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往不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埙的发声不就体现着这个规律吗?
八歌:“味”即“道”食为“天”
侦探和考古总要扩大线索,我们的文字学考古也一样。埙、箫都是“吹”的,吹字跟“炊”(蒸)同出于哈欠的“欠”字,篆字描绘着口中喷汽。
《说文解字》中还有一个怪字,解释是“管、埙之乐”。怪字下部的象排箫,上边的炊字引起我的注意,把埙跟甑(蒸锅)联系了起来。一个埙,一个甑,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对大怪物,同属仰韶文化。
文化史权威汤因比(A.Toynbee)的著名原理说,民族生存的逆民族生存的逆境最能激发文明的创造力43。甑的发明可算最好的例证。神农选中的主食是粟,粟粒细小,不能用熟悉的炮法弄熟,逼得先民发明了陶鼎。巴比仑很早也有盛水的陶罐,但中国独有的三条腿的鼎,可是用来烧火煮粥的。缺少森林就得节约柴草,所以又把鼎的三条腿都改进成空口袋,这种怪物叫“鬲”。古书说黄帝“煮谷为粥,炊谷为饭”(44),用鬲煮的稀粥不解饱,给它加上箅子、盖子,就成了蒸饭的甑。洋文把甑翻成steam-er,steam-er也就是蒸汽机。
埙的饥饿之声奏响后,中国人的饮食生活被迫偏离开了人类共同的阳关道,走上了粟食的歧路,历尽曲折,苦尽甘来才到达“美食王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45),试想要不是饿蓝了眼,何至如此?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游牧者冲散的文化。凭什么?我在一部学术专著中提出了假说:最早务农的部落碰上了特殊环境,围在几个游牧民族之间。要保护收成不被掠夺,就凭靠人多势众,以柔克刚。这样便养成了两个文化基因:繁生、聚居,决定了今天的庞大人口、悠久历史两个“世界之最”(46)。人多又不挪地,必然造成生态破坏-连年灾害-大量夭亡-更多繁生,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汉代智者贾谊说“饥荒乃天下之常”(47)。我们见面问“吃了吗”的怪俗,夏尊先生说只因“饿鬼转世”,他还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吃爹娘,四条腿的不吃眠床。”(48)。《礼记》要求,在外做客吃三口饭就要“告饱”(49),等主人劝再吃,连“假谦虚”的民族性也是饿出来的。
元代戏曲里有个笑话:一个吝啬鬼在市卖的酱鸭上抓了一把,回家吮吮四个指头,就“下饭四碗”(50),留个指头下顿饭再吮。这没法让洋人理解。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懂什么叫“下饭”?粟饭干涩粗糙,唾液退化的老人根本没法下咽,而老人的健康长寿是聚居的头号保障。有个著名典故说,老周公为了接待上访者,吃一顿饭竟要吐出来三次却不咽下。为了帮助粟饭下咽,发明了羹。韩非子说小孩过家家还要有稀泥羹、干泥饭哩(51)。羹除了润滑作用,还能用美味刺激唾液的分泌。羹本是煮肉,肉缺了就用菜(“草之可食者”)填充,演变成下饭的“菜”,饭菜交替入口,是中餐的灵魂。《礼记》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原理,说就跟彩画必须衬白地儿一样(52)。洋人擅长油画,却不懂用无味的饭反衬有味的菜,是因为没挨过大饿,也就没有醒过“味儿”来。常言道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奇怪的是没人发现这话的矛盾。鸡肋没肉却舍不得扔,不就为咂点味儿吗,怎么反说无味?这标志着中国人“味”的启蒙。“味”本来是“食”的属性,却跟“食”对立起来,甚至成了食的代称。这个道理得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从前私塾的孩子都会背:“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降为地”(53)。“味”不就是食之“轻清者”吗?埙出现时,轻清的美味还没创生哩,无怪埙的声音“浊”了。
