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陶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产生最早的乐器之一，关于最早创造埙的人物传说就有：“《通历》说：‘帝喾造埙，。《世本》说：‘埙，暴辛公所造'。
　　
　　关于埙的起源问题，当代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李纯一认为“它或原系由模仿它种质料〔如竹、骨等）的、如管子般的、管状或筒状发音器而成，日后逐渐增加音孔并变为圆形或椭圆形。”吕骥认为“它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狩猎工具‘石流星，（飞弹”）牛龙菲认为“埙，这种陶制闭管乐器，是在惟妙惟肖的拟声诱猎工具一一陶哨、骨哨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居其宏认为“埙，按科学的观点，应当是原始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乐器。《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一书认为“埙的起源应与某些自然现象和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有关。”《消逝的音乐一一中国古代乐器渐思录》中说“关于这种乐器的来源，古代〈乐书〉引用古人樵周的话说：‘幽王之时，暴辛公善埙。然而，北宋音乐理论家陈旸的解释是：周平王时代的诸侯暴辛公善作埙或善奏埙，而埙并非是暴辛公所创造。他认为，埙的首创时代应在周代以前。王于年〈拾遗记〉上说：‘疱牺氏易土为埙。’此种观点认为埙乐器均为某个人的首创。”虽然现在还不能确认埙的起源，但这些传说和观点至少说明陶埙有悠久的历史。
　　
　　周朝著名的乐器分类法“八音一一金、石、土、木、丝、竹、匏、革”中的土类指的就是用土烧制的埙类乐器，可见其在上古时期的重要地位；同时在上古以击乐器为多的时代，陶埙作为少数的吹奏类乐器，并有众多实物出土并完好保存至今的实属不易，加之陶埙是具有比较稳定音高的乐器，我们可以通过吹奏出土实物，来考证先民对于音高和音响的认识，这对我们研宄上古乐律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可考的文字中，我们可确认埙在战国初就广泛应用于宫廷的祭祀活动中，秦汉后成了宫廷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古代乐器中，埙是唯一由泥土烧制成的乐器，它却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此看来，陶埙的研宄，对于研宄我国早期乐器的发展史、乐律史等问题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陶埙作为上古时期重要的音乐文化载体，也是了解上古时期音乐文化变迀的重要途径。
　　
　　对陶埙的研宄本文主要是总结前人研宄成果的基础上，以相关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为基础，试图从三方面进行研宄。1、通过对陶埙的形态及文化属性等方面特征的分析，以其出土地点为准，划分为：中原区、西北区、黄河下游区、江汉及邻近区和环太湖区五大区域，进行分区域的文化地理研宄；2、从陶埙的测音资料、音孔数等方面入手，对其进行分析，达到对这件乐器的音乐本体方面的更深入的认识，；3、从形制和纹饰两方面对乐器本体进行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陶埙的研宄，并没有完全局限在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笔者通过对一件内蒙古唯一出土陶埙考察，进行特例研宄，同时对比同时期其它地域出土陶埙，对其作对比分析，使得对这件乐器有了亲身的、更深入的认识。
　　
　　第一章、上古陶埙文化地理学研究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地理学家索尔提出了人文地理的核心是解释文化景观，创立了美国人文地理学的景观学派。我国文化地理学研宄起步较晚，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人文地理学在我国的复兴才发展起来，研宄主要围绕着五大主题：文化区、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扩散和文化整合。
　　
　　本章是以文化地理学这门二十世纪新兴的学科为研宄方法，对中国古代乐器进行研宄，主要从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区的角度进行研宄，尝试着用新的研宄方法，研宄古代乐器。
　　
　　第一节、文化区划分的原则
　　
　　文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国古代文化分区的问题，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区的界定，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
　　
