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阐释

　　在论述五度相生律的同时，不禁将其与曾侯乙编钟联系在一起，曾钟横列各音的排列体现了五度相生律的生律结构。以曾钟基列为例来说明此问题。首先从曾钟基列C音下方的F、降B两音入手，根据测音得知F、降B两音距C音分别为498音分、996音分，这绝非由三分损益法而来，因为按照三分损益法无法得到此音，此两音只能通过C音连续向下纯五度生律才能得到，通过上面对五度相生律的介绍，得知五度相生律获得此两音的方法亦是如此;而曾钟基列C右边的音(如G、D、A、E)与五度相生律以一音为中心向右侧生律的原理基本相同。因此根据两者的时间先后，大胆推测曾钟所体现的生律原理早已孕育有五度相生律的雏形。

　　在此，就五度相生律的生律要素纯五度(隔八律)，讨论一下有关中国古代将三分损益法称为“隔八相生”这个问题。将三分损益法称为“隔八相生”欠妥，尽管三分损益法由母音向上生五度音时，两律之间确实隔开八律，但向下生四度音时，却只隔开了六律，将三分损益法称为“隔八相生”，有以偏概全之过。而王光祈先生在其著作 《王光祈文集?音乐卷》 中将此生律法称为“进八退六制”，符合三分损益律生律原理。相对于五度相生律来说，无论是从基音向上生律，还是向下生律，都以纯五度作为生律要素，倒符合“隔八相生”之称，因此更同意将五度相生律称为“隔八相生”。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将三分损益法称为“隔八相生”的传统由来已久，但面对其糟粕不能盲目守旧。

　　结构特征

　　(一)生卒时间进行对比

　　前辈们往往是根据两者发明人物的生卒时间进行对比：毕达哥拉斯的生卒时间大约为公元前580至公元前501年，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年，进而推断出三分损益法比五度相生律早了将近140年。这固然是一种可取的方法。亦可以换一个角度，从三分损益法在音乐实践中的应用——曾侯乙墓编钟出发，也可得出两者大概的产生时间。

　　(二)升号与降号

　　三分损益法生出的变化音都带有升号，而五度相生律的变化音则带有降号，十二律之中只有六律相同。其中，由三分损益法产生的带有降号的音要比由五度相生律产生的带有升号的同名音高出24音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最大音差。此外， 通过对比由两种律制产生的七声音阶发现，两种音阶的四级音不同，这种差别源于生律法的不同：五度相生律的四级音F由基音向下纯五度所生，并将其提高一个纯八度所得，此律距始发律为498音分;而三分损益法中的仲吕律(F，更准确的表示应是升E)则由十一律无射律向下生律求得，此律距始发律为522音分。但是由于当时审美趋向和音乐实践的限制，中国七声音阶的第四级音不取仲吕律，而选择了则由第六律应钟律所生的蕤宾律(升F)，此律距始发律为612音分。这种不同的七声音阶正好反映了中西两方在音乐审美方面的不同：三分损益法与中国的正声音阶相联系，而五度相生律则与西洋大音阶有着不解之缘。

　　(三)不是以“三分”为基础

　　在五度相生律中，基音左侧的音是由基音C向下连续纯五度所生，这说明其发音体长度不是以“三分”为基础的，因为三分法不能生出下方五度音，要想生出下方音，必须将其弦长乘以二分之三(二分益一)，因此，在生律要素上，由基音往下纯五度所生的音属于二分法;由基音向上纯五度所生的则属于三分法。而三分损益法中，各音均按照上五下四或下四上五的方法产生。因此在生律结构方面，五度相生律属于双向生律：既包含三分法——顺生(上五下四)，又包含二分法——逆生(下五上四);而在三分损益法，则只有顺生——三分法(即上五下四或下四上五)，在生律结构上属于单方向生律。五度相生律的顺生原理与三分损益法的生律原理基本相同，其区别只在于五度相生律的顺生原理是连续纯五度生律，而三分损益则是上五下四(下四上五)迂回生律。此外，三分损益法将十二律控制在一个八度之内，而五度相生律由于同时向两侧生律的原因，其十二律不可能产生在一个八度范围之内。

　　(四)一个八度包含十二个半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一个八度包含十二个半音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十二律名最早见载于战国时期成书的《国语?周语》 ，公元前522年，伶州鸠在回答周景王的问话时曾提到十二律名及“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等有关律与数的关系。公元前239年成书的《吕氏春秋?音律篇》则详细的记载了三分损益十二律的产生方法。可以说，自《吕氏春秋?音律篇》起，拥有了获得十二律的方法。而五度相生律在当时并未生全十二律，五度相生律在当时只产生了七律，其音名即CDEFGAB七音。此后，随着音乐实践的发展，发现音乐中并非只此七音，于是又发明了升降记号，将其记在音名前来表示音的升高与降低，而此时约公元十一世纪。就是在今天也是如此，在中国十二律有其各自独立的名称，而西方的十二音中却只有七个音具有独立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