筝、瑟同为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周朝时，瑟已在宫廷中应用。至于筝，据东汉应劭《风俗通》记载，当时为“五弦筑身”处于雏形时期而出现于民间，构造简陋，技艺浅略，正如西汉桓宽《盐铁论》所说：“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鼓缶弹筝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若与瑟相比，显然是逊色了。然而筝在“五弦筑身”基础上，吸取了瑟优点进行了改造。首先制筝材料“易竹以木”(《说文通训定声》语）同时将筝体放大，筝弦增加这就是《风俗通》所记载的，东汉时期仅流传于山西、甘肃一带，还尚未普及形状似瑟之筝。形似瑟之筝，在演奏技法方面，瑟对筝之影响，已成为必然的趋势。这是因为筝（尤其是改造后形似瑟之筝）与瑟的发音及弹奏原理基本相同，所以可大幅度进行借鉴，使筝的表现力日渐丰富，正如东汉候瑾《筝赋》云：“……上感天地，下动鬼神，享祀祖宗，酬酢佳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

　　改造后的筝虽形似瑟，但在构造上也有不同之处，据公元1935—1973年的不完全统计，出土之楚瑟（春秋战国时期）及汉瑟（西汉时期）共十八具，均有弦枘四个及尾岳三条（弦枘即在瑟尾用以栓弦之装置尾岳即后梁）；其三条尾岳承外九弦、中七弦、内九弦。（见附图）

　　由于弦的分组，使我们强烈地感到，周汉时期弹瑟技法，必然根据弦多与分组的特点而发展，弹筝技法，则也必然根据弦少而不分组的特点而适应。

　　筝在沿革，瑟也在变化。后期的瑟，逐步向筝接近，既无四个弦枘，也无三条尾岳的装置。有无四个弦枘，只是一个形体上装置问题，与弹瑟艺术的关系，还看不出有什么本质的联系。而三条尾岳，则直接关系到定弦方法问题，又因其弹奏方法，是随着定弦不同而有所变化，所以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宋朝瑟的定弦方法，据《宋书•乐志》载姜白石说：“凡瑟具五声（宫商角徴羽）五声为均（组）凡五均，其二变（变宫、变徴）之声，则柱后折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二十五声”。

　　日人田边尚雄在《中国音乐史》中说：“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由中国传入朝鲜二十五弦之瑟，称之为“李五家之瑟”，其定弦方法：“除中央一弦，余分前后十二弦，前十二弦顺次出低音部十二律；后十二弦顺次出高音部十二律”。

　　根据上述两种定弦方法。已无三条尾岳之装置了，其构造与筝已无什么区别，只不过瑟大而弦多，筝小而弦少而已。明朱载堉《律吕精义》云：“瑟与筝大小虽异，而样制相同也。长短高低比筝加半倍可也，首尾宽狭比筝加一倍可也。上弦设柱与筝同，但音调不同。”可见当时周汉之瑟已经失传，他们不知周汉时期原瑟有三条尾岳承外九弦，中七弦，内九弦的定弦方法，而《律吕精义》只是根据筝的式样放大而已。

　　宁波市“天一阁”藏书楼所收藏的二十五弦瑟，就是比筝大而已（瑟体全用黑漆）见近代画报所载，也是这类的瑟。因此在弹奏技法上，筝瑟相互影响，已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由于我们不了解筝、瑟演变过程，只看到后期的瑟，与筝相似而大，故有人视筝为小瑟，如明郑世子《瑟谱》认为“今之筝即古之小瑟。”近代也有人有这样看法，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形似瑟之筝，据各种历史文献记载：魏晋时期有十二弦，隋唐时期有十三弦，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瑟，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先后有过五弦、十五弦、二十三弦、二十五弦、二十七弦、三十六弦、五十弦等，最后以二十五弦为最流行，未见有十二弦或十三弦瑟之记载。上面提到的出土瑟十八具，除二十三弦与二十四弦各两具之外，其余皆为二十五弦，也未见有十二弦或十三弦之瑟。由此可见，十二弦与十三弦筝非古之小瑟。若指十四弦或十五弦筝为古之小瑟，也非事实，因为十四弦筝，系元明时代的产物，非古之小瑟。

　　东汉应劭《风俗通》载文说：“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两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所谓“改作”，是指在筝原来基础上加以改作，但仍不失其筝之特色，故有“筝形如瑟”之说。可见作者对改作后的筝，仍承认其筝，否则按瑟仿造，无筝之特点，也就不会有“筝形如瑟”之说了。

　　《急就篇》唐颜师古注：“筝也瑟类也。”此说较为确切。筝经沿革后，所产生的是支分类属的关系。早期（指汉及汉以后）的筝与瑟，有着共性关系和特性差异，后期（指明朝前后）的瑟与筝，共性增多了，特性减少了。在发展过程中，筝的优点对瑟来说，有演奏方便，携带轻巧，造价便宜，易于流传等优点，因此，瑟的作用逐渐为筝所替代了，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