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翁宾鲁传》（徐昂）
王翁宾鲁，山东诸城人，字燕卿。精律吕，通其于《易》，尤善琴。尝冬夜鼓曲，神凝气专，英声嘹亮，室中重幕忽掀起空际，如桥衡良久，弗队，辄疑鬼神来假也。任南京高等师范琴师，性湛嘿，不轻启扃鐍。每日入授课梅庵中，抚桐引操，媲（女字旁改提手旁）擽习习，微音攒越，余响飘迈，闻者皆祛烦忧而感心志。一夕，风灭烛，按徽自若，不差毫黍，学者以是益钦之。民国十年夏历四月十八日没于金陵，享年五十有五，遗言埋骨清凉山麓。翁貌癯古，善饮，盛夏不浴，而醇醲之气迎人欲醉，常策杖携琴游敖山水间，簪髻上刺，意态兀岸，望者以为非尘世品也。
论曰：翁所御琴为与古斋旧物，尝著《龙吟观琴谱》，坎然欲改造，未果，临没以是为恨。昂弟卓从翁游数载，既综述翁所论琴学，采录曲谱，复乞昂为之传。惜其生平不能尽详，家世阙。（录自《梅庵琴谱》，南通梅庵琴社1931年印行）
★《聆音散人传》（徐昂） 聆音散人名其昌，字肇州，号绍周，姓沈氏，为清庠生，籍崇明，先世某公迁徙，遂为海门人。少耽乐律，从黄秀亭游，承瀛洲黄东阳、罗明章、蒋泰之绪，尤以琵琶著，编《音乐初津》、《瀛洲古调》各一卷。历任南通师范、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河海工程诸校国乐教师。民国七年秋，孙中山先生次沪滨，延之奏曲，称为绝艺。尝携琵琶至吾邑中学校，初弹《十面埋伏》曲，繁音既发，攒累错糅，铁骑铜笳，与夫兵刃腾薄之声，纷然并作。既矫厉而喷勃，复联绵而絪纡。奄灭乍扬，飘忽迅逝。悲壮激越，尽媲（女字旁改提手旁）擽之能。及其奏新声、播逸调，则妙籁徐引，婉节曲赴，闲舒幽适，又如清飔之起、好鸟之啭也。里居时驱笨车过戚友家，恒载琵琶以行，所至辗转招致，咸以一聆《古调》为乐。吾弟卓为散人弟子。戊辰春，造其庐起居反，语予曰：“沈先生常闭目静坐，行止皆舒缓，神志泰然。晤对一室，矜躁之气自平。”乌乎，此足征音乐之化矣！以民国十八年二月初八日殁于里第，享年七十有二。预知逝日，及期，疾风骤雨，輘輷成韵，方弗乎天籁之感应也。（录自徐立孙编述《梅庵琵琶谱》，梅庵琴社1936年10月线装石印本） ★《中学堂街琴韵美——爱乐记缘》（辛丰年） 有两种其味不同的琴声，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始终难以忘怀。 上高小的两年间，几乎天天走过中学堂街。每每有琴声锵然，从南通中学二楼教室里飘出，荡漾到路南边长长的粉墙上，再送进过路人耳中。弹的是什么，莫名其妙。只觉得那声音新鲜得很，好听极了！它同中学堂街上宁静而愉悦的空气也是协和的。 当年的通州城里，钢琴恐怕不超过三架。我能闻其声的，只此一架。 我有时猜想，那弹奏者恐怕是徐立荪先生吧。因为我听说他在通中授课。 我先后唱过他为我们小学和中学谱制的两首校歌，都叫人唱不厌，至今还背得出。 我又知道了他是古琴家，梅庵琴派的巨子。于是又神往于自己还不曾见识过的七弦琴音乐了。虽然这种古老的乐器，当时在本城比洋琴多几倍。 终于没机会听他抚琴。又过了好几年，才算是间接地领略了一回。 某夜，跟着一位古琴爱好者，走进已经放假的通中宿舍，去听他同徐氏的一位高足弹古琴。他们各自独弹了几首小品：《关山月》、《秋风词》、《玉楼春晓》；又弹了据传为东坡之作的《秋江夜泊》，还有令人难信是司马长卿原作的《长门怨》。 两人弹得兴会淋漓，索性灭烛推窗邀明月，四手联弹了一曲《风雷引》。此时作为唯一听客的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陶庵梦忆》记绍兴琴派一文中所谓“如出一手，听者骇服”。夜深人静，空空的木质楼房提供了极好的共鸣。旁听了这场小小的中国式室内乐演奏，我从此更加深了对民乐的兴趣。 后来有机会在别一种绝不相同的场合与气氛中听到也看到了徐氏的演奏，不过并非古琴。时在鬼子投降后不久的中秋节，地在刚解放的金沙镇，一个广场晚会上。一阵阵掌声敦请这位已下乡投身人民解放事业的民族音乐家来一个节目。随即有人递上了他自用的琵琶。显然有求必应已非一次了。他一边调着弦，一边向听众宣布，他要弹一曲《四合》。出人意料的是他还扼要介绍了这一套琵琶曲如何又有《扬合》与《苏合》之别。我对专家普及严肃音乐的热心肃然起敬！ 不觉又是四年，我随着胜利之师进入厦门，几乎处处有钢琴声随风吹来。一位钢琴女教师听到我是通州人，便向我问起徐先生父子的情况。原来她早年曾来过通州城，教过琴，同徐先生有过琴艺上的切磋。 虽然时空遥隔，我当时恍然又听到了中学堂街上的琴声，并且感觉到那声音之美是不好形容的!（原载《南通日报》年月日，录自辛丰年《辛丰年音乐笔记》，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活在记忆中的音声》（辛丰年） 徐立孙（卓）这位人物，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他发生了兴趣。1933年，我插班进南通中学实验小学读五年级，那时，对唱歌这一门课并不感兴趣，然而一唱起校歌却唱得津津有味的，并不像有些同学那样心不在焉，做南郭先生。其实我直到上初中还是个乐盲。校歌引起我兴趣，主要是因为那音乐的铿锵。看油印的乐谱上，作者是徐立孙，从此便记住了这名字。#p#分页标题#e#
大大加深了对这一名字的好奇的，是另一首校歌。小学毕业，考进商业初级中学，音乐课一开始便教唱校歌，一看歌谱，又是徐老师谱的。这首歌情趣大不一样，也更使我动心。唱一开头那几句：“山气城南日夕新，人正青春，校正青春。看绿杨千树，风物绝嚣尘。”便令我陶醉。这正是我们上学放学进出校门所见所感的实境，美妙如画的实境，且又被那音乐升华了！
真叫人遗憾，本可以听到作者亲自教这首歌的，可惜我迟来一步，他已经不在商校教课了。是请他教的地方多，应接不暇吧？
读小学的那几年间，通中大门前的中学堂街，是我上学必经之路。这是因为其时的“通中实小”还没有自己的校舍，是借了盐义仓的空屋上课的，我家则住在西门。中学堂街虽说从西往东接连排着三家学校（“通中”、城北小学和我们“实小”），却似乎总是寂静的，简直就像街西头的古庙天宁寺那么静。然而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宁静，安祥，连我这样不懂事的少年也受到了感染。就在这条宁静安祥的中学堂街上，我曾听到了至今不能忘怀的钢琴声。当时我还从来不知钢琴是什么样子。听那琴声，是从墙内一幢教学楼中传来的。其声铿然，余韵悠然。它和中学堂街上的宁静谐和契合，舒畅极了！这时，同行的伴侣中有人说：徐老师又弹琴了。
