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的每一部交响曲都是一次他对自己从头到脚的翻新：第一交响曲，就象我曾经戏称的那样，是他的“维特”；第二，一首“安魂曲”；第三交响曲会叫人以为是一首泛神论的赞美诗；第四，一首童话般的牧歌。第五到第七交响曲的意象和想法遵循一种纯音乐的意图，然而就在这三部交响曲中也都各有其不同的氛围，比较前面互相隔得很远的四曲而言，这三曲在风格和内涵上彼此都靠得很近。它们都是很复杂的音乐，复调语言更加意味深远，乐器组合更加丰富，为马勒繁芜的情感生活找到了新的更加有力的表达方式。人声是第八交响曲的主要乐器，一种宏伟的多声部合唱奠定了如赞美诗一般的第一乐章，同时在浮士德的场景中作曲家使他的音乐语言通过某种简化，去适应歌德的诗句和抒情的歌唱性。在大地之歌里我们又看到另一个马勒，以一种新的作曲风格和管弦乐法开辟了第三个创作阶段。第九是他的制高点，在大地之歌的精神领域里展开强有力的交响曲式。第十交响曲的草稿带来了这种创作过程的突然终止，也直接说明了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各各不同。这一点（象是注定了的）也适用于他的配器方面，他有一种天生的、极为敏锐的对音的感觉，一副对管弦乐队的一切可能性都极为开放的耳朵，为了表情和表达清楚的需要无与伦比地控制着他的管弦乐队。从变幻的色彩和魅惑的音调到一种愈益复杂的复调织体的客观描述，这就是马勒的管弦乐法的发展道路，随着每一部作品在变，越来越强有力。他为了越来越多的需要，不得不在这条路上“闯荡”。
　　
　　他的每一部乐队伴奏歌曲在很早的时候就显示了很独特的乐器组合，主要就是令人吃惊的简练。而他的交响曲中除了第四，却都是庞大的管弦乐队在恢宏的幻想曲里摇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布鲁克纳不断地在他的每一部新作品里努力解决越来越多的管弦乐问题。抱着这种恭敬的态度，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一如他对我哀叹的——一个“新手”。
　　
　　布鲁克纳的音乐重心有他的信念作为依靠，马勒则依托于深陷在结构和变化之中苦心经营的管弦乐法，更随年轮的推移总被创造性的动力推到最高的峰巅。这就是将这两位作曲家隔开的不同特性，他们的反对者们就在布鲁克纳的作品里抨击他的形式，而在马勒那里则指摘他的主旨。我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异议表示理解，但也只能勉强默认。希恩克尔有这么个可爱的念头：“就是一捧小小的花束也得理一理（上点规矩）才能让目光一瞥之后就流连忘返。”也就是说，看起来也得象一束花的样子。“形式”就是这么个次序，预定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完整严谨的结合体。我们的古典作品提供了这种有机结合的范例。同时我们还有对艺术作品的崇高价值观（刚刚提到歌德的《浮士德》就是最重要的一例）与严谨的有机结合形式对峙，使作品比起只崇尚清晰的形式来显得更为丰饶。很多年里我也一直在自省，无论我多么喜爱布鲁克纳的音响语言和他那奇妙的旋律，也在其中的灵感里体验到幸福欢乐，可对他那显然无边无际的外形总还是有一点点困惑，它好象有种毫无节制、铺张浪费的作派。这种困惑随着我开始演奏他很快就消释了，我毫不困难地达到了对他的认同，知道他的作品里每一段都有其可信的根基，而由此作出的表述也同样可信。现在，由于我很长时间以来已经对此深有感触，也熟悉了他的领域，他的形式在我眼里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怀着敬畏之情走近他，要体味一种真正的创造性的人，他的门都是大开的。他的音乐里可见特大号的篇幅，对任何鲜艳的、新奇的灵感的舍弃，有趣的转折，有时候深陷在已经进行着的严谨的音乐逻辑里不能自拔；也有不大统一的地方，音乐突如其来的休止，又再回来：以上种种正说明这个以创造性的动力看来的缺陷恰恰就象是一种独特的交响乐概念。甚至可以说，就算是没有按部就班地踏着严格安排的模式走向他的目标，他还是把丰足的精神撒满了走过的道路，让我们在其间感到永恒的欢欣。
　　
