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华文出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古筝当然也不例外。在这个时期内，诗人以筝为题材吟咏的唐诗屡见不鲜，仅从随处可见的筝诗就有一百数十首之多。诗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弹筝技艺、乐曲表现、构造用材、乐器美称、流传情况，乃至对筝的艺术感受都作了酣畅尽致的描述。如：白居易的“磐萧筝奋进相蹲，去弹吹声而，……玲珑箜篌谢好筝”（《霓裳羽衣曲》）；卢纶的“出柬仍有钢筝随”（《宴席赋得姚美人拍筝歌》）；李白的“清筝何级统，度曲绿云垂”（《邯郸南事观妓》）；殷尧藩的“凄凄切切断肠声，指滑音柔万般情”（《闻筝歌》）；王昌龄的“高调呜筝缓夜坐”（《青楼怨》）”；等等，都是我国古筝艺术在唐代发展史上的有力佐证和光辉的一页。但在这光辉的一页中涉及与金陵，或吴地古筝方面的文字只有一鳞半爪。（宋、元朝的情况也相似，下不另赘）

　　那么唐代金陵筝况到底如何呢？一时还缺乏更多的资料来陈述，但只须用辩证地、推理地、承前启后的方法来论述，方可印证其结果。

　　一，被称之为南朝礼乐故都的南京是“清商乐”的发祥地，这些来源于民间、扎根于民族和本地区社会生活土壤之中的文化，最能体现民族气派和本地文化的特征，也最有持久传承的生命力，所以地直接地影响着后世的诗、歌、乐的创作。南朝乐府的《清商曲辞》对齐梁间纯文学观念的产生。宋词风格的形成，以及此后的古吴地区的诗歌风韵的保持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具有江南风韵的“吴声歌、江南弄之《秦筝曲》、倚歌是长期流传于民问，人民喜闻乐见的筝歌（弹唱）、筝舞，岂能因政治中心的转移而绝响筝声呢？！

　　其二，当时风靡盛行的秦楼、楚馆、歌台、舞激，通及全国大小部邑，豪门、官邸的酒宴乐事频频，金陵古都当然不会是一方净土。五代顾闭所画的《韩熙载夜宴图》；南唐周文知所绘的《合乐图》；李白诗“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玩月金陵城西孙越酒楼》）；杜牧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扰唱后庭花”（《泊秦淮》）等，都充分地反映了当年金陵音乐的发达和繁盛。在唐代有乐，必会有筝存在。

　　其三，从唐人诗词中的片言只字，也可见其一斑，得以印证。如：傅温的“水似吴娃花弄筝”；刘禹锡的“清筝促桂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夜闻商人船上筝》）。陆龟金的“邻月动哀筝”（《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张乔的“江月远船筝”（《送人归江南》）；项斯的“筝声多在船”（《夜泊淮阴》）；以及晚年隐居句容（南京郊县）茅山的唐诗人顾况的有关筝诗。从以上的诗句中可见，在长江下游的水乡仅筝与船的联系就如此之多，那么当时筝在该地区的流行程度之广就可想象而知了。

　　宋元时代，因唐末五代十国长达五十余年的混乱争战和宋代时经宋、金战争对建康城的大面积破坏，给金陵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身怀技艺的那些具有民族意识的庶士文人（先朝遗民），或退守田园，或隐道山林，使金陵的文化艺术两度处于低潮，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筝艺的发展。古筝在这低潮中虽末绝响，但也不是随处可得的乐器了。从欧阳修的诗句“不听哀筝二十年”中便可见这，点。因此，这时期对筝的记载寥寥无几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这个时期里，白子时局的动荡，那些不以国家危亡为念的官宦官商与怀才不遇、优国忧民的文人才子把古吴地区作为闲游寄情的地方，同时也就成为民间艺人卖艺的最好去处。当时金陵就有乐判、清乐、吟体、队舞等十多个“社会”[注五］，当然更多的是参加不了“社会”的“赶趁人”和“路歧人”［注六］。这些民间艺人对古吴地区文化艺术的传播和继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南宋建炎年间的江南吴地山歌《月儿弯弯照九洲》，以质扑、优美的曲调一直流传至今。古筝在古吴地区的流传也是如此。

　　宋代善创新曲的著名词曲家苏拭的《水调歌头》词、《扬州则、《黄蒙吟》等曲当年在金陵、吴地都非会流行。他在江南下的“忽 闻江上弄哀筝”（词《江城子》），“危柱哀弦，艳歌余响，终云营水”（《水龙吟》）等。有关古筝艺术的描写，部说明了古筝在古吴地区仍然流传。另外，宋岳飞的“欲将心事件瑶筝。知青少，弦断有难听？”（词《小重山》）宋·陆游诗“感事镜写悲独舞，寄意筝雁恨。情飞”，元·陈粮的“燕姬十五名酒楼，弹筝唱歌折杨柳”（《送方叔高之官》）；元·萨都剌（元代少数民族诗人，青年时代在南京做官）的“扬州袅袅红楼会，玉笋银筝响风雨”（鬻女谣》）；盛从周的“支荷香，新雨池塘。……弦漫理，鸟筝雁行”（《夏景》）；元·张小山的“清风江上筝”（《渡扬子江》）；以及宋元间的，野史、小说、杂剧、散曲等中以筝为题材的章句也可作以佐证。这虽非能展宋元时期古筝在古吴地区之全貌。但亦能说明其概况了。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定鼎金陵，改集庆为应天（今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还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朱洪武为了点缀、充实南京的富庶繁盛，还强迫大量的南京元代遗民迫迁云南等地，并从南方九个省和南京周围的三个洲十五个府调入数万商贾窗户、手工业区和艺人，大部分集中在秦淮河畔。自此，王公贵戚、豪商巨富的府第晖宅比比皆是；秦淮河畔舞谢歌台、琼楼玉阁极尽东南豪奢；官妓、（又称：乐户）名媛终日新妆艳级、招接游客；茶肆酒楼，丝竹阵阵，灯红酒绿，一批贵族官宦整日醉生梦死，沉沦酒色之中。“六朝金粉，艳说当年，南都烟花，盛传明代”。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此曾有一段极为精采的秦淮月色的描写：“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深，更有那细吹细歌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魂。两边房里住家女郎，穿了细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之如阁苑仙人。瑶宫仙女”。《桃花扇》中第17出《渔灯儿》词云：“看一片秣陵（南京之别称）春，烟水消魂，借着些笙歌裙屐醉斜曛”。及现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一幅明代《南朝繁会图》，在一丈有余的长卷上竟出现金陵城南109种商店招牌和“杂耍把戏”、“小曲演唱”、“卜卦命馆”等1000多个人物，商贾云集、熙熙攘攘，都反映了当时的金陵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华。明末著名爱国诗人顾梦在《秦淮夕泛》中写道：“落日淡生烟，波明影碧天。人来花槛里，洒出板桥边。杨柳风千树，笙歌月一船。十年重对此，回首各凄然。”生动地描写了秦淮的繁华景色，最后一句即是对这种畸形发展隐隐怨恨之感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