1940年初，已经迷上前所未知的西方古典音乐的我，忽然又发现了古琴音乐。指点我走近这又一新空间的是一位李君。他大概是跟陈心园学的琴吧？那么他也算得上梅庵派中人了。
有个夏夜，他同陈君相约会琴，选的地点是通中宿舍楼上。时已放假，人去楼空，悄然无声，正适合弹琴。听者惟我一个。他两个分别弹了若干首，都是《梅庵琴谱》中的。当年我只是一个初识琴趣的爱好者，但在弹者听者都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平生难再得的倾听！
夜已深沉，二君兴犹未尽，最后在两张琴上四手联弹了一曲《风雷引》。我不期而然地想起了张岱《陶庵梦忆·绍兴琴社》中的一句：“如出一手，听者骇服！”我暗想：门人弟子弹得如此精采，那作为梅庵巨子的徐先生的琴艺更不知何等高妙了。
可是我对这位心中景仰的音乐家仍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而且这“声”是间接的。
1945年夏秋之间，在新解放的金沙镇，有一个夜晚开露天民众大会，最后有人高声提议：请徐立孙先生来一个节目！群众鼓掌响应，他也并不谦让。旁边已经有人递上了他所用的琵琶。看来，每在这种场合，众必有求，而他也有求必应的。我却没想到，他一边调弦一边向听众做起了音乐普及工作；告诉大家，他要弹的曲子是《四合》，而历来流传的这曲子又有《扬合》与《苏合》的不同流派等等。
广场、土台子，没有扩音设备，哪能欣赏音响文弱的琵琶！因此，尽管偿了闻其声、见其人的夙愿，仍然还是遗憾。
暮年反刍，觉得自己之能成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受到美育，并且中西兼爱，不陷于偏嗜，都同以上那些经历、体验颇有关联。为了追寻这可珍重的忆念，去年还曾独往中学堂街上去徘徊了一圈。（录自《博物苑》2004年第1期，江苏南通博物苑2004年6月18日印行） ★《父亲杂忆》（徐鹰、徐霖、徐慰）
徐鹰：“父亲虽然勤奋之极，但天赋就欠缺一点……”
抗战爆发后，我们全家从城里避居乡下，先到兴仁乡，随着日寇的侵略扩张，我家辗转迁到余西镇、东社镇和余西农村居仁乡，后又数易居所，最后定居在五甲曹家园小学。因为战争，我和弟弟都没法就学，父亲就拿他在南京高师的教材教我们念书。我记得这些教材都是英文的，当然也由他来教我们英文，后来才知道他的英文发音不是很准。#p#分页标题#e#
1940年，我十四岁，弟弟徐霖十二岁，父亲开始同时教我们学习音乐。他做了分工，我学国乐，主要是古琴、琵琶和三弦，弟弟学钢琴。他先让我看琴谱自学，如果有什么错误就指出来。正式教的时候，他先弹，让我听，慢慢熟练了，就对弹。就这样学了三四年，学会了《梅庵琴谱》、《瀛洲古调》所有的曲目，三弦的曲目，和琵琶是一样的。父亲的三弦，也是当年在南京跟沈绍周先生学的。 父亲教琴、教琵琶有个特点，就是对曲目的内涵从不解释。如果我不懂，他就再弹一遍。父亲曾经说，当年王琴师也是这么教他们的，只要问王琴师这里怎么弹，他就取出琴来再弹一遍。父亲最要好的朋友邵大苏，演奏技术不如父亲，但对琴曲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则要超过父亲。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琴学。 父亲早年跟李叔同学过一点西乐，后来做中学音乐教师，也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他曾经买过一架钢琴，跟南通师范（女子师范？）一位女音乐教师曾淑瑾学。抗战爆发后我们避居乡下，曾先生也来看过我们，这时她已经和一位陈先生结婚了。曾先生是福建人，听说他们夫妇后来在厦门开了个诊所。另外，父亲也学过一点小提琴，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父亲不愿在敌伪的统治区里过日子，坚持在乡下吃苦，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大约1943年的样子，有次中共南通县县长梁灵光请一些统战对象赴宴，父亲也带我去了。被邀与会的每个人前面都有个牌子，我的牌子是“小徐先生”，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年3月，我给家里留了封信，偷偷跑出来，到苴镇梁灵光那里要求参军。父亲追到苴镇，证实我已安全到达，又拜托了梁灵光后就回去了。 我先到夏征农主持的苏中公学学习，11月毕业后到新四军第一师司令部当见习军事测绘员，第二年春夏之交到苏中军区前线剧团，渡江后编制变过好多次。我在上海有个舅舅王润吾，是一家报纸的校对，父亲在上海一度就住在他那里。可我已经和家里好几年没联系了，并不知道。上海解放了，我们进入上海做宣传，舅舅到处打听我，可编制变得太多了，找不到。他只要看到文工团就上前打听，终于把我找到了。这时我才知道家里的近况，和父亲见了面。 后来我到了福建，在十兵团文工团工作。我觉得自己没有音乐天赋，不想干了，1952年6月就到南京航空学院就读，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没几年“反右”，我“反党反苏”、“严重右倾”，于1957年底被赶出南航，发回原籍，先下放到农村，后因南通成立工专学校，缺乏师资，被选调到工专学校任数学教师，这就又和父亲在一起了。第二年省文联要重刊《梅庵琴谱》，父亲准备加上琴曲的简谱译本，我就帮他弄。他弹琴，我记谱，持续了好几个月才弄好。除了四十年代初学琴，我和父亲关于琴的接触就这些。我自己后来也不弹琴了，琴给了陶艺——他的母亲多年前曾经跟我父亲学过琴。 “四大古琴家”这个说法，是父亲告诉我的。说是50年代有次他和查阜西、管平湖、吴景略在一起，查先生说：“我们四个人，就叫四大古琴家吧。”父亲是个诚实的人，我知道他决不会说谎。不过我认为，父亲虽然勤奋之极，但天赋就欠缺一点，缺乏足够的创造力，虽然他在古琴界有不小的影响，但毕竟只能算是演奏大师。 父亲的弟子，我见过好些。吕德宽是学棉纺的，课余来我家跟着他学琵琶。徐昌震是父亲的堂兄弟徐墨孙的女儿，我们一直喊她“震姐姐”的。夏沛霖，他有次对我母亲感慨地说：“徐先生有这么深的学问真不容易啊！”他的意思是说父亲的天赋不够，可见真是下了苦功。后来也到了南京的名中医周筱斋，是父亲的琴学生。另外有个卢介兰，这人年纪和父亲差不多大，个子小，戴眼镜，忠厚老实，学琴非常用功，可惜就是资质不够。 还有“通州三范”之一的范铠的孙子范子文，最初是父亲在南通中学时的学生，后来跟父亲学琴。这个人极其聪明，是公开的蓝衣社成员，后来去了台湾。