杭州叫化鸡味道好极了。谁想到“味道”这个词儿是近代才流行的?你不信,去查《辞源》,说汉朝就有了,再看解释,原来那说的是对“道”的体味。台湾某哲学教授说,美国人称赞美味只会说“底里射死”delicious一个词儿(54)。汉朝中国人也只会说个“甘(或同义的美)”字。唐朝懂得了“香”,宋朝人懂得了“鲜”,一个用鼻子闻,一个用舌头尝。舌为阴,鼻为阳,应了《易经》说的“一阴一阳之为‘道’”。“民以食为天”这句怪话叫洋人怎么翻译?公认“天”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我说可以把“天”置换成“哲学”:中国人饮食蕴涵着中国的哲学。中国没“文化”这个词儿,相近的是“礼”,《礼记》断言“礼”始于饮食(55)。中国古人认为文化的根本差别是“食”,把异文化的民族称作“不粒食者”(56)。中国“食”分阴阳,“天”合乾坤,让人想到中国的埙里别有洞天。您觉得离题了?不然。中华文化中,饮食跟音乐在压根儿就是一回事。九歌:音乐、烹饪统称“和”
《九歌》说的彭祖做野鸡羹是神话。美味的羹是商朝开国贤相伊尹发明的,钱钟书称他“厨师哲学家”(58)。海外中餐业者想供奉“厨祖”,中国烹饪协会曾邀集几位研究者商讨,我有幸参与。大家认为伊尹最有资格。如果说谭盾是第一位现代作曲家,那伊尹就是第一位古代作曲家。史书记载,他作过四部有标题的乐曲,第一部就叫《大濩》(60)。濩字我一查吃一惊,就当煮讲,那么《大濩》就不妨叫作《烹调交响乐》了。烹调和音乐有共同祖师,因为两者压根儿就是一回事。
厨祖的第二候选人是春秋时代的齐国的宫廷厨师易牙。齐桓公最爱吃他做的菜肴,古书的说法是“桓公甘易牙之和”(61),“和”曾是菜肴、烹调共同的名称。白地衬彩画、淡饭衬好菜,古书中就说“白受彩,甘受和”。“和”又指音乐,篆字有排箫的形象。《乐记》说乐是“天地之和”。林语堂说,我们看到西方人把烤鹅跟菠菜摆成在一碟,就会“嘲笑这些野蛮人”。他拿中国的白菜煮鸡作比,“鸡味渗进白菜里,白菜味钻进鸡肉里”,说这叫“调和”(57)。“和”翻成英文是harmony,再译为中文就是“和声”。中国音乐没有harmony(62),但恰好烹调里有。和声就是“和而不同”,do、mi、sol三个音阶共鸣非常悦耳,把mi换成fa则极为刺耳。在烹调里,最早往肉羹里加酸梅,效果就象悦耳的和弦,但对反面的破坏调和还认识不够。清朝大美食家袁枚完成了“烹饪和声学”,他在探讨烹调的“和合之妙”时,提出了搭配禁忌的理论,举出“芹菜、刀豆忌配荤”等例证63B。袁枚跟和声天才莫扎特是同代人。中国的烹调,德国的和声,恰好有和合之妙。德国哲学家,从莱布尼兹到海德格尔,都对中国哲学非常推崇。“和”是中国哲学的精华。最早的论述者是晏子,就是那个“使楚”的矬子智者。他完全借着调羹讲解“和”(64)。他同时也讲到音乐,说单调的音阶没人爱听。所以埙才从一孔改进到多孔。
和声确实先进,怪不得维也纳的爱乐者看不起中国音乐。可是儒家经典给音乐的崇高地位却超过西方。《乐记》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比“礼”还高。孔夫子拿礼、乐当“先进”的标准,说“后进于礼乐,野人也”(65),这真教圣人之徒的我们没法为自己的落后辩护。
中国音乐实际上的落后,原因何在?我说也是饿出来的。青铜编钟以其半音齐全,推翻了中国“五声音阶”的谬说(66),慑服了维也纳。铜钟就是把食器倒过来,因为贵族要“钟鸣鼎食”,用音乐佐餐。对于世代饥饿的百姓,糊口当然比悦耳要紧。音乐缺少了百姓消费的需求,哪能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