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会这样谈论埙。苍天在上，这叫我心痛，象伤害了我恩重如山的老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必须叫喊，说给同胞兄弟姐妹：据我的千虑之得，埙有多么深广而神秘的内涵。
　　
　　埙在国外怪叫，这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作曲博士谭盾，在美国举办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上就大胆使用了这种乐器。1990年他被聘为BBC乐团的作曲家兼指挥，更成功地举行了“埙独奏”专场演出。我查过因特网，里面有西方音乐评论家的感受：“难道一个交响乐团可以发出另一种文化的民间响器闹哄哄的声音？”“中国原始乐器的声响，居然能跟西方交响乐达到和谐！”⑶评论用叫唤、呜咽等词儿形容埙的声音给他们的奇特感觉。埙的名称，也破例地没按英文的发音拼写，而是引用汉语拼音的xun，尽管他们根本不会发x这个“舌面辅音”。也许这是借着一个叫不出的名字来暗示那玩意儿的古怪？
　　
　　几年前，在中国文化史的一项课题研究中⑷，我突然对埙发生了强烈兴趣，象侦探家破案似的，又象樵夫陷进了万年古洞，经过幽暗中曲折的摸索，自信从特定的考古环境中重新发现了埙。
　　
　　我要说埙中藏着中华文化的密码，我要说“埙里乾坤”。这是仿效道士所说的“壶里洞天”⑸，但“天”指的不是头上的星空，而是另一个玄妙的人文时空。
　　
　　我要分九段细说端详。也许你觉得荒唐，那就仿照屈原神话，叫“九歌”吧。一歌：天地悠悠
　　
　　小时候听人背《三字经》，“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私塾先生光教死背书，不会给孩子们讲“匏”指的是用葫芦做成的笙，“土”指用泥烧成的埙。后来西方音乐流行，很少有人知道埙是什么样儿了。谁想到，十几年前，古老的埙突然回到中国人中间。那要感谢绝顶聪明的导演张艺谋先生，我愿有一天好好问问他，是什么叫他想起在影片《菊豆》中自始至终不用别的乐器而只用埙来伴奏？埙的悲鸣，贴切地烘托了那部电影的主题：中国人生命的世代延续。我对电影艺术一窍不通，但谁也改变不了我这样的成见：张大导演用埙伴奏这一奇招儿，对《菊豆》的轰动海内外，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
　　
　　我知道艺术要讲究独特性和震撼力。种种乐器各具特色，但跟埙比起来可以统统归为一丘之貉，埙则站在人类一切乐器的对立面。我觉得两方面的差异，比立体声跟一般音乐的差异还大。我忘不了第一次听立体音乐时的惊异：突然被抛进“室内乐”的室内。但人们第一次听到埙的声音时，又是另一种惊异：突然间，埙的空腔扩展成了宇宙，听者象一粒微尘被抛进了“壶里洞天”之中。震颤发声的不是丝弦周围或管腔里的那点儿空气，而是“洞天”整体；不是“空气”（中国文化本没有这个概念），更是充塞天地间的“元气”。
　　
　　宇宙空间整体轰鸣，震撼着人的心灵，也是中国初民内心悲苦的强烈宣泄。“天人之际”的交响，胜过了庄子所谓的“天籁”，更别说一般乐器的纤纤靡靡。初唐诗人陈子昂在《登幽州台》诗中发出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万古愁”。面对苍茫宇宙，先民感到的心灵压迫，若要用音乐抒发，胜任莫过于天地共鸣的埙了。西方压根儿没有类似的诗歌，人们的心灵在上帝温暖的荫庇下没有孤独之感，就不大会发出那样的终极追问。谭盾的交响乐的题目《天地人》就很能打动洋人。生当全球化的现代，我们所处的是“我主”的世界，作为中国人，所处的又是“我祖”的天地。天地是“宇宙”的俗称，而中华文化中的“宇宙”象埙一样独特：“宇”指的是时间的古往今来，“宙”才指空间的四方上下。既然天地离不开古今，“壶里洞天”的埙，怎么能不从祖先说起？
　　
