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无故不撤琴瑟”，秦汉以来，琴逐渐成为士大夫文人不可一日或缺的伴侣。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工具。无论是“琴者禁也”的理性、还是“琴者情也”的浪漫，其本质或归宿都是借琴来宣导情志，继而更深地体察人性和天道。古书多载士大夫蓄素琴一张，弦轸初调，中夜鼓之，其音宽宏美妙、深幽难测，不唯怡然自得，久之，更有爽然自失、逍遥物外之乐。晋人嵇康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又谓“众器之中，琴德最优”。

　　其器既尊，则抚弄亦有讲究。明代琴谱《风宣玄品》说：“凡鼓琴，必择净室高堂，或升层楼之上，或于林石之间，或登山巅，或游水湄，值二气高明之时、清风明月之夜，焚香净坐，心不外驰，气血和平，方可与神合灵、与道合妙。”认为琴音应当和自然山水相伴，方能臻于妙境。又说：“不遇知音则不弹也。”对于听众也有很高要求，凡夫俗子、贩夫走卒不得聆清音，高士佳人能称知音者方为鼓琴，所谓“如无知音，宁对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颠猿老鹤而鼓耳，是为自得其乐也”。琴是知音心意交流的媒介，不是市井舞台表演的工具。后来《文会堂琴谱》总结得更明确，有所谓“五不弹”、“十四不弹”和“十四宜弹”，其中“五不弹”为：“疾风甚雨不弹，尘世不弹，对俗子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弹”；“十四不弹”为：“风雷阴雨，日月交蚀，在法司中，在市廛，对夷狄，对俗子，对商贾，对娼妓，酒醉后，夜事后，毁形异服，腋气臊臭，鼓动喧嚷，不盥手漱口”；而“十四宜弹”则为：“遇知音，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清朗，当清风明月。”汉代人称琴为“雅琴”，且多作诗褒赞其美德，观此可以明白其中缘由。

　　撇开地点不谈，就弹琴者本人来说，必须仪表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还需焚香洗手，方才可以操弄。在一般人看来，这种“仪式”似乎多余，甚至接近于故弄玄虚。但以古代礼制社会的角度审查，其中不仅包含了士大夫自小所受的礼节教育，更是一种对内心的整肃行为，带有强烈的道德内省精神。《风宣玄品》又谓“其身必欲正，无得左右倾欹、前后仰合；其足履地，若射步之状”，对身体动作的要求和古代六艺之“射礼”相一致。射步讲求稳定，是内心专一的表现，心专方可中的，这是载于礼书的先秦儒家“动作礼义威仪之则”（《左传》成公十三年），抚琴的姿态也正是如此。仪态端正，心意方能专一，体内蕴含的劲气也不会散失，在这种整体状态下，才能达到古人强调的“按令入木、弹欲断弦”的效果，抚琴的整体气质也才能如“光风霁月”般坦荡自在。清代琴谱《琴学入门》规定两腿叉开，两足成外八字式，微微含胸拔背、松肩垂肘等，强调的也是此意。

　　明末清初徐上瀛著《溪山琴况》，总结琴乐美学为“二十四况”，所谓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就前“和、静、清、远”四况而言，不仅是意态上的放松，更是对音色、音质的要求。一方面，弹琴不可左顾右盼，手势也不宜飞舞花俏；另方面，琴音必须和润而清晰，不得焦燥以取媚他人、亦不可含混而缺乏清远之趣，《风宣玄品》所谓“若要声音艳丽以为好听，莫若弃琴而弹筝，此为琴家之大忌也”，则言之尤为深切。

　　说到这，我们可以感受到琴在古代文士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状态，亲密而尊崇。古代的琴弦是蚕丝所作，音量比今天的钢丝尼龙弦要小得多，如呢喃细语一般，正适合三两好友倚窗品茗而赏。更多的情况是，抚琴者独与琴言，琴应指而鸣，一起诉说着心事和怀抱。

　　唐代王维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深夜的竹林显得高耸而深远，冷月当空，诗人的琴声泠泠然如泉水般清澈，曲毕，激切的啸声划破夜空。这个情景想来是孤寂的，但我们从中似乎难以捕捉到多少诗人的落寞，反倒察觉岀一些自得的意趣。因为诗人独坐深林，正欲“人不知”；所共者一琴，相知者亦仅明月。皎洁的月光充满了人情般的宽慰，是诗人无语但永恒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