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今虞琴刊》中，搜集了当时向各地征得的稿件。其中“记述”部分为琴人传略和各地琴社活动；“学术”部分为琴律和均调研究；“考证”部分为琴学史料研究。值得注意的“论说”部分，有一些文章提出了对今后古琴工作的意见。

彭庆寿的《从现代音乐上论琴》，在总结了琴的优缺点之后，指出：“现在有些音乐家对于中乐总说是：‘乐曲过于单调，乐器过于简陋，乐谱太不完全，非加以改良不可’。这话我们固然是相当承认的，但希望他们不妨预先学学琴，看看琴的内容究竟如何，然后再去改良中乐，比较似乎有把握一点。免得糊里糊涂只知道直抄人家的旧卷，结果，还是不如人家，徒然把我国民族性无谓的牺牲了。”作者针对全盘西化的思潮提出批评，耽心丧失掉自己的民族音乐传统。提出了首先学习传统，然后再进行改革的正确意见。

蜀青的《古琴讲演》中介绍了悠久的古琴历史，分析了它“不发达”的原因之后，提出希望说：“古琴虽有种种不容易普遍发达的原因，无论由于人们的不努力，或者由于本身的特质，总之，不能不承认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精神所寄托，文化所发扬的特种乐器。我们愿意表现民族的伟大、自然、文明、中正、和雅、神圣，不能让这种特有而进步的乐器，永远这样没落下去，必得想法子使他普遍发达。”作者出于对民族音乐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不甘心古琴“永远这样没落下去”，发出了“必得想法子”的呼吁。这一语重心长的呼声，在史荫美的文章中，作了初步回答。

史荫美在《对于昌明琴学之我见》一文中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弹琴者须留心现代音乐之常识”，主张用现代音乐知识武装自己；二、“记谱之方法须改进”，使之更加精确而方便；三、“各派现弹之曲操，宜广事搜集”，以保存并发扬多样化的琴派风格；四、“往昔旧谱宜详加整理”，强调进行科学整理，以免学者“无所适从”，以便于继承和发扬传统。这些意见无疑是很中肯的，不过在当时却不可能实现。只有全国解放，人民掌握政权之后，才能全部实现，而且远远超出了这些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