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宴席歌舞极其淫荡，跟现代的性放纵相呼应。这就引到了“食、色”的有趣话题。孔夫子曾痛斥轻松的音乐“淫”。有人说西方文化偏重男女，中国偏重饮食。饮食成为文化的核心，迷乱了感官，更迷乱了词语，使本来包括香气的“臭”变得臭不可闻，“味”也从舌头的味觉tast模糊到兼指鼻子的嗅觉，smell在汉语中竟“没词儿”了。是性感的，如果做出炖肉型的香水，没一个女郎不喊恶心。听埙曲，“闻”（嗅）熏鸡都用耳朵，表明烹饪同化了音乐。我爱音乐远超过美食。不过懂得吃咸菜的主儿，能闯进饮食文化圈，全靠新奇观点。最重要的该是“倒流嗅觉”的发现了。“香”的本义限于“谷气”，花的“臭”气（古书说“其臭若兰”）得说“芬芳”，那是“正嗅觉”，象巴黎香水一样跟“性”相关。黍米特有微弱的幽香，嚼在嘴里时从鼻孔逸出，这种smell跟舌头的味觉taste密不可分的结合，就是“味道”flavour。饮食既是文化的核心，倒的“食”便同化了正的“性”，炖肉跟巴黎香水才“香”得分不清了。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分阴阳、味合鲜香”。智慧如老子，也用舌头“五味”称呼美味。孟子慨叹“味”的难知，关键是倒流嗅觉。竹笋是中国一大美食，正面嗅嗅，跟捏紧鼻孔一样毫无所闻。这跟埙有什么相干？深奥的关系本来难以言传，可以形象地提示一句：笋的幽香的感知，靠的是从进气的鼻孔倒流时得到加强。埙的空间共振之声，不同样靠吹进的气从那个吹孔倒流而形成的吗？埙、炮同是中华文化的本原，它们跟西方的乐器和烹饪差在哪里？千言万语说不清，不如简约成两个符号：水、火。《易经》说“水火相济”，水在火前。做埙、炮鸟要先用水。记载伊尹事迹的商代传说《本味》被认为烹饪的经典，根本道理是用水控制火。水是物质的溶剂、热的介质，缺了水就绝对没有“和”。老子哲学贵水，把水捧上了天。我发现中国人素有对火的恐惧，吃羊肉也“上火”。神话说夸父追太阳，半途就不追了，喝干黄河还是渴死了。这种“集体潜意识”跟人类普遍的太阳崇拜不同。令人玩味的还有太阳跟乌鸦的关系。乌字不在鸟部而在火部，神话说太阳中有乌，字典说乌是太阳的代称。太阳是火、热之源。火把充饥的鸟炮焦，这就是埙的悲声的由来。
余音：从《天问》到《问天》
倒退两千年，屈原沉江自尽之前，面对楚国祖庙中描绘神话的壁画，对天地、人世的由来和历史，发出一百多个问题，就是题为《天问》的奇文。它不是诗歌不是散文，但在文学史上却有重要价值，因为反映了神话发达的楚国文化怎样不同于列国，更因为发出了生命的追问。
又一个千年开始了，“全球化”正在迅猛推进。独树一帜的中华文化，以神话般的奇丽引起万邦注目。我们对于自己文化来历还有很深的疑问。更有，当数字技术使世界急剧“虚拟化”时，人类痛失家园，惊呼“上帝死了”的西方人也呼唤着“终极关怀”。“埙”的主题是音乐学也是饮食史。音乐我是门外汉。中华饮食文化我探究了十年，逾益感到渺无际涯、莫测高深。我是在“尊老”课题的探究中意外对饮食发生兴趣的，没想到会提出假说：饮食、尊老分别是中华文化的物质、精神本原。
我象发现了飞碟一样，没少忘情地叫喊，同时也怀着“人微言重”的不安。提出的问题非不重大，论证非不规范，但甚至“学界泰斗”的推荐也没能招致我渴望的论难。为什么？我觉悟了：现代学术体系是学科的坚壁清野，谁让我走到多学科的荒凉边界。我认定这里将归属“文化人类学”，在此流连，得跟国际权威对话。我生平坎坷多病，学术上起步恨晚，哪有资格，人家也很难改变只管“田野考察”、不睬历史材料的学科成见。加上传媒垄断、人心浮躁，人们会“谓我何求”？
