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修身养性、抒情写意的工具和士大夫人格、情操的象征，在其近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大量的琴曲、琴谱和丰富的琴学专著。而华夏音乐自古就有四方之乐、南北风歌的地域文化差别，九州方圆乐舞音声的各异其趣，以及师承、传谱的互不相同，使古琴音乐呈现出风格不一的琴学流派。

　　追溯古琴流派的形成与起源，早在《左传•成公九年》中，已有这样的记载：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称先职，不忘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乃命释之。

　　楚国琴师钟仪为晋侯鼓琴，因其浓郁的南国情调，而被认为是“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古琴音乐已有南北风格的区别。

　　古琴音乐流派的形成，与地域、习俗、师承、传谱的各异有着密切的关系。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首先，我国古代由于交通地域所限，各地的文化习俗与自然人文环境各不相同。而同一地区的琴人彼此间经常操缦交流，并同受当地文化习俗及民间音乐的影响，从而形成相近的演奏风格。琴派林立，其中以南北琴派的区别最为明显。“北方气候凛冽，崇山峻岭，故燕赵多慷慨之士，发为语言，亦爽直可喜；南方气候和煦，山水清嘉，人文温雅，发为音乐，亦北刚而南柔也”。初唐琴家赵耶利曾形容当时两种琴风：

　　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急浪奔雷，亦一时之俊。

　　这“吴声”、“蜀声”在风格上的区别，直至近世，依然十分明显。可见，地方色彩与地区差别是决定琴乐演奏风格的基本因素。唐人李龟年对此也深有感触，故他在岐王府邸听琴，不需见到弹奏者，仅凭耳力便可辨出“此秦声”或“此楚声。

　　第二，共同的师承渊源是形成琴派风格的主要依据。各地著名琴家的精湛琴艺和独特演奏，对琴派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唐世琴工复各以声名家，曰：马氏、沈氏、祝氏……师既异门，学亦随判，至今曲同而声异者多矣”。唐初风行一时的沈家声、祝家声，就是根据不同的师承而命名的一些演奏流派。

　　第三，随着琴谱的刊传，琴派的地方风格与师承特点往往体现于不同的传谱之中。宋明以来，琴谱的运用日益简化和普及，为琴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宋代皇家推行的“阁谱”，一度在北宋琴坛居于显要地位。但民间“野谱”却不断反映出琴家新的创造，其中“江西谱”就曾受到许多琴家的喜爱。

　　因此，从唐代的吴、蜀声到沈、祝声，再到宋代阁谱、江西谱，记录着琴派产生的发展历程。像明代虞山琴派与初唐时期“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的吴声，在风格上是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早期的“声”或“谱”，都只能是琴派的雏形。

　　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扎根于黄河流域的汉唐文明其重心开始转向长江流域。宋室南渡，宋高宗于建炎三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杭州），从而使文人云集、经济繁盛的杭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形成系统的古琴流派——浙派在此也孕育成熟。

　　从明末清初至近代，古琴音乐呈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在中国古琴音乐的发展史上，其中著名的琴派除了宋明之际的浙派之外，尚有虞山派、松江派、广陵派、金陵派、吴派、中州派、绍兴派、闽派、岭南派、川派、九嶷派、诸城派，梅庵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