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哲学从古代鬼神观念及意志天的崇仰，渐渐转化发展出一系列自然哲学的概念，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所接受认同，并各取所需加以提炼，建构成各家的哲理系统。这些概念实际上是先秦哲学不同学派所共用的理论方法，普遍弥漫于自然现象及社会人事的理论中，它们长期为中国哲学、科学、社会乃至文化艺术的基本范畴，在潜移默化之间，渗透到医学科学、音乐美学之中。乐医是我国两种早熟的文明，几乎同步形成，其思维亦型构相同，其中共用的概念不止为后世医家与乐家所继承，实践层面上亦不断应用，长远影响民族的体格与气质。下文就道、气、自然、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概念考察乐、医二种理论的亲缘关系，及其融合成就别具民族特色的养生理论。

　　先秦哲理中深刻影响医理的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天人同构（相应、相参）特色的整体思维，主导中医方法取向。春秋之后“天道远、人道迩”观念普及，人们进一步远离命定论意味的意志天，认取自然规律为主的天道。老庄天人合一，主张顺应。荀子主天人有分，但不主张道家式的因任自然，提倡积极地“制天命而用之”。《吕氏春秋·有始》“天地万物，一人之身，此之谓大同”思想界的进步的自然观念，促进晚周医学理论的发展。人体犹大自然中之小宇宙，天地四时运作与人生命变化相应，故当以适应自然秩序及创造合适条件为生存原则。作为研究人体健康的生命科学，医家认为人乃自然之一环，大自然既为一整体，人体之五脏六腑、经络血脉等亦是有机运作的整体。

　　其二，气、阴阳、五行等自然概念范畴，组成医学原理的基本内容。

　　气为古代哲学中表示物质存基本观念，由最早指气象之气，发展与生命联系，指人生命的本质。《管子·枢言》：“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庄子·知北游》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人禀气而生、气之异变出现疾病、气散则死，此气化原理的生命解释，到战国已普遍为人所接纳。气之分阴阳，二者对立互动形成万象，老庄易传于此多有说明。阴阳理论至晚周大行，邹衍以善谈变化消息著称，将阴阳与由“五行相胜”观念为基础推出“五德终始”，综合杂说而成一套解说政治历史的理论，后为汉儒所吸纳，筑构成董仲舒的宇宙观，亦为我国自然科学哲学的主要架构。

　　就在先秦哲理思想指导和丰富的医疗经验总结下，《黄帝内经》所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主要继承春秋战国共用自然概念，如《素问》：“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除了系统地解释人体生理、病理、断证、治疗等问题之外，养生预防方面累积丰富经验，也系统地整理成理论，首要重视“未病先防”原则，谓“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预防方法主要在加强体质水平，正气充盛，邪气不侵，正气内虚，阴阳不调，则邪气作用造成病变。内经说养生，注意起居饮食有常、劳逸有节，明显吸收了道家中清虚无欲的精神修养理论，注重心理健康，认为调摄精神，情志不失，正气充盛，可避免生理出现病变。

　　《素问·上古天真论》：“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素问· 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素问》所提出的健康基本准则，在乎生理与心理整体的平衡，谓“内外和调，邪不能害”

　　又《平人气象论》（中和）“平人者不病也”。天地之“和”，指万物和谐共处的状态，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亦谓 “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天人同应，医学中所说身心内外“平”“和”的健康标准，是在生命科学层面上呼应大宇宙的规律，故由老庄至内经，所谓恬淡虚无、调摄精神的主张，都是效天地，法自然的思维方法。

　　天道规律覆盖人道领域，自然法则通于治道、医理与文艺。所以在天人同构的思维指导下，先秦君主之治天下、医家之治病养生，对情欲分配节导等问题的理解与管理原则也是不约而同的。《吕氏春秋·情欲》

　　“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

　　《左传》记医和为晋侯诊疾时发表如下理论：

　　“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左传》昭公元年。

　　医家养生依从“平和”的指标，内守精神使冲淡，外节声色滋味使情欲不过，先秦以前已积累相当丰富经验。如《吕氏春秋》：

　　“耳虽欲声，目虽欲色……害于生则止……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

　　“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毕数之务在乎去害……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

　　所谓贵生知本，不外依自然规律养和守神，合度地管理情志和欲望，可享天年。

　　先秦音乐理论的结构机理与医理相同。周代以礼乐治天下，礼以别异，乐以和同，并为先秦文明之表征。西周盛世，礼乐的措施全面贯彻于整个统治机制。东周礼崩乐坏，诸子对乐的价值有所质疑，墨道为甚。唯儒家积极为礼乐理论作补充整理，至晚周高度成熟。如由荀子乐论、礼记乐记所见，其理论结构与同时代的天人相应同调。于人道层面，乐既通于治道，亦与医家治身思维原则一致，并已出现完备的音乐养生功能理论。

　　《荀子·乐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自此荀子为儒家以诗乐观风俗、成教化的文艺功能论定下基调，并支配了整个中国文艺正统的方向。音乐，作为情志的产物，是欲望需求的一种，故人不能无乐。音乐与快乐同训，在解义上已说明音乐为人带来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愉悦作用，是正面的。这种音乐的取态固然利于推动音乐社会的功能，对于肯定音乐养生治疗的意义更为积极。

　　《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大小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