早于屈原的伍子胥，怀着家国之恨逃离楚国，在吹箫当叫花子时，曾发愿说：“吾日暮而途远，吾将倒行而逆施！”（69）。我也从学术途径上权且倒退，把专著的观点体系降低为奇谈狂想，写出这篇四不象的东西，让我被折磨的头脑稍获释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至今面对挑战，而不失其假说的价值。图腾由来的假说多达十几种，来自“饕餮”之说跟本文一样跟饮食有关、也拿语音当论据。我虽鄙陋，谁不许我就中华文化的本原聊备一说，万一真的是文化基因，也免得偶然露头后复归泯灭？
季羡林先生在为我写的一封推荐信中说：“‘尊老报德’是中华文化的精华。”（71）他还提到了《礼记》强调的“报本复始”。这种传统要靠对祖先的祭祀来维系。祭礼最早用音乐，后来更重视用饮食，以体现“反哺”。为了尊重远祖的生活，献祭要用不加调和的牲肉（“大羹不和”72），音乐也要最原始的，那就是埙、匏，它们象葫芦或“壶”，里面有秘药、有洞天。
古人说陶器是水、火、土结合的产物，水为先（70）。老子哲学贵水。文明可以以用火的旺烧来象征，环境危机本质上就是火的失控。在“后现代”的种种危机中，西方倾服了老子的智慧。一体化的文化当然要海纳百川。饮食关系到个体生命，音乐关联着群体生活。我们要承认音乐的落后，西方要接受“味”的启蒙。中西文化似乎有水火之殊。中国在饮食文化中实现了水火的融合，还要引进普罗米修斯之火，在文化的全领域中祛除阴冷。
前年在日本冲绳的西方八国会议上，首脑们一起举起筷子。然而中国人却在赶洋快餐、自助餐的时髦，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叮嘱：对中餐要“保守之，以为人类之师导”（74）。中华文化的最后堡垒叫人忧虑。另一方面，在上海的西方乐团演奏会上，中国听众既不知音又不知礼的表现，叫洋大师们差点忿而罢演，似乎轮到我们自认野人。
埙的结构改进了不少，能跟现代乐器合奏，古怪的音色也失掉不少。在新千年的“除夕夜”，谭盾先生又献演了他的新交响乐。为了结束这篇跨世纪的文章，埙是否加入合奏，我还没有打听。
我们要使全球交响乐中谐振着尽多的华夏之音。然而在文化的调适中很容易弄出个最糟的组合。我的几千万父老兄弟竟在神圣的西洋迷信下成了现代饿殍，让天上疼爱子孙的列祖泪雨如倾。我还顾虑，谈论中华基因会被排外倒退所利用，使我们的文化沦为东方专制和西方奢靡结合的孽种。
放眼世界，不祥的趋向也叫人困惑。神话中女娲补过的“天漏”真的出现，传说中的盖世洪水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正在逼近。老子强调静、躁之分，但他警告的“五音令人耳聋”竟由“重金属音乐”实现了，各国的男女还在为加重敲打、加快蹦跳而疯狂竞争。
张维良先生专门为埙谱写了一部乐曲，上承屈原的《问天》，题为《问天》。
我行年将老又无儿女，生命的一支无以延续，唯有怀我祖先，爱我同类。四顾纷繁和虚幻，我茫然的心中充满疑问。我想仰问列祖、仰问苍天。
乱曰：今夕何夕？寰球何地？吾人何往？我辈何来？
《诗经》说，老天爷用埙、篪的声响启蒙百姓（75）。我愿有人用新的土埙，向茫茫乾坤宇宙发出既非乌鸦又非天鹅的叫嚣：呜呼！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