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Aram Ilitch Khatchaturian）， 1903年6月6日生于第弗里斯（Tiflis, 1936年更名第比利斯Tbilisi）郊区的柯罗里村（ Kodzhori）。对于故乡，哈恰图良后来忆道：“古老的第弗里斯是一个充满声音的城市，一个音乐之城，只要远离城中心区，信步于大街小巷，都能投入各种声源所共组的音乐氛围里。”
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甚至在苏联成立之后的初期，第弗里斯乃是高加索地区最大的城市和的行政中心。尽管此地多数为亚美尼亚人，也是亚美尼亚的文化中枢，但工商发达，各色民族来往密切，拥有多元文化的特性。此外，第弗里斯的音乐环境称得上颇为丰富，不但有俄罗斯音乐协会（RMC）的分会，还设有一所音乐学校和一家歌剧院，对于孕育乔治亚与亚美尼亚作曲家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不过，哈恰图良的家庭却与音乐无甚关连。父亲伊基亚（Egia）来自阿塞拜疆靠近伊朗边境的村庄地区，13岁时移居第弗里斯谋生，工艺精湛，25岁成为一家书籍装帧店的老板。母亲库玛喜（Kumash Sarkisovna）也来自伊基亚家乡邻近的村落，双方父母依媒妁之言，在伊基亚19岁与库玛喜9岁时就订婚，待库玛喜16岁时正式结亲并被接到第弗里斯一起生活。他们育有4子1女，阿拉姆是其中最年幼的一个，幼时被送进专门培育商贾的第弗里斯商业学校接受教育，他自己则期盼将来能从医或成为工程师。
然而，第弗里斯的文化多元性与丰富的音乐元素，终究还是启蒙了小哈恰图良的音乐才华，并持续影响他整个一生。在他1952年撰写的文章〈我对音乐中民歌元素的理念〉（My Idea of the Folk Element in Music），哈恰图良描述他自幼生长的城市环境及对他生涯的影响：“我是在丰富的民间音乐氛围中长大的，无论传统节日、仪典仪式，人们生活中的欢乐和悲伤，总是伴随着音乐，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乔治亚的民歌曲调和舞蹈，都生动的由民间吟游诗人来歌舞。这样的人与事，都深深的刻印在我的脑海，成为记忆中的印象，也决定了我的音乐思维。他们塑造了我的音乐意识，成为我艺术个性的基础。尽管往后的日子里历经各种变化，我的音乐品味也有所演化，但这些在我孩提时期成形，与民众同生共融的原始元素，始终自然地滋养着我的所有作品。”
1917年，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由布尔什维克上台掌权。在帝俄解体后，亚美尼亚仅经过两年短暂的脆弱独立，1920年下半年就遭红军入侵，乔治亚也随之在1921年春天苏维埃化，两国都在1922年12月成为新兴苏联的一部分。哈恰图良后来对此回忆道：“十月革命从根本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我真的称得上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那么我唯一必须感谢的只有人民和苏维埃政府，是这些人民塑造我整个人的生命意识，让我写出如此有创意的作品。”
事实上，18岁的哈恰图良就是在1921年这个政局变动的时刻前往莫斯科，依靠他的兄长苏伦（Suren）。苏伦这时已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担任舞台导演。哥哥的工作无疑地启发了哈恰图良的音乐天分，让他对音乐产生了兴趣。次年，哈恰图良至格涅辛音乐学院（Gnessin Musical Institute）学习大提琴，同时也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的物理和数学系攻读，之后并获得生物学学位。他在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育则先在谢尔盖贝奇科夫（Sergei Bychkov）门下，后来又接受安德烈波谢克（Andrey Borysyak）的调教。当格涅辛校长（Mikhail Gnesin）在1925年开设作曲班时，哈恰图良也毫不犹豫的加入学习。他交出的成绩单是他最初的作品是1926年的《小提琴和钢琴舞曲》（Dance Suite for violin and piano）与1927年的《升C小调诗歌》（Poem in C Sharp Minor），此时他已将亚美尼亚民间音乐广泛运用在创作中。
