用筝的时间，基本相同。那么，此时是否还有必要再创造这种乐器？显然回答是否定的。由此也可以理解到蒙恬出生时，筝已经是秦声的传统乐器了。再加上《乐记》所载，也就自然否定了蒙恬创造筝的说法。

但是，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传说，而且还能流传近千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仔细思考，恐怕有一个在秦朝廷“退筝”后，由蒙恬对筝的改进与恢复的可能。这也是这一传说至今还在陕北榆林、三边一带盛传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秦汉时期秦地民间筝仍昌盛的重要原因。可惜，蒙恬如何恢复筝在秦地的流传与如何改进，我们目前还无更详细的资料可证。#p#分页标题#e#

五、由五弦筝到十三弦筝

先秦时期的筝，同筑一样，只有五根弦。《乐记》、《风俗通义》都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应劭在《风俗通义·声音》中说：

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秦六）

这里的五弦，很自然地应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徴、羽。一如五弦琴与筑。其低音也可能是宫，也可能是徴。象汉人桓谭《新论》就明确指出：

（琴）五弦，第一弦为宫，其次商、角、徴、羽。

这种五声音阶的音乐体系，和七、八千多年前秦地半坡人所创制的陶埙音阶完全相同。这种陶埙吹起来支支有声，也与筝的铮铮而鸣，缶的呜呜快人耳目相一致。（这点后面还将详谈）

随着人们音乐实践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五弦筝的表现力和音域，远远难以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要求和审美情趣。在这种情况下，音乐家和筝师，就对原筝不断进行改进，这就有由五弦筝到十二弦筝与十三弦筝的发展。筝弦数的这种成倍增加，无疑地也更多地增加了筝的表现能力和反映现实生活的丰富性。

十三弦筝的出现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汉元帝年间，这就是《旧唐书·音乐志》所说的汉京房的造五音准。书云：

筝，本秦声也。相传云蒙怡所造，非也。制与瑟同而弦少。案：京房造五音准，如瑟，十三弦，此乃筝也。

“五音准”是什么？范晔《后汉书·律历志》有过如下的说明：

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

日本人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由五弦筝到十三弦筝的过程》中，对上文又作了具体说明：

原来京房的造准，是因为用竹制的律来三分损益，所得的十二律并不正确，所以要用准的弦来验定十二律，并且要进而求到了精微的音律至于六十律。准的弦长，所以放到黄钟之数九寸的十倍，是因为放到这样长时，弦音的分割可以得到自然的精确，而画出来的分寸的十分之一就可以表见律之数；是为了这一举两得的目的而造的。

其实《后汉书·律历志》也对准作过具体的解释。文太长，恕我不再引用了。它的大意是：将中央一弦定成黄钟，取其三分之二长度的标度求得的音为林钟，再用轸或用柱来定出林钟的弦。然后再以林钟的三分之四长度的标度在中弦上求得的音定为太簇，确定太簇的弦。如此按十二律相生的顺序，各律都定出一条弦来，就可证实最后一弦上的音（参考《东亚乐器史#p#分页标题#e#。

由此看来，汉代京房是用自己创造的十三弦筝，作为所有弦乐的校音乐器。这当然会大大提高筝在整个弦乐器中的独尊地位。林谦三不认为京房所造的十三弦为准筝，是缺乏道理的。我们知道，京房曾受学于吕律学家焦延寿，而且亲自对三分损益法进行过精密的弦音分割实验，从而更正了上述的不足。后世不少律吕学者，在测定音律时都遵循京房的上述创造。象后魏的陈仲儒，五代后周朝的王朴，明代的朱载堉，关于律吕的研究和制定的律准，都以他的创造为标准的。后汉书》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我们也正是根据这一原则精神，肯定汉元帝时代已经有了十三弦筝了。

另外，我们还从《魏书·乐志》中知道：南北朝时期的北魏（386—534）还有一种十二弦筝。这是吕律学家陈仲儒研究了京房的十三弦准筝后说的。他说：

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

几乎同时的南朝梁武帝，也创制了四个三弦的音律用的乐器，即十二弦通（又称四通。详见《隋书·音乐志》了，其实也是一种十二弦筝。“合四通以适应十二律数”。他还作有《筝赋》和咏筝诗多首。

由上面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筝曾有一个由五弦到十三弦再到十二弦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五弦筝从诞生到汉魏时还普遍应用。十三弦筝是汉代京房公元前一世纪的创造，是作为弦乐器的“准”用的。十二弦筝大致略后于十三弦筝，根据历史记载，它应该是北魏时期陈仲儒的创造。