八十年代初他和留在大陆的弟弟熊飞联系，才知道他们兄弟的境遇都差不多：熊飞因为有个去了台湾的特务哥哥被斗争得要死，范子文因为有个共产党弟弟也被整了。 父亲为刘少奇演奏的事，“文革”中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其实那天他接到通知去一台文艺晚会上表演节目，并不知道下面有什么人，只是觉得气氛与往常有些不同。演奏完了，像往常一样鞠个躬就下来了。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不过事先都是保密的。不知道那次他演奏的是什么曲子，我猜想可能是《捣衣》，因为父亲曾经告诉我，群众最能了解的、最能产生共鸣的是《捣衣》，音节比较铿锵、情绪比较激昂嘛，所以对非专业人士一般都演奏这支曲子。 教父亲针灸的沈鉴渠是同善社的。父亲曾经介绍我到金余镇拜老师，加入同善社。我记得当时老师问我：“你知道人身上最重要的部位是哪里吗？”我说不知道。他指着我额头说：“是印堂。”就这样结束了，后来也没参加什么活动。解放后打击“反动会道门”，为这个，父亲和我都没少写检讨。 父亲针灸技术不错，就挂牌行医。但发生过一次重大医疗事故，那是1937年我们全家逃离南通城到兴仁乡下不久，我们正在搬家，有个老农上门来求医打针。当时正忙这忙那的，父亲没细加诊断就贸然行针，不久老农就晕过去。针灸后晕针是常有的现象，其实也是一种休克疗法。但这个老农的体质不好，年纪又大，受不了这样的强刺激，父亲就没考虑到这些，还按照晕针的情况处理，等发现不对劲已经来不及了。老农就这样去世了，他的家属真的很纯厚，一点没提过分要求，只要我们家赔偿了些钱就算了。父亲非常难过，这给他的教训实在是太深了。他一生就这一次医疗事故，但一出就这么大。我那时年纪虽小，却在现场看到了事件的经过，也还记得全家都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南通。那时已经把原先的名字徐雵改成徐鹰了，这样方便些。在文工团写歌曲的时候，还曾一度用过徐雨英这个名字，“雨英”当然就是把“雵”拆开而成的。#p#分页标题#e#
徐霖：“我们到了上海后……”
我父亲兄弟姊妹七八个，一般人都熟悉徐昂和父亲，其实另几个也很有意思。比如二伯父徐秩六，在国民党的战备军官学校做教师，他的学生后来有很多成为大人物，可他呢，吃上了大烟，就回家了。他武功好。我小时侯吃松子，他把松子放在桌沿上，伸出食指一敲，壳子粉碎！石锁吊着，他用胸脯迎面去撞摆回来的石锁，如此往复不住地撞。因为这个，几乎成了南通一霸，地痞流氓都特别怕他，狼山的和尚逢年过节都要给他送礼，大概是受他保护吧。我的三伯父呢，不学好。他好赌，而且赌的时候是有鬼的，骰子里灌了铅。那时候有钱人去赌，都带着几个跟班，跟班前胸一半后背一半的背着褡裢，等他们走，都空了，输光了么。为了防止地痞流氓找我这个老赢钱的三伯父麻烦，二伯父就去给他撑腰，到赌场那么一坐，好多人就不敢去了。 日本人轰炸南通后，我们全家逃到乡下。兵荒马乱的，到处是盗匪，我们都不敢出门。只有二伯父经常出去，他反正谁都不怕。一天我在里屋，忽然听见外面一声大响，急忙跑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我这个二伯父从来不洗澡，夏天实在痒，就用手抓，抓得身上都红红的。范子文就故意嘲笑他。二伯父哪容得别人笑他？两人就打闹起来。父亲正在弹钢琴，大概烦了，就猛地把钢琴盖一盖！ 范子文又叫范绳祖，是在鬼子来之前跟父亲学琴的，才学了个开头，我们就到乡下去了。没多久他找上门来，要求继续学。在一个多月里，他学完了《梅庵琴谱》上的所有曲目。他学起来又极其刻苦，左手大拇指摩擦出血了，仍然不停，继续弹。他这个人非常聪明，人品又漂亮，父亲非常喜欢他。解放后父亲写的交代材料里说他如何恶劣，那是掩人耳目的话。 范子文和我一样，都不信鬼神。那时乡下经常有人扶乩，他一边看总是一边骂。有人扶乩说，里屋有什么菩萨保佑，大厅有什么菩萨保佑，厨房有什么菩萨保佑，范子文就说：“哪来那么多菩萨，又不是粪池里的蛆虫！”还有次，就大声说：“做鬼啊！都是假的！”别人就让他来扶，他就去了。看得出他想努力的不让乩动，可一会乩还是在沙子上划了起来，渐渐的，他大汗淋漓。过了一会，乩竟然向外跑，他不由自主的被拉着往外跑，乩到了晾衣服的铅丝上，绕成了圈儿。后来我问他是什么回事，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拉不住啊！” 1947年秋我们到了上海后，住在舅舅王润吾家。他们家小到什么程度呢？八九平方米，原本就住着三个人，我们来了就是五个人，马桶也在里面。我和父亲睡在地板上，进出都得爬梯子，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很快，今虞琴社同仁得知父亲到了上海，在中央航空公司的机关食堂六一食堂宴请我们。那天到场的总有几十人吧。席间查阜西对大家说，立孙先生避难到沪，生活有些困难，望诸位能有所帮助。一时间，在座者纷纷解囊。父亲非常感动。这一幕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当时我十九岁，可那种融洽的气氛，到现在还能感受得到。 后来我们找到了吴宗汉。吴宗汉是父亲过去在通师的学生，现在办了一家私立学校东南中学，自己做校长，就让我父亲去他的学校教书。这年下半学期，我也插班进入东南中学高一念书。不过在一所学校教书，生活还很窘迫，父亲另外还兼着两家中学的课程，其中一家是沪新中学，在菜市街（今顺昌路）上。 吴宗汉住在学校里。晚上，父亲和他经常在学校里俩人对弹。吴宗汉以前就跟父亲学过琴，这次又好好整理了一遍。他的太太叫王忆慈，人非常漂亮，经常出去跳舞，本来是跟吴宗汉学琴的，这时就直接跟父亲学了。他们俩人交际都广，自己有轿车，有时候我也坐着他们的车出去玩。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司机叫阿根。 吴宗汉是青年党在上海的总负责人，就拉父亲入党，父亲也就入了。他私下告诉我，这样就安全一点，因为青年党是跟国民党走的。不过解放后麻烦来了，父亲被迫反复交代他和吴宗汉的关系以及加入青年党的经过。 父亲到东南中学任教后，我就回南通把母亲王益吾和女友曹友凤接到上海来。当初在南通乡下迁居不下八九次，古琴总不离身，钢琴不便携带，直到定居余西五甲居仁乡曹家园小学后才把钢琴搬去。这次我再去拿留在余西的钢琴，发现已经给乡下的孩子弄得不像样子了，就运到上海，卖给了精艺琴行——原先，这琴也是在这里买的。 那时我们一家租了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两宜里严丽贞（严丽贞也是古琴家，《今虞琴刊》上有的）的房子居住。