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演出的上海交响乐团，前总监陈燮阳和现总监余隆都是黄晓同的学生。说起这个经过他两任学生调教的乐团，黄晓同打开了话匣子。“上交的弦乐令人印象深刻，弦乐声部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具可塑性，同时拥有柔和温暖的特质，当然他们也可以演奏得很有锋芒，但他们不讲究这个，而是考究内在的张力更胜过一时的爆发力。”同时，黄晓同也说起去年他救场指挥爱徒余隆的另一支乐团——中国爱乐的感受，“爱乐的管乐声部胜于上交，弦乐则太有个性，太显锋芒，不受拘束，有强烈的表达欲。”

　　指挥各有自己的个性，但身为严谨学院派的黄晓同还是要求每一位学生都先掌握好音乐的基本规律。“有很多学生觉得自己感觉很重要，不按照谱子来，自己乱发挥，但过几年他们总会回归，知道有些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黄晓同得意地说，每一个现在大名鼎鼎的指挥，我当年都把着他的手挥过。问及指挥教学中什么最重要，黄晓同说，“手势里的音乐和呼吸是可以看得见的。”说着，他自顾自地对着记者挥起手来，“一拍从何处起?手的位置与额同高，这么一路往下打到腹部，你看，这样打下来你觉得有音乐吗?”“再看，我这么下来，1234，有了。”他又挥动手指，嘴里哼出音调，“你看，这样就更丰富了。”黄晓同说，“一个手势，里面包含的拍子、拍子的分量都能在手上 体现出来，乐队看你的手，就像看到谱子一样。这就是要把一个指挥扔在乐队里去磨的东西。”

　　张国勇回忆说，1997年他从俄罗斯留学归国的第一场音乐会指挥了难度极高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音乐会结束后，他竟意外发现恩师黄晓同抱着一本总谱坐在观众席里。黄晓同说自己没有机会在乐团里真正实践这样高超的交响乐指挥技艺，借着学生的光来学习。黄晓同告诉早报记者，失去了实践的土壤，自己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家，因此，现在每一个学生都是他学习的榜样。

　　看到学生不尊重艺术、不珍惜才能会伤心

　　黄晓同一家兄弟姐妹六人均投身音乐事业，大哥黄晓庄作曲，大姐黄晓芬拉大提琴，二姐黄晓苏攻声乐，黄晓同学习指挥，弟弟黄晓和研修音乐理论，妹妹黄晓芝拉小提琴。而这样不同的分工完全是兄弟姐妹们完全自主的选择。

　　选择了指挥的黄晓同，刚开始并未表现出太过抢眼的天分，连在学校管弦乐队的职务也是毫不显眼的定音鼓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单凭耳朵硬生生地背下了佐尔坦·科达伊的双人舞交响乐总谱，震惊全校。上世纪60年代，黄晓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送去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当时同去学习的指挥系留学生还有李德伦、严良坤、曹鹏、韩中杰和郑小瑛，均读了1-3年不等的研修课程，只有黄晓同一人，师从一代宗师、苏联指挥大师A。高克(Aleksandr Gauk，1893-1963)，接受了4年的歌剧和交响乐指挥本科专业系统训练。

　　早年学习的时候，黄晓同的音乐梦想亦是在一方指挥台上指挥乐队真刀实枪地演奏音乐，却不成想因为当时必须服从的就业分配，他的一生都被框在了三尺讲台之上。

　　“演奏家或者歌唱家可以自己锤炼技艺，而指挥一旦脱离实践，一切都是空谈。”黄晓同回忆自己30岁时第一次指挥上交，也是为了教学需要，“当时我要教学生，需要具体的例子，但是那时候音乐学院根本没有乐队，怎么办?于是趁着自己30岁生日开一场音乐会，这么‘借’来了上交，指挥了一场音乐会。顺带当作教学示范。”之后60、70、80周岁生日的时候，学生们想起有这么个“老传统”，就给黄晓同办音乐会。“我都是借生日蹭音乐会指挥，我不是真正的指挥家，但是我琢磨了一辈子的这些东西，一上手，证明都是对的，都挺成功，我也格外珍惜。”

　　黄晓同说，他的一生是完全按照儒家的说法走出的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直到而今正入耄耋之年，回顾音乐人生，充满坎坷，也渐入豁达之境。30多岁时确定了在指挥的路上一路走到黑;40岁之前在困惑“四人帮”和中国文艺创作的走向;50岁时自己的学生陆陆续续成器，对自己从事的教学工作感到欣慰;60岁眼看着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古典音乐事业繁荣中带着浮躁，开始对一部分学生的选择感到愤怒、不能理解，但后来也渐渐看开了。“报纸上说我说过‘最喜欢谁’，那都是随便说的，我的学生我都喜欢。有时候看着他们面对诱惑，不尊重艺术、不珍惜自己的才能，我也会伤心，但是我现在也不说了。”黄晓同说。

　　采访中，黄晓同常听不清记者的问题而反复询问，而到了排练现场黄晓同的耳朵却不会放过乐队的任何一个瑕疵。“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现在年纪大了，耳背，经常别人跟我说什么都听不清楚，但如果是音乐，一个音符都跑不掉。”黄晓同得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