　　马勒对于形式的孜孜营求随着他赋予其庞大交响曲的清晰结构而获得了成功。他在刻意寻求秩序。他的所有奇异的情感，过剩的激情，心灵的倾诉都由他至高无上的结构感计划好了予以约束和统一。他曾对我说过，由于时间紧迫（他的指挥职务使他只能在夏季才有点时间作曲）他经常会来不及充分看清一个乐想的价值，但就是这样，他也从不允许自己在形式的问题上有一点点放松。不过就是那些对他的作品主旨的异议在这些“夫子自道”里也找不出什么把柄。据我所知，那些异议里还提到一个词“平庸”，也就是说，有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也很幽默，不过还要取决于听众对于幽默的容纳能力，看是否能够接受。马勒自己倒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他曾提到在其晚期作品里稍稍弄了些歌唱性的东西，好象没有经过充分考虑就即兴而出了，可是它们也几乎不会扰乱任何一个人在庞大篇幅中的美感。
　　
　　互相联系着的美妙主题和乐思的价值无法拿来做讨论的题目。我曾这样自勉，要毕生以推广他的音乐为己任。马勒的音乐主旨对我来说就是音乐的本质，强大有力而又始终充满个性，他要美丽，音乐就明艳，要迷人，音乐就妩媚，要悲哀，音乐就忧郁，要什么就能在音乐里来什么。总之无疑的是在庞大的结构后面总有相应的素材匹配，又借由崇高的情感使之得以表达出来。马勒和布鲁克纳一样，肩负着灵界的高尚使命，是一位精神上的智者和向导，一位不断自我丰富与提高的通灵的音乐语言大师。这两人的口吻就象以赛亚被主的祭坛里的红炭感动，有了神圣的光，而撒拉弗所唱的三声“圣哉”就是他们心底的念想。
　　
　　两种个性：
　　
　　我不认为自己对布鲁克纳的印象只是基于一种个人的好感，但是在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指挥进入维也纳的时候，那里也还充满着对他的生动回忆。我接触到一个“布鲁克纳圈子”，大大补充和丰富了从马勒那里得来的他自己的“布鲁克纳印象”。我从他的学生和朋友们之间搜集了很多材料，有许多奇闻逸事，铺开一幅展现他个性的生动画面：他的气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谈话，他的习惯和古怪之处；我觉得自己好象已经完全了解他了。那时在他和马勒之间的一个强烈反差就深深刺激着我：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一点可以臆造、折射出其作品中的伟大与崇高，而马勒的个性则在其作品里体现得十分圆满。就从外表看去两位大师又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古斯塔夫·马勒身体前倾，瘦瘦长长的脸，黎黑的头发下面高高地斜上去的额头，眼睛里映着内心的火光，苦行僧的嘴唇，古怪的、全不规则的步态——给人的印象好象就是疯魔指挥约翰·克莱斯勒的化身，在诗人Ｅ.Ｔ.Ａ霍夫曼的作品里映射音乐的灵魂。安东·布鲁克纳矮胖安逸的身形、宁静从容的品性正和那浪漫的马勒形象构成极为强烈的反差。可是在这了无生气的躯体上却安着一只恺撒皇帝的头颅，可以说是很威严的，但那眉毛和鼻子工工整整说出的谎言，却又被柔顺而羞怯的眼睛和嘴巴戳破了。
　　
　　可以借他俩在外表上的强烈反差来看看他们究竟有何不同。布鲁克纳是个不会交际的尴尬汉，有着孩子气的天真，几乎可称原始的直率与简朴里混杂着不少乡下人的狡黠。他操一口疙疙瘩瘩的奥地利地区方言，仪表上也土里土气，衣着、说话、举止，整个都土得掉渣，哪里象个在维也纳这个世界性的大都会过了几十年的样子。他的谈吐里从来不显露什么学问，显露无论是文学、诗歌，还是在科学方面的一点兴趣。广阔的知识领域好象根本就和他不相干，除非谈到音乐，他也只说说每天碰到的一些小小变化和零碎事情。可是他的个性肯定也很有吸引力，因为几乎所有的描述都认为他的天真无邪、虔诚、家常气的简朴，乃至在他的很多书信里也可以看到的常常是迹近于卑下的谦逊等等都放射出一种不同寻常的魔力。对此我可以解释说，这种古怪性格的魔力就来自他那崇高的光辉、神圣的灵魂和在从不装模作样的朴野里曳露的音乐天赋。如果看到他的存在一点也不觉得“有趣”，就是因为他让人心血温暖、欢欣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