有一天，范子文忽然开着汽车，带着他的太太来看望父亲，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的。虽然过去父亲非常喜欢他，他也很敬重父亲，但政治立场彼此都是知道的，而且我们一家逃到上海，不就是因为有人说父亲“通共”，要法办吗？所以有些紧张。他还请父亲去亚尔培路的一家饭馆吃饭，这一来我们就更紧张了。因为谁都知道，当时上海最大的特务机构不就在亚尔培路上吗？会不会一去就回不来呢？等后来他又开着车送父亲回来，我们才松了口气。父亲还说，范子文让他“好好隐藏”。 父亲那时和孙裕德先生很投契，来往很多。我跟着父亲去过孙先生家好几次，印象最深的是孙先生家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箱子用来装琵琶，原来都是孙先生为经常出国演出而准备的。我经常在一旁看他们切磋和交谈，知道他们都不喜欢和另一位“市侩”的琵琶、古琴名家来往。我注意到，他们的轮指运用完全不同：父亲是从小指到大指，孙先生是从大指到小指。 在上海的时候，父亲还带着我去看过两个画家朋友：王个簃和邓怀农。第一次去王个簃家，他一直喊父亲为“老师”，我很奇怪，出来后就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说：“他喊的不对，我们是互为师友。他教我学画，我教他学琴。”我听过王个簃弹琴，不算好，不过他一直很喜欢我。邓怀农住在林森路（今延安东路），喜欢喝酒，可穷极潦倒，连橱门上的铜器件都撬下来卖掉。他一生都不得志。 1951年父亲回南通，第二年我去西安工作。1955年我听说查阜西先生到了西安，就去他的住处拜访了他。他在给父亲的信里说“在陕巧晤令郎”，就是指这次见面。但那时我还没学琴，直到1958年秋回南通之后才跟父亲学的，当时我已经三十岁了。 回南通，听父亲讲了分别后的一些情况。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开设古琴专业，延聘父亲去教古琴。父亲却推荐了自己的学生刘琴子，也就是刘景韶。不过后来刘琴子弹的梅庵琴曲节奏完全不对，走了样，父亲有些后悔。我曾和刘琴子的学生林友仁谈过，他也有同感。后来梦溪琴社成立时我和刘善教说起，他认为他父亲这是“发展了梅庵派”。王燕卿先生也没重复老师，能发展得好当然是美事。 古琴界甚至音乐界有个不好的风气，有些人总喜欢攀名气更大、辈分更高的老师。前几年市文联出了本纪念文集，里面有人写文章说，他从孙裕德学琵琶，从我父亲学琴。这位先生，我们都是知道他底细的：他的琵琶是跟我父亲学的，可孙裕德先生在琵琶上的名气当然要比我父亲大得多，他就认孙先生了。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在某一天向孙先生请教过，但请教和跟着学是两回事。他的琴也不尽是跟父亲学的，主要是跟陈心园，可父亲在琴上的名气又比陈心园大得多，他就认我父亲。解放后父亲住在医学院宿舍，每周三的晚上，梅庵的人就去那里会合。通常还是对弹，父亲要是发现谁弹得不对，就指出。这位先生来学琵琶，有时在旁边看着，也不能说这不是学，可真正教他的还是陈心园。做人如此势利，还巧言欺世，真是辜负了大好音乐。 还是这位先生，曾经写文章说，父亲去世前画出向下的双箭头符号，别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他明白了，是父亲要他把梅庵派古琴、崇明派琵琶传下去。当时，我一直守在父亲旁边，他说的有人误以为家中藏宝的那次我也在，事实是怎么样的呢？父亲乱画，不知道画的是什么，有人以为是橱柜里藏了什么东西。就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人都能根据图案理解成橱柜，怎么会是向下的双箭头呢？再说，他并没学琴，父亲怎么会寄希望于他传琴？何况谁不知道父亲的三大弟子中还有跟随父亲四十多年、照片刊于《今虞琴刊》的陈心园在世，是众望所归的后继人选？ 大约在父亲去世了十年之后，我意外地收到美国一位叫金肇庆的教授寄来的信，要我提供梅庵琴人的通讯联络方式。当时开放之势初成，可我们这些人被“海外关系”弄怕了，心有余悸，很想回，又怕出事，就找陶应衍来商量。他也没主意，把信拿到文化局请组织上研究了一通，也没结果，对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始终没回。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二十多年来常常想到。这位金教授在美国，恐怕是受了吴宗汉的影响吧。#p#分页标题#e#
徐慰：“我爸心灵手巧，多才多艺。”
我原来不叫徐慰，叫徐慰双，是安慰双亲的意思。还有个字，永安，从来没用过。这个名字是哥哥徐鹰取的。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我曾经有过三个姐姐。第一个是我爸最早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第二个也早死。第三个大约三十年代中期出生，后来日本人来了，我们全家逃到余西乡下，她得了重病，但没有医疗条件，病死了。她死的时候才四岁，躺在条凳上，还安慰我妈说：“妈妈你别哭，我走了，我还要回来的。”我妈就盼着再生个女儿呀！1942年八月初一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就觉得是我三姐又回来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爸学弹风琴和钢琴。我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学，十三虚岁那年，我就对我爸说想学琵琶和琴。我爸啊，他可封建啦，说：“一个女孩子，脚跷着弹琵琶，像什么样子！”只肯教我学琴。第二年我就上初中了，等到1958年初中毕业，我就学完了《梅庵琴谱》。古琴上弦是关键，我特别记得我爸怕我上不准，我呢，一上就上去了，他看了很开心。 那时候，家里有五六张琴吧。其中有一张叫“小红”，是冒辟疆用过的琴，后来给了徐鹰。我爸常用的“云钟”给了徐霖，“金玉音”给了我——这是一张晚清的琴，式样和“云钟”差不多，但比它窄，岳山也矮些，我弹起来不费劲。 后来我爸还教我吹笛子和箫。因为我人小，手指头够不到笛子和箫上孔与孔之间的间距，我爸特地按照我手的大小替我做了小笛子和箫，开孔是很麻烦的，地方不对音就不准，我没想到他还会这个。