虽然音乐学习开始的很晚，但哈恰图良却以飞快的学习步伐前进。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音乐学习的功课已迎头赶上，他甚至成为表现最杰出的学生之一。最后站上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Moscow National Conservatory）音乐厅舞台，得到参加学生音乐会演出的殊荣。
具备音乐基础技能后，哈恰图良随之于1929年考入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于作曲方面师事尼古拉·列维奇米亚考夫斯基（Nikolai Yakovlevich Myaskovsky），另管弦乐学方面接受谢尔盖弗希兰科（Sergei Vasilenko）的教育，以成为一名作曲家为目标而努力学习。
哈恰图良对于自己的作品总是不停的雕琢，不间断的修订以求尽善尽美。以他《小提琴和钢琴舞曲》来说，尽管完成于1926年，还是持续的改写，1932年新版的组曲现身，其中的第一首〈托卡塔〉（Toccata）被许多钢琴家认可为优秀的作品，通过时间的考验，今日已列入许多钢琴家必演的保留曲目。紧接着，这部舞曲又改编成管弦乐曲，展示了哈恰图良杰出的管弦乐技巧和亲切的交响曲思维，1933年正式公演，立即获得各界赞赏。因此尽管当时还是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哈恰图良已被列入优秀苏联作曲家之林。
在音乐学院中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是苏联作曲名家普罗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于1933年造访米亚考夫斯基的作曲班。这位天才的创作，吸引了年轻的哈恰图良更多的注意力。同样的，哈恰图良的作品也让家普罗高菲夫深觉惊讶，于是决定将哈恰图良与他的作品一起带到巴黎，并且在那里公开演出，推荐给西方音乐界。
同样在1933年，哈恰图良娶了米亚考夫斯基作曲班的同学妮娜马卡洛娃（Nina Makarova）为妻。在此之前，哈恰图良原有一次婚姻，与前妻生有一女娜亚（Nuneh），后来也成为一位钢琴家。他与妮娜则育有一个儿子卡伦（Karen），日后成为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
1934年完成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Symphony No.1），于1935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音乐厅由谢纳卡拉（E. Senkara）指挥首演，再次得到盛赞，为哈恰图良的音乐学院生涯作了最佳的注脚。《第一交响曲》完成于学习最旺盛的时期，同时也宣告哈恰图良即将开展全新的生涯，进入创作成熟期。这部作品的价值，无论从原创性和旋律的丰富性，特别是鲜明的民族色彩，都让各界深为着迷。
随后哈恰图良留在音乐学院继续深造，至1937年以研究生再度毕业。于学院时期，哈恰图良的名曲还有《降D大调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这也是哈恰图良唯一的钢琴协奏曲，是在普罗高菲夫的鼓励与建议下所创作。乐曲创作于1936年间，哈恰图良完成此乐曲后将作品题献给苏联钢琴家欧伯林（Lev Obrin），并且由欧伯林于1937年7月12日在莫斯科首演而大获成功。在形式上，哈恰图良沿用古典手法，与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一大段的装饰奏片段；此外，第二乐章更取自高加索山民歌〈我的爱人〉，完全展现了哈恰图良对民谣素材充分运用自如的特性。因为这首作品，使他在苏联音乐界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离开音乐学院之后，哈恰图良的才华与表现，更是如大鹏展翅一般，一飞冲天，展开新的里程，优秀的作品源源不断的产生。《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Violin Concerto）就是其中一部脍炙人口的杰作。此曲是创作于1938年到1940年间，当时哈恰图良研究了亚美尼亚及其周边的民族音乐，利用采集到的元素加以发扬光大。完成乐曲后呈献给苏联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并在1940年11月由欧伊斯特拉夫在莫斯科音乐季首演，立即广受好评，并于1941年荣获斯大林奖。
