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能够称得上“学”的就绝不是一般领域。文学界把《红楼梦》称为“红学”，因为它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宏细兼融，有玩味无穷、挖掘不尽的思想资源。同理，中国音乐的品种很多，尊之为“学”的却只有“琴学”。有没有“唢呐学”？有没有“二胡学”？没有，因为虽然对于老百姓来说唢呐、二胡更贴近，但吹唢呐的、拉二胡的是“下里巴人”，毫无疑问，他们像琴人一样敏感甚至更敏感，他们像文人一样从音乐中体会到艺术之美和人性光辉，但在旧时代，他们无力记写自己的感受和心灵史。

　　琴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双重身份，既是琴人，又是文人，不光理丝操琴、打谱度曲，还舞文弄墨、著书立说。琴学著述是传统乐论的巨大库藏，“琴学”的重要就在于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思想。中国乐器史上只有“琴学”一枝独秀，追根溯源，盖文人之功。

　　导致传统琴学衰落的一系列原因中最主要就是历史制度中的一个特权阶层的消亡。改造旧制度的战车碾碎的并非是皇亲国戚参与刻印的琴谱，而是庞大的“士”群体以及在新秩序面前废除的文化特权。琴器之名被恭恭敬敬地冠以“古”字，一字定性，一名排序，等于把“古琴”置于现实生活之前的“过去时”，推至古老时限，不复再有当下影响和主流效能。

　　1949年后，一个新的知识群体出现了，他们用最健康的方式恢复了琴学的合法地位并建立了现代琴学的基本取向，把跌向“封建糟粕”洼地中的琴学再一次扶归到“艺术殿堂”的高地上。毋庸置疑，20世纪后的琴学已非原本意义上作为传统文人知识体系的琴学，而是体现着中国传统学术精神和西方音乐分析学的复合载体，背后隐含的无疑是持续一个世纪的新型教育理念：国学为主，傍依西学，由此获得了现代国家的学术合法性与学科话语权。吕骥、杨荫浏、查阜西、管平湖等一代音乐家，存亡续微，给予当代七弦琴以“幽兰”“潇湘”一样的品格与尊严。

　　古琴复兴的路口上，标志性的“路牌”就是于1954年上半年成立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下半年成立的北京古琴研究会（后者定性为民间社团，实际上是依附于前者的下属组织）。北京古琴研究会汇集了一批有志于琴学的献身者，具有极强的向心力。社团影响了所有参与的琴家，琴家也给社团注入了生命力。音乐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会，成为了集收藏琴器、汇集资料、打谱演出、研究出版、组织活动为一体的国家中心。杨荫浏、李元庆、查阜西、管平湖、王迪、许建等学者和琴家，以卓越的远见着手于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工作：建立琴会社团、收购琴器琴谱、召集演出雅集、普查琴人分布、采录琴曲音响、编纂琴学文献、组织打谱会议、举办鉴赏展览，60年来，硬是把冷冷清清的琴学变为热耳热目的焦点。

　　音乐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会简直就是琴学复兴的“梦工厂”，萦绕其间的无疑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股千载一遇的昂扬风气。琴家们查照册籍，翻阅秘谱，裁文匠笔，著述频频，一系列文献资料被源源不断地挖掘整理，长长的书单，例举起来令人目眩。

　　国家机构让贫困潦倒的管平湖获得了从油漆工到全国首席琴家的光荣，让查阜西获得了汇集全国珍藏秘籍、编辑《琴曲集成》近乎奢侈的夙愿。两位琴学领袖以个人方式反映出来的集体意志的文化先觉，以独特魅力吸引了一大批信仰者。编辑《琴曲集成》的创意与成果，无疑就是国家认定和权威规格，那等于从一路下滑的“八音之首”的话语权中再次赋予古琴本来就有而且十拿九稳、当之无愧的至上地位。一代琴人和学者共同把《琴曲集成》打造成20世纪知识分子最看重的音乐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