我一直都喜欢音乐，后来还自学了手风琴呢。我会八种乐器。 我爸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他喜欢做葫芦工艺，喜欢画画，还喜欢好多东西。我这里保留着他的两件画作：一是一张炭笔画，画着一个抱着猫的月份牌的仕女；还有是梅、兰、竹、菊四件小挂轴，这小挂轴不是纸质的，是用非常非常细的竹丝拼接窜连而成，也是我爸在余西时做的。 我还经常能听到我爸唱歌，有时用中文，有时用英文，民歌啊，外国艺术歌曲啊，苏联歌曲啊，都唱。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在南通医学院大礼堂开会，会前大家都欢迎他先唱首歌，他就用英文唱了一首《桑塔露琪亚》。那天我正好偷偷到礼堂后面的进口去看，看到他根本没用扩音器，声音却非常宏亮，远远地传了出去。 说到开会，我爸这个人，特别遵守时间。如果他主持一个会议，时间到了，决不会管人有没有到齐，立即就开始。后面有人陆续来了呢，他也视若无睹，继续往下说。所以后来他再主持会议，就没人敢迟到了。他弹琴也是这样啊，根本不管下面是不是有人在喧哗，该他弹了，一上手就什么都不管了，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琴里。他就是这么个人！ 我爸的针灸，故事可多了。抗战他去乡下的时候，买了好多药带过去。平时给穷人看病，不仅不收钱，有时候还送药。那时他收了个学针灸的学生叫曹友信，治聋哑很有本事，老百姓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曹仙人”。这个人有意思啊，爱喝酒，给人治病，总是劝病人喝酒。比如人家是风湿病，他说：“你去喝酒，肯定能好！” 我爸针灸的名气很大。有次一个人走了好多地方，从外地慕名找过来，爸爸给他开了方子去抓药。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不放心的说：“我看了很多地方，花了很多钱，可从来没一次开的药有您开的这么便宜，为什么呢？”我爸说：“你在附近租个地方住下来，我还要继续看看，再治，等治好了你你再走。”没多久就把这人治好了。 我爸认穴很准，手上功夫很深。如今针灸，总是脱了衣服打针，他是隔着衣服打，从来不错。他还有绝活，就是用长针，深深地刺入人的身体，同时穿过几个穴道，很少有人敢打，现在恐怕已经失传了吧？真的是“艺高人胆大”。我有个姨妈在逃难途中受了惊吓，后来还是经常发病，找我爸。我爸问清了情况后，就朝头顶百汇穴下针了。一般人谁敢在这儿下针啊！针一下，姨妈立即叫起来：“出血了！出血了！”我爸说：“你别怕，你摸摸嘛，有没有血？”姨妈摸摸，没血，放心了。后来我爸解释说，针入百汇穴后，淤血下去了，姨妈感觉到了，以为血流出来了，其实不是。后来姨妈果然就好了。 “文革”开始了，大家都在“学习”。古琴是“四旧”，当然早就不能弹了。1968年春夏之交，我女儿戴宏才四个月的时候，我和爱人带着她回爱人的浙江老家。走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去了也没几天，等六月份回来，我爸已经被隔离了。我这才知道他这个南通医学院教授、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已经成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了。我爸和我妈住在二楼，他们掐算着时间，估摸着我快回来了，可等我到了家，他们却叫我不要上楼去，免得到时候说不清楚。 即使在黑白颠倒的时候，还是有让我们一家感念的人和事。听说整我爸的人到余西去调查他做的坏事，当地的老百姓们都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你按手印，保证徐先生是个好人！”而最让我爸感到安慰的，是发生在一次“劳动”中的事。我爸那是已经七十多岁了，大夏天又累又乏，忽然身后有人说了句话：“你不要往后看，过会也不要看。”说完一个凳子塞到了我爸屁股下面。我爸就坐下来休息，没往后看，走的时候也没往后看。他一直不知道给他凳子坐的人是谁。这一点温暖，给了他对正义、公正的充足的信心，他回来后对我妈说：“世界上还是有好人啊，还是有希望的！” 我爸去世时，我爱人在旁边。他去世前是用笔纸画过一些东西，大多看不懂。有次他的确画了个箭头——是一个，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两个——旁边还写了“顶上”两个字。真没想到有人还把这事改造改造来证明自己的“正统”。琴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就没意思了，这是我爸生前怎么也没想到的吧？ ★《徐立孙先生印象》（王柔） 2001年我回南通，专程寻访了养正小学的同学、年已七十四岁的徐霖。在校时，我们是同年级同课桌、一起读书一起调皮惹厌（南通语）的一对“宝贝”。#p#分页标题#e#
徐霖住在徐家老宅，但在我们同学时，他一家并不住在这里，而在距老宅不远的“三衙墩”。我记得，他家大门外的电线杆上钉有一块蓝底白字“徐立孙金针”的搪瓷招牌。光凭这块牌子，或许你会以为他家里准是古色古香散发着中药艾草气味，但当你真的跨进门去，你就会面对各种不同的陈设感到困惑，猜不出这家主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他家堂屋东墙上挂着一把宝剑，紧挨着宝剑的是一只大蝴蝶风筝，这种风筝是要用粗线需几个人协作才能放上天的那种。再看东屋里老式的床铺前，靠墙安放了一架钢琴。当年南通有钢琴的人家可不多，就连中学堂里也只有一架。这架钢琴与后来常见的钢琴不同，最明显的是在它身上有两个铜制的烛台，插上蜡烛可利用烛光来看乐谱演奏。钢琴外观的线条装饰也会使人联想到狄更斯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欧洲古典风格的钢琴，由此可见购买这架钢琴的时间是比较早的，想必那时南通城里的电气照明还没有普及。老式的房屋因为钢琴而增添了几分洋气。
小时候我常跟着徐霖到他家去玩，因此便认识了他父亲徐立孙老伯台。徐老个头不高，性格开朗，只要有空就陪着我们玩。记得有一回他见我手上拿着一把玩具“钢叉”，便从我手中接过去，仰起头顶在鼻尖上撒开双手，在天井里走起来，像耍杂技一般逗得我们直乐。不过他陪我们玩的机会毕竟有限，因为总有人来拜访他，有来“打金针”的，有来学琵琶的……
