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听杭僧惟贤琴》又云：“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扣门？山僧未闲群勿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前筝笛耳”。又有《听僧昭素琴〉云：“至和无攫酉  夅，至平无按抑。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复此微吟”。从二诗中可见苏东坡认为琴以平和为美，因为古琴音乐正是平和之声，足以和人意气，感发善心。故尔要散不平气，洗不和心。这是以平和为审美标准，肯定琴声而否定筝笛，听了古琴音乐，归家且用千斛水，洗净从前筝笛声。在《琴非雅声》中，苏东坡说：“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者，乃皆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之部与有部合，自尔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独弹，往往有中华郑卫之声，然亦莫能辨也”。这正是：“嗜琴藏琴论琴事，推崇古琴大雅声”。苏轼不问戒律，寺院饮酒，读经吃肉，携琴访僧，所有这一切举动实际都同往素菜中放肉一样，是无住于戒律、勘破法我、一切本空、即心即佛的表现。他希望以此来破除僧人们对佛法、对戒律的执著和机械认识，以此来告诉僧人：“般若汤”、“木梭花”、“钻篱菜”、心中有素，“素”永远都是“素”；心中有荤，“荤”永远也还是“荤”，一切又何必自欺呢？肉在哪里都可以吃，酒在哪里都可以喝，携琴去游山玩水有时要比看一个老和尚有情趣得多，但是，苏轼正是要通过这样离经叛道的行为，一方面表达出自己对佛理人生的深刻体认，实现与高僧大德另一种形式的精神交充；苏轼在《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诗中这样描述他看到维摩像后的感受：“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去随。世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谈笑可却千熊罴。当其在时或问法，俯首无言心自知”。元丰二年（1079），四十四岁的苏轼已经开始有些耳聋了，这表明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当一个人由耳聪目明而逐渐听不清鸟语蝉噪的时候，不仅意味着老之已至，更意味着多姿多彩的生活已逐渐离他远去了，此时，痛苦与悲伤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这首诗中，我们却再次领略到了苏轼的乐观和洒脱：“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佛教中有八万四千法门，也就是修行者入道的门径，而“不二法门”是在这所有的法门之上的最高法门。在《维摩诘所说经》中，当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什么才是“不二法门”的时候，维摩经沉默来回应。于是，文殊感叹说：“善哉善哉，无有文字言语，是真不二法门也”。是无法言语、无法表述的，也是无可表述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无”，就是“空”，只有不执著于一切言相才能契入不二法门。苏轼从维摩诘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他独有的司性以及透彻的思考也使他将《维摩诘经》中的思想精髓真正地运用到了生活之中；同时他也从生活的表象里挖掘出了佛法的意境。在《臂育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小阁低窗卧晏温，了然非默亦非言。维摩示病吾真病，谁识东坡不二门”？“小阁低窗”所展现的意境是那样的安静平和，尽管其中病卧的主人身体羸弱，但是，他却有一颗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强健、潇洒的灵魂；而他病中的心也如这周遭的环境一般静谧安然，在这首诗中，他再次表述了他从沉重的躯体之苦中寻找出的“禅悦之味”，表述了他人生中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