　　苏秉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概括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一一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其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这又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范围不大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它与各区系内其他分支，即“类型”之间，又有着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各大区系间也还会存在一些文化交汇的连接带。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
　　
　　宋新潮将殷商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北方与西北各文化区和南方长江流域各文化区三个大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又进一步细分。
　　
　　李学勤将商周青铜文化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即中心文化圈、西北文化圈、北方文化圈、东方文化圈、东南文化圈、南方文化圈、和西南文化圈。
　　
　　俞伟超将夏、商、周青铜文化分为九大文化区，即：伊洛地区的夏文化集团，渤海湾地区的东夷集团，黄河中游太行山以东的商文化集团，内蒙古西部至陕北、山西中部至雁北、冀北的北狄集团，泾渭流域的先周一一周文化集团，甘青地区的羌戎集团，长江中游的苗蛮集团，东南至南海之滨的百越集团，长江三峡至成都平原的巴蜀集团。
　　
　　以上是学者从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角度对我国古代文化区进行的划分，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区的划分，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所反映，如：《诗经，国风》篇将周代的民间歌谣分为周南、召南、邶风、秦风、郑风、齐风、魏风等十五国风。近十几年来，随着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和民族音乐研宄的深入，对音乐文化区给予了关注，当代学者们是这样划分音乐文化区的：
　　
　　乔建中和苗晶率先提出民歌色彩区的划分，将汉族民歌划分为十个色彩区和一个特区，即：东北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区、西北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淮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浙民歌近似色彩区、闽台民歌近似色彩区、粵民民歌近似色彩区、江汉民歌近似色彩区、湘民歌近似色彩区、赣民民歌近似色彩区、西南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区、客家民歌特区。
　　
　　费师逊提出“文化流”的观点，这一观点基于种族流，但不全等于种族流，之所以称之为“流”，目的在于强调它们都有历史运动的过程，并把各个种族文化，梳理成六个系统，这六个系统是：中原一一华夏文化圈、巴濮一一楚文化流、岭海越文化流、高原羌臧文化流、草原胡文化流、丝绸之路、西域文化流。
　　
　　杨匡民把长江流域划分为三处文化区，即：上游巴蜀文化区、中游荆楚文化区、下游吴越文化区。
　　
　　王耀华和杜亚雄提出将中国传统音乐分为三大乐系、十七个支脉的分区法，1、中国音乐体系，其中包括十二个支脉：秦晋、北方草原、荆楚武陵、齐鲁燕赵、吴越、巴蜀、青藏高原、滇桂黔、闽台、粵海、客家、台湾山地；2、欧洲音乐体系，其中包括二个支脉：东部支脉和西部支脉；3、波斯一一阿拉伯音乐体系，其中包括三个支脉：塔里木支脉、帕米尔支脉、河中地支脉。
　　
　　黄厚明将史前音乐划分为中原区、海岱区、甘青区、江汉及邻近区、环太湖区、辽河区六大区域。其划分依据是：在进行史前音乐文化分区时，主要依据经过考古发掘出来的乐器材料，根据这些乐器的形态及文化属性等方面的特征，并结合乐舞图像资料惊醒划分的。
　　
　　方建军将商周音乐文化初步划分为七个区域，即：中原音乐文化区、西北音乐文化区、北方音乐文化区、东方音乐文化区、西南音乐文化区、南方音乐文化区、东南音乐文化区。这里，方建军以现有考古资料为研宄对象，按照商周乐器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将分区统一于出土乐器所出之方位，此划分是以李学勤的以方位划分文化区的方法为参照的。
　　
　　乐器的出现是原始音乐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原始音乐领域的一次主动超越和变革，正是因为这种变革，原始音乐文化的传统塑造力在特定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逐渐增强，使得上古音乐文化区的形成。同时，上古音乐形态演变的诸多特点以及目前面临的现实情况，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探讨上古音乐文化分区时必须对乐器形态给予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综合以上学者的研宄，又从“埙”这件乐器的形态及文化属性等方面的特征，将上古出土的90余件“埙”，以其出土地点为准，划分为：中原区、西北区、黄河下游区、江汉及邻近区和环太湖区五大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