隔了许多年后，我才通过徐老的著作了解到，他在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练过气功为自己治愈了疾病，从李叔同学过西乐，从古琴名家王燕卿学古琴，又从琵琶名家沈肇州学琵琶，1929年与友人邵大苏创立梅庵琴社，出版了《梅庵琴谱》、《梅庵琵琶谱》，著有《律吕考释》……而取得这些成就，就在他陪着我们“耍杂技”的年代。可惜那时我们尚未走出蒙昧，“有眼不识泰山”。
短暂的童年还没有走完，抗战全面爆发，南通先遭日机轰炸，随即又被占领，徐家也离开了南通。我们失去了联系。等再见面时，已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时我已在南通学院上学，并在文艺宣传方面成了一名活跃分子，参加了团工委领导的青年文工团。记不清我是以什么名义，邀请徐老来参加我们办的一次音乐会。会上徐老演奏了琵琶名曲《十面埋伏》。我们还在灯光布景上下了一点功夫，使这一古典名曲烘托出古代战争的历史气氛。这段时间里，我向徐老讨教音乐的机会便多了起来，我们成了“忘年交”。
时隔不久我大学毕业，全国大学生第一次实行统一分配，我离开了南通。1956我到北京参加一个科学的教学会议，住在北京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搭便车去看望住在北纬饭店的上海乐园的朋友，没想到和也住在这里的徐老不期而遇。原来他是作为江苏省代表团成员来出席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那天他很高兴，告诉我这次全国的古琴、琵琶高手齐聚北京，真是名家荟萃济济一堂，还向我介绍了几个在侧的江浙琴家。
北京见面后不久，我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寒暑假回南通，和徐老见过多次。等到1960年我到北京工作，和他没有再见过面。1969年传来徐老不幸病逝的消息，悲痛之余，也为失去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古琴家而感到惋惜！我虽不谙古琴，但和创建与赓续梅庵琴社的两代琴人都是情深谊长的长辈或同学，使我感到荣幸。（录自《博物苑》2004年第2期，江苏南通博物苑2004年12月28日印行） ★《回忆徐立孙老师及其他》（陆甸坤）
初识徐师#p#分页标题#e#
我1935年考入通州师范（初中部）。当时徐师在校任音乐与生物两科，却不任初中部的课。虽然他精于古琴与琵琶，而我又酷爱音乐，会弹琵琶（是跟城隍庙的一位道士学的，非属正规），却无缘接近。
徐师当时在学校有一间休息室。记得1936年秋天上初二时，师范部的一位同学李文夔为了想听徐师的琴，遂故意在休息室旁临时凑合了五人的民乐小组，颇显杂乱地演奏《三六板》以吊他老人家的“胃口”。结果他被引出，为我们演奏了琵琶曲《飞花点翠》，并讲解了民乐合奏的要点。我的印象是，他挺和善，平易近人。
这是最初的一次交往。随后，鬼子占领了通城，通师迁往侨校海复镇，就再未遇见徐师了。
从吴宗汉学琴
我最初学琴，并未从徐师。那是1940年年底，我在上海东南中学读高二，身边带有一支曲笛，课余常吹奏消遣。吴宗汉是校长，听我吹奏技术不坏，有意要我以箫为他的古琴伴奏，并主动要我跟他学琴。
吴是崇明人，早年求学于南通师范，故得以跟随徐师学琴，亦应属梅庵派弟子也。他有一个外甥叫孙仲礼，是常熟人，亦会弹琴。既与我同为寄宿生，又带有古琴，因此我跟吴校长习琴，就用他的那张琴，而实际他又成为代替校长而当为助教了。我跟校长学了三首曲子：《关山月》、《秋风词》、《凤求凰》；记得孙仲礼亦教了我一曲，曲名为《湘妃怨》，恐是虞山派的了。由于不久鬼子占领租界，我的习琴也就由此而中断，转入了海门中学。
重逢徐师
1949年通城解放，随后便是城中、城东、城西各区（后叫街办）相继成立居委会，会后都有余兴节目。这年夏天，我与保证、徐抱真、周育通加上一个打打撞铃或板的（此一行当都是临时拉伕充当的），组成一支小小民乐队，每周六都在南通广播台担任一堂民乐节目。台长孙大翔、抓我们这节目的丁图还给我们定了组织名称，叫“南通广播台民乐广播小组”。因有这个组织，所以几家居委会成立的余兴节目，少不了会邀请我们去献艺助兴。当时徐师还在上海工作，大概时常回来。我和他在仓巷、钟楼、南大街等四个居委会有过四次同台演出。或是曲高和寡之故吧，徐师都是琵琶节目，却未见他老人家弹古琴。我在演出中使用了笛、笙、箫、扬琴、二胡、高胡和梅花琴，徐师开始注意到我的音乐素质，特别是我多面手的长处，有意地问了我的姓名、住址，还夸奖了我的演奏技巧，尤赞扬了我的笛子吹得很有风味。但1950年9月30号，我便经也是通师同班同学的朱锡宸（这是原名。从4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改为朱惜辰了）介绍，到如东苴镇中心小学任教去了，能早点成为徐师徒弟的机会，也就被错过了。
关于朱锡辰
我在苴镇德耀小学任教共七年，朱锡辰却在1953年调往马塘中学任教。离去后，只通了一封信。他在苴镇时，并未带古琴去，平时亦未与我谈论他曾从徐师和其大弟子陈心园学过古琴，故他的会操琴之事，我一直未有所闻。直到1956年暑假去他家拜访，见到壁上挂有古琴，才知他善琴的。朱为人很内向，从不愿在人前显己之技。我家亦有一张琴，他来到我家，必经固请，才勉强弹一支短曲应付。但这不是骄傲，而是个性使然也，而我琴有驼背之病，不合其手，亦是原因之一。
朱弹琴时有一堪称怪异的现象，便是会不自然而然地如同睡眠后的打鼾，且鼾声颇高。估计此君当时由于神已溶入琴音中，而确实是如同处于睡眠状态下而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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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投水死后，我很黯然。他和我既有同学之情，又有介绍工作之义，还是梅庵派同门。徐师说：“朱锡辰信佛，他相信天上有极乐世界。他觉得这样是去了极乐世界。”就有安慰我的意思。徐师又说：“朱锡辰已经得到了我的真传，是梅庵派的理想传人。他弹的《搔首问天》已胜过我了。”这是很高的评价。
工人业余民族乐队