《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鲜艳的民族色彩和明快乐观的气质而备受赞扬，乐曲表现的重点，将小提琴的艺术性能发挥到淋漓尽致。其结构完整，第一乐章是坚定的快板，有东方民族独特的舞蹈节奏，并以一段精采的装饰奏结尾；第二乐章是一首抒情优美的歌谣，带有哀愁感的旋律；第三乐章为活泼的快板，由民族舞蹈节奏开始，随后展现灿烂华丽的段落，最后豪迈地结束全曲。由于此曲内容相当精采且旋律特殊，推出后马上受到小提琴家的欢迎，加上奥伊斯特拉赫在世界各地亲演为其宣传，因此也成为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
创作更趋成熟的哈恰图良，作品也开始延伸到戏剧，《化装舞会》（Masquerade）是他为俄国文豪雷蒙托夫（Mikhail Yurievich Lermontov）的同名戏剧所作的配乐，创作于1939-1941年。内容刻划帝俄时期贵族的虚伪腐败与欺诈放荡。故事描述19世纪30年代，主人翁阿尔宾宁偕美丽而坚贞的妻子尼娜同赴化妆舞会。舞会中公爵苏维兹奇与戴面具的男爵夫人调情，舞会结束时，男爵夫人一时兴起，以会场上所拾得的一只手镯相赠。原来，这只手镯的主人是尼娜，她双手所戴同款手镯有一只在会场不慎遗失。后来，阿尔宾宁发现公爵拿着这只手镯而起疑心，而公爵也发现尼娜中还戴着另只完全相同的手镯，误以为与自己调情者为尼娜。唯一知情的男爵夫人为了戏弄公爵，怂恿他写情书给尼娜，未料情书被阿尔宾宁发现，竟在百般嫉妒下愤而杀死自己的爱妻。
戏剧演出后大受欢迎，哈恰图良后于1943年又将《化装舞会》的配乐改编成管弦乐组曲，1944年由莫斯科广播局交响乐团首演，是一部通俗而深具亚美尼亚地方色彩的作品。组曲包含了：第一首〈圆舞曲〉、第二首〈夜曲〉、第三首〈马祖卡舞曲〉、第四首〈浪漫曲〉、第五首〈嘉洛舞曲〉。旋律中仍然具有高度哈恰图良的性格，充满特殊东方民族气息与强烈奔放的节奏。
《加雅涅》（Gayane）则是哈恰图良另一部著名舞剧，这部舞剧的音乐经历了1939年版、1942年版与1957年版的3次修改。 1939年版名为《幸福》（Schastye），女主角名并非加雅涅，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迈克尔扬（Anastas Mikoyan）建议，为亚美尼亚艺术季而创作的。在这部舞剧的原形基础上，后改编成1942年版，将剧情改写为亚美亚边境集体农庄工作的年轻姑娘加雅涅的故事，加雅涅在此时为已婚妇女，经由她告发了奸细丈夫。这个版本的改变，当与苏联在1941年开始展开“卫国战争”（Great Patriotic War）抵抗纳粹德国入侵，极力宣扬爱国主义有关，此版于同年12月于列宁格勒首演，由苏联著名的舞蹈家阿妮西莫娃（Nina Anisimova）主演首演，深获成功。
直到1957年版，加雅涅又摇身一变成为热恋中的未婚少女。在这个最终版本中，哈恰图良又对舞剧的音乐和情节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只有少数群舞性质的舞曲被保留下来。此版《加雅涅》的剧情大意为：外高加索山村中勇敢的库德族猎人阿尔缅和少女加雅涅相爱，阿尔缅的好友盖奥尔格则与少女阿霞相爱。某一天，活泼的阿霞抢走了阿尔缅预备送给加雅涅的鲜花，并与阿尔缅共舞。这一幕却被盖奥尔格看见，误解为阿尔缅横刀夺爱。于是当阿尔缅上山打猎，不慎从断崖摔下时，盖奥尔格竟视而不救。在阿尔缅受伤后，双目失明，他不愿因此造成雅涅的不幸，克制自己的情感，狠心拒绝加雅涅的爱情。幸运的是，后来阿尔缅重见光明，并且原谅了深感悔恨、当众承认错误的盖奥尔格，最终与加雅涅结成幸福的伴侣。
由于1942年版普受喜爱，哈恰图良曾于1943年将此剧的音乐选编成《加雅涅组曲三首》（3 Suites from Gayane）。三首组曲包括12首曲，其中尤以第一组曲中的第一曲〈剑舞〉（Sabre Dance）最为知名。在鼓声与铃铛声中越来越快，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节奏，圆号粗野地嘶鸣，中间仅一小段萨克斯与大提琴短暂的细腻，又被快速摇荡的节奏所践踏。〈剑舞〉原是营造出征前的气氛，表现出库德族人彪悍个性的一段舞曲。到了1957年版，又移为第三幕第二场临近结尾的音乐，是失明的阿尔缅恢复视力后，加雅涅投入他的怀抱，村民们为他们祝福时的群舞音乐。
〈剑舞〉后又被改编为手风琴曲、钢琴曲、小提琴曲和木琴曲等。该曲广泛利用亚美尼亚农村民歌、山地民歌、民间器乐曲等，善用民间艺术丰富的多元性加以结合创造，和声语言清新独特，用崭新的手法将欧洲音乐的调性体系和亚美尼亚音乐的调式结构结合在一起，使东方曲调的特征得到了完全的发挥，始终是音乐爱好者喜爱的一部作品，魅力经久不衰，至今仍是很多交响音乐会和钢琴或小提琴独奏会的保留曲目。