六、筝的定音

说到五弦筝、十二弦筝与十三弦筝的定弦原则，我们曾做过一些考查，但由于资料匮乏，很难象琵琶那样推算出来。日本学者林谦三根据日本现存的《仁智要录》与《类筝治要》推定古代五弦筝与十三弦筝的定弦原则如下：

五弦筝宫商角徴羽

徴羽宫商角

十二弦筝宫商角徴羽宫1商1角1徴1羽1宫2商2

雕屏呍炎檎适妫？伢菡陨？？嫌蟆＃ū？铡栋灼r歌》）

隋唐两代就更多，下面只稍举几例：

汝不闻秦筝声最苦，五色缠弦十三柱。（岑参《秦筝歌》）#p#分页标题#e#

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白居易《废琴诗》）

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白居易《邓鲂张彻落第诗》）

抽弦促柱听秦筝，无限秦人悲怨声。（柳仲庸《听筝》）

小妇南山下，击缶和秦筝；群宾莫有戏，灯来告绝缨。（李德林《相逢狭路间》）

此后，更是如此。

八、秦筝与秦声

秦声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包含许多内容的概念。我早先在《秦声初探》的长文中，曾进行过多方面的考证与探索。概括地说，秦声一词起码有以下几解。一指先秦时代的秦地民歌；二指先秦两汉时代的秦地歌舞音乐综合的秦“乐”，三指具有秦地地方色彩与悲昂慷慨的秦人的诗歌；四指陕西地方戏曲剧种、声腔，即秦腔的代名词；五指缶；六指秦筝。在古代文献资料与史籍中，往往因语言环境的不同，含义也有别。不可一概而论。

我们从李斯的论述中，知道筝原是秦地音乐歌舞——秦声中的一种乐器，它与瓮、缶共同体现了秦地艺术的风神品格。后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秦声”却成了秦筝的专有名词。其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秦筝的音乐特色，尤其是音域的宽广深厚，情调上的低徊悲歌，风格上的激越慷慨与手法上的善于抒情。

最先称秦筝是秦声的是谁？在什么朝代？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去进行考证，但从目前我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来考查，可能是东汉时代的事了。

我所见到的资料中，是他人引汉高诱《汉书注》中，首先采用这一说法：“筝，秦筝，秦声也。”这里，这位以博学著称，曾校过很多古籍的学者，在它们三者之间划了一个等号。当时，高诱如何思考，又根据那些史料，作这一结论的，我们因时间相距太远，无法明了。高诱距筝的创制时间相距却不太远，又有一种实地的亲切的艺术感受，所以他作如此笔墨，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从此以后，不论是诗人们写诗，赋家拟赋，文人为文，还是学者们的专著、字书、类书、辞书或史学家的所撰正史，都称秦筝为秦声。

魏晋六朝时期，这方面的资料有：

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晋嵆康《声无哀乐》）

于是酒酣日晚，故为秦声，壮惊抗忾，士风所生。（晋孙该《琵琶赋》）#p#分页标题#e#

赵瑟秦哀音，秦声歌新诗。（晋王彪《咏史诗二首》之二）

惟有高秋月，秦声未可怜。（梁王台卿《咏筝诗》）

琼柱动金丝，秦声发赵曲。（梁元帝萧绎《和昭明太子弹筝人诗二首》之二）

调弦系爪雁相连，秦声本自杨家解。（陈后主叔宝《听筝诗》）

唐宋史书、类书有

筝，十三弦，所谓秦声。（《隋书·音乐志》）

筝，秦声也。（唐杜佑《通典》）

筝，本秦声也。（《旧唐书·音乐志》）

《风俗通》：筝，秦声，五弦，筑身。（胡三省《通鉴》注卷60）

《风俗通》：筝，秦声也。（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二）

按：胡三省与高承引《风俗通》之说，不见今本《风俗通》，可能据他本。

至于诗词曲中以秦声代指秦筝的就更多了。我们引唐及唐以后几则资料佐证如下：

楚艳为门阀，秦声是女工。（白居易《筝》）

绮度张翠幕兮，青楼莫不弄秦声。（宋陈襄《古琴赋》）

陇水秦声，如村翁野老之嬉笑，如莺喉鸽语之咿嘤，如大风飘瓦而轻嗑，如胥涛鼓噪而崩淘。（元杨维桢《琴赋我在这里引用了那么多史料，说明筝的上述称谓，是从古人的特殊语言环境中得出的。当然，离开了这一特殊的语言环境，再去观察十二弦、十三弦与十四弦，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单纯的弦数无法确定乐器的名称。象“五弦”，就有琴、筑与筝的区别，其如仍之。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上述的结论。事物的辩证法正在于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