1957年市文化局拟组建一支民族乐队，以填补我市缺此艺组织的空白，责成老师负责筹备。老师便提起了我，谓必有几把好手，而我之优点还在于是多面手也。先由南通市局下调令，而对方不放人，因我在苴镇是被视为骨干的，后由徐师通过专署下调令才于这年暑假正式调回南通。先在通师一附，后又调实小，都是只兼12节课，言明凡有音乐上的活动，必得放行。这一特殊优待，自是徐师通过教育部门预先打好招呼的，因之我实际有一半的精力便放在9月正式成立的“工人业余民族乐队”上。这个组织，徐师是艺术顾问，指挥是当时文化宫主任陶应衍，由我任队长，保证副之。乐队自成立后，每周日下午定为排练日，出席率很高，徐师是期期不漏地参加的，他专任三弦。这乐队每年按春夏秋冬四季，对外公演四场，门票只售一角钱。由于50年代文化活动开展得较少，因此演出总是场场客满，有时应群众的要求会连演两场。每场演出除乐队的节目当主角外，还邀约了佛道二教的音乐以助阵，并且由徐师带领我（有时保证亦参加）去寺庙挑选节目。而佛道二教则以做“拼堂”的心情，大都邀请同道中的好手参加助阵。老师的亲往遴选节目，实际是大起了鼓励和促进作用的。由于我受一桩错案的牵累，于1959年秋被赶下了音乐舞台，这一民乐组织因我的离去而瘫痪。
从学琴到学筝
我从徐师习琴始于1957年冬，是他老人家主动提出愿收我为徒的。我亲记得，他说了这样一句心里话：“你们小伙子在寻找良师，殊不知我这老师也在留意寻找高徒哇！”初自是习古琴。我以前学过琴，是几首小曲，这次学的第一首是《玉楼春晓》。老师特别推崇这首曲子，他说：“起首的泛音非常美，好像能把人带到神仙境界中去！”
可学琴还不到两个月，老师便要我放弃当“红花”而改当“绿叶”，即要我以箫、筝及其它乐器为古琴作伴奏衬托（他还尝试过三弦，发现不合适，就否定掉了）。他说：“以民族乐器为琴伴，是另一工的，要能按古琴的音韵，真正起到衬托作用，这里面也大有学问在啊！”他又感慨地说：“古琴音量很低，如果伴奏好了，才能更好地使古琴为群众所接受。何况古琴艺术天生就是‘阳春白雪’的命，老是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台上演奏，知音能有几个呢？你能为我（他是全国四大古琴家之一也）伴，这个‘绿叶’做到称职，也不会辱没你的了啊！”为这事，我思想经过狠狠地一番斗争后，终于下定决心，谨遵师命，全心全意地当好“绿叶”，而放弃当主角的念头了。从年底开始，初以箫伴，但老师见我连续吹一个多小时，认为太伤元气了，便又要我改习筝，他说：“箫固然是琴的天然伴侣，可筝即是小瑟，与琴同种同属，更能起到相托的作用。”可筝却是我从未碰过的一件乐器也，我先漫应之，然后问，现无此乐器如何学？徐师笑曰：“只要你点头，不出两月，准保有筝让你弹。”随后他以函致省音协求助。这还在春节前。未出一个月，筝果然寄到了南通。于是从1958年春季始，我便在徐师的指导下，专心学习古筝了。
徐师的教学法颇独特，是启发式加“自悟”式。他每次只弹一两句，却要我背对着他，还要闭起眼睛仔细听，经连奏了三四遍后，便要我照他的乐句兼带韵味，从筝上摹拟原味弹出来，一次摸不准，他便再以古琴弹几遍，让我再摸，遇到累试还不成，他便会风趣地说，看来这次的“猪头”难得“烂”，回去再多闷它一闷，明天把最好的方案向我汇报。这就是老师发明的“自悟”式教学法。遇到这情况，起初很像个没头的苍蝇，但久而久之也就摸索出规律来，遇到疙瘩的乐句，也易于中肯了。到夏季，日子长，为求赶速与琴登台合奏，老师要我每天都在下晚去他寓所学习，就这样，只经半年时间，便在秋季随老师上台演出了琴筝合奏节目。#p#分页标题#e#
艺事摭忆
那天上台前，他对我说：“琴属阳，筝属阴。阳应该在阴上面，我要在你的上首。”由于古筝是初次亮相，听众都夸筝的音色很美。老师听到后，笑对我说：“小六子啊！（这是对我的昵称），第一次就受夸奖了，师父说绿叶也照样能出风头，没骗你吧！筝声音清脆，你沾了这个光。”只可惜因遭错案，我从师习筝，也是在次年便被迫辍学的，并且从此就再也不便去徐师那里聆听教诲了。
1958年初冬，徐州的梆子剧团来通献艺。他第一次观剧，发现伴奏乐器中的方笙（又称“楼笙”）发音特别宏亮，特地到我家，要我也去听一听，并说：“你既会吹奏小圆笙，这大玩艺儿学起来定不费难，我做主，叫文化宫买一只让你练，争取与唢呐去搭配，这节目定不会错。”并且真的花了几十元买来了，我也确是几天就掌握了它的吹奏法，并以之上了台。
再有1958年国庆节后（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来通演出。团长彭修文竟只化了一天功夫就把老师所谱古琴曲《公社之春》改编成民乐合奏曲，作为一个新节目而上演。他还被特邀参加了古琴独奏节目。当老师在台上演奏时，民乐团的演奏员都聚在侧幕边，偷看他的演奏，并在幕后也顾不上纪律地鼓起掌来。
生活点滴
另可忆及的一件事是，1958年夏季，我因扁桃体肿痛，停学了几天。老师得知，亲来看望，并随即拿出金针为我治病，在手臂的合谷、曲池等穴位下了几针，那疼痛竟全然消失了，真是神奇。他随手写下我的病情，着我家里人送往附属医院中医科，要他的朋友、老中医（似姓夏）开个方子。谁知那位已七十多高龄的老医师竟赶到我家，亲自把脉，诊断而后开方。这说明老师对徒弟是如何的关爱呀！
徐师生性幽默诙谐，没有架子。有次我和他去电影院找人办事，因为没有票，工作人员不让进。徐师讲明了缘由，然后说：“你看我这两撇胡子最好认，要是我不出来最后你也能看到我。”工作人员就让他进去了。一会徐师出来了，路过门口的时候，他指指自己的胡子说：“哎哎，胡子出来了呀！”而此时他已是市政协副主席了。
1958年下半年开始，我和徐师已经很熟悉了，师生感情也很好。他经常到我在大保家巷的家里来玩。他爱吃蟹，而且吃法独特：除了挑出蟹黄，其他的都放在嘴里嚼，大概是不耐烦慢慢剥壳剔肉。有时候到我家吃饭，一进门就问：“今天有蟹吗？”“有啊。”他就手一挥：“先拿来吃！”一口气吃上好几个才停下来。他还爱吃我爱人做的狮子头。狮子头嫩，筷子夹不起，他还是手一挥：“拿个调羹来！”至于酒，他却很少喝。
徐师围棋下得好。他知道我会围棋，有时到我家来下。奇怪的是，每次下完棋，都只赢我四五个子，而且每次都很少杀我一大块。我说：“老师，你在让我。”他笑笑说：“让吗？授你四子。”再下，还是赢我四五个子。后来我听说老师有三四段的棋力。（录自《博物苑》2004年第1期，江苏南通博物苑2004年6月18日印行。文中提到的琴筝合奏演出时间，据保留下来的节目单，应为1958年3月4日） ★《先父大苏公事略》（邵元复） 先父名森，字大樗，后改字大苏。世居南通城内，幼年失怙，由先祖母李太夫人身兼父职，辛苦抚养，培养成人，乃奠定其奋发向上以及至孝个性。 少年时即对古文、诗词有所偏好，更有志于古琴艺术。惟当时在吾通邑无善琴师资，仅能与同窗至友徐立孙先生共同摸索切磋，但终不能得其奥秘。后与立孙先生先后进入南京高等师范深造，正逢校长江易园先生聘请诸城古琴大师王宾鲁（字燕卿）先生在校传授古琴，乃有机会拜列门墙，潜心钻研，数年内尽得王夫子心传而为衣钵弟子。#p#分页标题#e#