随着对抗德国的战事胶着，苏联军民耗尽人力物力，积极奋战。哈恰图良描述苏联进行卫国战争的《第二交响曲》（Symphony No.2, 又名《钟交响曲》The Bell Symphony）就在这种气氛下，于1943年创作出来。次年完成的修改本于3月由高克（A. Gauk）指挥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在莫斯科进行首演，极受赞扬，1945年荣获斯大林奖的首奖。作品表现出苏联人民在战争中英勇与敌人奋战的争斗，也颂扬苏联人民伟大的爱国情操，当中有面对焦土的无边的悲愤，也有对英雄的赞颂，由于首尾乐章都使用钟声来强化乐曲的效果，所以又以《钟》为别名。
1944年，哈恰图良为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谱写了国歌，后来一直沿用至1991年苏联瓦解，亚美尼亚独立。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欢庆胜利的气氛中，《第三交响曲》（Symphony Poem No.3）也由哈恰图良在1947年谱写完成。基本上，《第三交响曲》并非为了战争胜利而作，而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30周年而诞生。但是在胜利后，苏联整体的政治气氛却变得相当诡谲。很快的这部交响曲与当时其他苏联优秀作曲家的作品一样，立即陷入“缺乏政治细胞”的危险中。由于哈恰图良在曲中使用了管风琴扮演了不合时宜的低沉角色，让胜利的雄壮行进形同单调的步履，所以遭到当局的批判，长期被禁演，直到1963年才开禁。事实上，此乐曲充满欢腾、喜悦、胜利的交响乐章，色彩明丽，旋律优美，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成功之作。
在政局变幻莫测的情势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于1948年交下被称为“日丹诺夫批判”（Zhdanov decree）的指令，公开谴责以萧士塔高维契（Dmitri Dmitriyevich Shostakovich）、普罗高菲夫和哈恰图良三位为首的苏联作曲家们，在创作上的“形式主义”和“反人民”。当时，萧士塔高维契、普罗高菲夫和哈恰图良都担任过苏联作曲家协会的重要职位，被公认是苏联音乐界的三巨头，在政治气氛丕变下，因树大招风遭到当局批斗。最后三位伟大的作曲家都不得不公开认错及道歉，以免惨遭更严重的整肃行动。
其实哈恰图良也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艺术家，在他成名之后就被苏联当局认可，从1930年代末已被安排进入苏联作曲家联盟担任重要职务。 1943年，更获准加入苏联共产党，却终究难逃政治斗争的魔掌。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哈恰图良的名誉与地位才被平反。而他则在1951年先回到母校格涅辛音乐学院和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
哈恰图良的威望，让他可以得到更多教育优秀学生的机会，他也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体察学生能力上的不同及差异，因材施教，依照每位学生的天分与独创性而充分发挥。于是在他的教育下，音乐学院培育出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当中最杰出的，包括安德列埃斯派（Andrei Eshpai, 苏联作曲家和钢琴家，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的理事），埃德加霍凡内斯安（Edgar Hovanessian , 亚美尼亚作曲家，曾获亚美尼亚人民艺术家称号），爱德华卡哈霍提安（Eduard Khaghaghortyan, 亚美尼亚作曲家，曾获俄罗斯艺术荣誉劳动者称号），麦卡尔塔雷霍提夫（Mikael Tariverdiev,苏联作曲家，其歌曲与戏剧作品广为人知），沙托里布夏希迪（Tolib Shahidi, 塔吉克斯坦作曲家，以芭蕾舞剧作品闻名），阿雷卡塞黎布尼卡夫（Aleksei Rybnikov, 俄罗斯作曲家，以电影音乐著称）。