　　我边用电脑打字，边翻着《甲骨文编》。作为中国人你可曾想过，荧屏上的汉字大半都能追根到老祖宗？儒教经书说，各种生物都来自天，唯有人来自“祖”⑹。这显然比《圣经》说人也来自上帝合理，别忘了人是文化动物，而文化是世代积累的。祖，甲古文是“且”，男根的象形，象一跟接力棒。出于“性忌讳”，《说文解字》把且字解释为摆祭的几案，还说下边的一横代表土地。世界上也唯有华夏民族没离开过祖先的土地。游牧文化居无定所，容易忘记祖先，才造出上帝。祭祀活动首先要用音乐，中国后来更重视食物，那是饿的。西方教堂里的音乐不断进步，商业繁荣、文艺复兴更使音乐发达到无比精致的程度。我们的古埙却原样摆在太庙中⑺。从贝多芬到德彪西，乐曲抒发的都是特定个人在特定境遇中的情感。埙的悲鸣没有诗人个人的优雅，倒象人类群体的生存呼号，甚至有人兽之间的感觉。我想到凄厉的狼嚎，小时候听老人说，那是“饿狼”。我知道动物的鸣叫更多的动机是求偶，用中国古语来说，就是“饱暖思淫逸”。中世纪欧洲骑士在美人窗下演奏夜曲时，哪里会感到饿狼掏心。人群长期身陷困境，更容易向上苍追问生存的意义，嚎叫之声也更深沉。
　　
　　谭盾可说是第一位中国作曲家，象屈原是第一位诗人一样。1983年他在德国音乐之都德累斯顿的作曲比赛中一鸣惊人，拿了中国人第一个国际奖。中国人作曲，在莫扎特、萧邦的道路上也许是注定无所作为的，而谭盾从乐器音色上发动冲击，就对西方乐坛造成了震动。
　　
　　张艺谋和谭盾，都是凭艺术天才而直观地感受埙的。他们如果能从古怪的来历上认识到埙的文化哲学本质，必能更加自豪于自己的天才。
　　
　　二歌：陶器的由来
　　
　　《辞海》中画的埙，是个麻脸斑斑的土蛋蛋，解释说：“古代吹奏乐器，陶制…有球形和椭圆形等数种，音孔一至三五个不等…”这段话很不科学：说“球形”，西方人就会认为象圆规画出的那么圆，插图中的埙却是这儿凸那儿瘪；说“陶制”，就得先有一块陶做材料。莫如汉朝古书《风俗通》那样，说埙是“烧土为之”——带水的黏土一烧就成了陶。埙的形状，古书只说大如鹅卵，形如秤锤，有的书干脆说“无定形”⑻。音孔呢，也可说“无定数”。这就清楚了：埙本是随便抟出来的泥团，空心的，有两三处漏气，怕是抟得不经心吧。
　　
　　埙最先出土在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史记》从帝尧说起，他的时代叫“陶唐”，繁体尧字上部的三个土代表陶坯，尧、烧、窑都相通。唐尧的活动地带离半坡不远。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灵机一动：中华文化是先有陶还是先有埙？石器时代的人头脑非常简单，就会使用石刀，任何发明都要凭偶然的启发。陶器是怎么来的？通行的说法是先有编成的篮子，外面裹了稀泥巴火烧而成。著名学者吕叔湘翻译的人类学著作《文明与野蛮》就表示怀疑，说有个瑞典人试验如法炮（请记住这个“炮”）制，一烧就裂，结论说“陶器是怎样起源的，没人知道。”⑽篮子之说的理由是采集食物时代就得用篮子盛野果。但恩格斯说，猿变人的智力发展过程中，打猎吃肉是关键，肉食让人的大脑发达⑾。采果时期大脑还简单得不会编篮子，打猎生活迫切需要的却是盛水的罐子。可知陶器产生在肉食时代。
　　
　　西方最早盛水的容器是人的脑袋⑿，我们听着怪吓人的。华夏初民与众不同，取水用葫芦，这东西一向有神秘色彩。有人考证，中华的华、花、瓜、瓠、葫芦，还有“壶里洞天”的壶，都是相通的⒀。葫芦壳长硬了就是天然的容器，我小时候用的水舀子就是葫芦瓢，又轻薄又结实。匏也是葫芦一类，插上几根竹管能做成古笙。葫芦当坯不比编篮子现成？但中国可从来没人说“陶器是‘编笆造模’弄出来的”。
　　
　　古书说伏牺开始肉食，又说他“灼土为埙”⒁。古书还说，先民在地上掘个坑，“以火坚之”就发明了舂谷子的臼⒂。那地方可必须是黄土湿地。说用“火”，让我们心头一亮。人类开始用火是因为发现烧熟的肉更好吃。《礼记》说，上古的人“食鸟兽之肉，未有火化…”⒃，直到出了圣人燧人氏，教人用炮、燔的方法把生肉弄熟。“炮”在中国古书中特常见，就是用湿黏土包裹了再烧，所以“炮”字从包。游牧民族都是把整个大兽或肢体挂在三角支架上直接用火烧。中国就没见这样的记载。
　　
　　你可曾注意，中国古代提到动物，总是鸟在兽先？连骂人都说“禽兽不如”，而英语中有骂兽的没骂鸟的。一条条线索，让人联想到埙的产生。鸟比兽小，最适合用稀泥包裹了再放进火里烧。反过来看，初民挖空心思也想不到捏一个空心的泥球。埙到底是怎样发明的？如果是炮鸟时无意中的副产，又怎么论证？这不是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引人入胜的难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