先父在南京高师就读时，成绩斐然，深受柳诒徵、王伯沆两位国学大师之器重，列为及门弟子。先后在南通、扬州、安庆、徐州等中学任教，亦得二师之推介。王老师曾赠先父明益王制古琴一床以奖励先父对古琴之学习有成，柳老师曾亲莅通探视。两位老师均曾赠先父墨宝，犹忆柳老师所赠对联撰句云：“会当洗眼看腾跃，未妨便腹贮诗书”。更见期许之深，先父一直将该联悬于书房内，朝夕相对，如沐师恩。
王燕卿夫子于民国十年罹疾，时立孙先生已毕业返里，而先父尚在校，王夫子因病移居南京山东会馆，先父则于每日放学后，亲往侍疾，无日间断。未几先生逝世，因无亲人在京，乃与先生同乡赵君等同料理丧葬事宜，并遵先生遗命卜葬于南京清凉山麓。
燕卿先生去世后，立孙先生与先父将先生所遗《龙吟观（馆）残谱》重为编校，至民国十二年夏编成二卷，易其名曰《梅庵琴谱》。民国十八年夏，立孙先生与先父创立“梅庵琴社”，倡导梅庵琴学。民国二十年秋，《梅庵琴谱》问世，追随立孙先生与先父习琴弟子亦日增，“梅庵琴派”亦从此奠下基础。
梅庵琴社创始之初，先父即将其书房中之小室辟为琴室：中置一可双人对弹之琴桌，后方置一小坑椅，两旁各置两椅，窗明几净，极为幽静，藉供诸弟子学习及雅好古琴文士聚会之所。犹记当年常来舍下者有陈心园、夏霈霖、杨泽章诸师兄。
时立孙先生居住余家后宅，两家仅一墙之隔，故经常来余家琴室，或各别操缦印证，或两人对弹切磋，或纵论研究心得，因此余常能获聆妙音及精辟见解，对余习琴之助益良多。
某日，立孙先生来舍下与先父对弹，正在弹奏中，忽天降阵雨，立孙先生戛然而中止，先父曰：“兄是否因天雨想及大嫂会否为兄送雨伞而辍奏？”立孙先生曰：“正是此意！”于是二人相互拊掌大笑。
立孙先生为专业音乐老师，对古琴之练习原比先父为多，故左手技法娴熟、流畅，先父尝一再训示余曰：“汝当多揣摩、学习立孙伯父之左手技法，裨对琴艺有所精进！”
民国廿四年先父服务于南京交通部，与琴人胡莹堂先生交往甚深，与当时诗社文友过从亦甚密，曾与文友等同泛玄武湖，著有《七月十一日夜泛后湖赋示同游》五言排律一首记实，载于《今虞琴刊》第一期，幸得保存。
先父于诗文崇尚唐、宋诸名家，于骈文亦有心得。于琴艺思想则集儒、道两家哲学与美学观念：主张中正和平，温柔敦厚；清微淡远，潇洒飘逸。于音律研究则遵循吾邑先贤王坦所著《琴旨》，于技法理念则赞赏徐青山之廿四况。尝于暇时记述研究心得与感言，惜存稿均燹于兵火散佚，至为可惜。
民国廿四年查照雨、彭祉卿、张子谦诸先生发起筹组今虞琴社，联络全国各地琴社、琴人，并在苏州举行全国琴友大会。立孙先生与杨泽章师兄曾代表梅庵琴社参加该次集会，先父则因工作关系，未克前往，曾有书信致查先生等论及种种：“照雨、祉卿先生道席：浦上高会，淹阻未从，妙音弘论，闻之赞叹，窃补剩义，聊请教益。全国琴社，息壤在兹，风土多异，习尚不同，执一驭万，梗塞难免。方圆之说，通于笔法，表里融会，已有书家。韵味为质，最宜平匀，时有偏胜，乃见作者。南音重韵，韵胜则清，北音重味，味胜故宏，极则同病，和则两美，以是推引，余事可勉。音声联缀，文字比排，道达情意，理无二致。要当体称题旨，扬抑篇章，虽俟方来，允为极则也。《春草堂琴说》分派不主属地，最为有见。惟山林儒术诸种，恐非数十年心力基础，不足语此，况学识修养，万流竞异，不独风雅而已。台从匡持立志，响应群山，高议通识，尤所敬佩。弟虽学殖荒落，不禁欢喜，敢贡愚谬，惟祈察政——子谦先生均此。弟森顿首。二十四年十月廿八日。”在此信中亦可见先父对琴学见解之一斑。#p#分页标题#e#
先父平生藏有古琴三床，均为仲尼式。一张为元代朱致远所制，名为“灵籁”，体形适中，黑色有牛毛断，音清越；一张为明琴，体形较小，名为“清英”，黑色断纹甚细，间有梅花，音清润；另一张则为王老师所赠者，体形较大，池内漆书漫漶，辨为宏治云云，考系明益王斫旧材制。经燕卿先生监修，黑色中透有朱红色，有龟板纹，音宏亮，先父曾拟题名为“潮音”。
民国廿七年中日战事爆发，悉政府有西迁之行，先父乃辞职返故里，盖因缘于孝思，不忍长期远离母氏故也。未几，日寇飞机来犯，轰炸吾邑机场、医院等处，全家与立孙先生眷属同避乱至兴仁镇王氏挹爽园，挹爽园者乃立孙夫人之娘家也。
先是，余等眷属先行，先父则隔日始出发，离家时仅携琴一床乘黄包车代步。车行至东门外龙王桥畔时遇一浣衣女郎，彼闻车声抬首见先父抱琴乘车经过，乃自语曰：“值此兵荒马乱之际，尚有闲情携琴远游乎？”先父闻言甚为讶异，有感于吾邑虽青年女子亦能识得古琴也，后曾寻访该女子而未果。
在王氏挹爽园约停留两周，乃奉祖母命东迁至西亭镇西禅寺祖母故居李氏庄园。后又因乡居诸多不便，至西亭镇上向西街书法家巫老先生赁屋暂住。先父书写租约时，别具一格，以骈体文兼叙国仇家恨，乱世情怀感言，内容不复详记，惟仅记先父曾引用“陈蕃之榻”典故，巫老先生深为激赏，遍告当地士绅，一时传为佳话。
在此避难期间，先父除与当地文人墨客时有往来外，朝夕惟督促余操缦。余自幼年即开始习琴，至此已有八年之久，然在此一年余时日内所体会、领悟者，远超于前此百倍之多，对余后来琴艺之进展影响极为深远。
先父个性耿直，狷介，对择弟子极为严格，凡无修养者概不传授。在诸弟子中对陈心园师兄甚为器重，盖心园师兄沉稳持重，极富天份，不独习琴能得琴操神韵，且于诗文亦有钻研。先父尝谓余曰：“心园未来定将为吾梅庵后继之传人也。”
避乱西亭期间，曾有一位江湖术士，业跌打损伤，拥有一新琴，迭次登门谒访，恳乞先父收为弟子，传其琴学，先父一直予以拒绝，迄未如其愿。
民国廿八年夏镇场亲友以该镇将于农历六月十九日举办观音菩萨诞辰法会，邀约先父前往参拜，先父于十八日前往，拟盘桓数日再作归计。不料于六月廿一日该镇突发生流行疫病（霍乱），一日之间凡百余人丧生，先父亦不幸历此劫数而亡故！先父生于1898年，殁于1939年，享年四十一岁。
癸酉年清明节于台湾
（录自邵元复《增编〈梅庵琴谱〉》下集，台湾梅庵琴社1995年十月出版。按：文中所叙邵大苏偕杨泽章赴苏州琴人集会，实应是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中日战事爆发，日寇飞机轰炸南通医院等处致邵氏避乱兴仁镇事，应为1937年，即民国二十六年。而邵大苏先生逝世时间，由徐立孙著《月上梧桐序》：“戊寅年……精思一月……兼旬而成”，知该曲完稿时间不过50日，作者又在跋中有：“曲既竟，拟就商于邵君大苏。而君噩耗传来”之记，说明该曲的完成之时与邵大苏先生逝世之日较近。徐在《律吕考释》序中亦有相同记述：“戊寅春作《月上梧桐》……曲方成，而大苏遽归道山。”可知邵应是逝于戊寅（1938）年。该序中还有：“翌年冬沛霖以疾殂，越年夏侄女遂儿殒于沪滨。”以此二人卒年反推亦可证明邵逝世年是1938年。） #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