1954年，哈恰图良完成四幕芭蕾舞作《斯巴达库斯》（Spadacus, 又被译名《万夫莫敌》），这是由沃尔科夫（N. Volkov）根据历史故事撰写剧本，雅科布森（Leonid Yakobson）编舞，亦是哈恰图良推出的最后一部芭蕾舞剧。 1956年12月在列宁格勒首演，起初反应平平，直到1968年再度于莫斯科搬上舞台，才大获成功。 1959年与1970年曾两度荣获列宁奖。故事描述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战士斯巴达库斯，他的妻子被人口贩子抓走，贩卖给罗马将军当奴隶。斯巴达库斯为了拯救妻子，联合所有的奴工对抗罗马军队，最后却遭到罗马大军镇压而失败。虽然斯巴达库斯和其他的战士皆不幸身亡，但是他们的英勇事迹却流传后世。哈恰图良为此作谱写了许多精采的配乐，其中又以斯巴达库斯与妻子相会场景中，所搭配的慢板音乐最为优美动人，大受欢迎。后来哈恰图良又将此剧的乐曲改编成三首管弦乐组曲（Spadacus Suites）。
随着哈恰图良的音乐在西方越来越受到注目与欢迎，他也有更多的机会应邀前往欧洲各国与美国举办音乐会，演出自己的作品。到国外访问是哈恰图良最感高兴的一件事，这与他善于沟通，渴望于与人交往的天性有关。他自己曾说过，他最喜欢在国外时，找到新朋友并与他们交谈。所以在他无数的国外旅途中，结交了不少好友，当然有许多是国际知名人士，包括教宗若望23世（the Pope John 23th），音乐大师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喜剧泰斗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美艳红星苏菲亚罗兰（Sophia Loren）及文学大师海明威（rnest Hemingway）等。
哈恰图良在平反后，再度获得官方的青睐，1954年荣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1957年重新被任命为苏联作曲家联盟的委员会书记，这个职务一直到担任到他过世为止。 1958-1962年曾进入苏联最高苏维埃（国家立法机构）。 1963年，入选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 1971年以《协奏狂想曲》（Concerto-Rhapsodies）得到苏联国家奖，1973年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在人生的后半阶段，殊荣加身，享誉国内外。
1978年5月1日，哈恰图良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5岁。身后归葬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Yerevan），与世世代代的亚美尼亚人民为伴。
哈恰图良是20世纪最知名的亚美尼亚作曲家，他被形容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亚美尼亚作曲家”，尊称他为“亚美尼亚的柴可夫斯基”，甚至被认为是整个20世纪的亚美尼亚文化的核心人物。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哈恰图良仍然是唯一一位拥有享誉世界，深具国际知名度的亚美尼亚作曲家。在亚美尼亚，哈恰图良地位崇高，公认其为“国宝”，理所当然，他也是当今年轻一代亚美尼亚民族作曲家的至高典范。
由于其创作深具亚美尼亚民族音乐的特点，因此哈恰图良的作品，也被一些西方音乐评论者认为不宜归入俄罗斯音乐的范围。哈恰图良的音乐，确实富于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个性特征，其独特的旋律音调，强烈的和声语言，复杂的节奏型态等，都与亚美尼亚的民间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尽管如此，如果仅将哈恰图良视为亚美尼亚的音乐家，则未免小歔其音乐的能量及其影响力。在他一生的创作中，类型涵盖了各种音乐类型，包括芭蕾舞，交响乐，协奏曲，以及众多电影配乐。除了采集亚美尼亚民族音乐的养分外，涵盖高加索、东欧和中东等广泛地区的民族音乐都呈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且在正规音乐教育调教下，他还受到法国印象主义乐派的积极影响，所以作品中总是以热情、乐观、富于色彩、旋律丰富和高度的技巧性见长。在他大量的作品中，器乐作品占主要地位，他的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是世界各国经常演奏的曲目。
这也是为什么哈恰图良能与另两位苏联当代音乐大师萧士塔高维契与普罗高菲夫并列，雄立乐坛，被尊称为苏联音乐的“三杰”或“三大巨头”的最主要原因。他被普遍认为是苏联时代的伟大作曲家之一，实是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