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文献资料、图像资料和实物资料这些关于上古出土陶埙的材料为出发点，结合前人研宄成果，对陶埙的文化地理分布、形制纹饰特征和音响性能展开了分析和讨论。
　　
　　首先，关于上古出土陶埙文化地理分布，就目前的出土资料看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包括中原区、西北区和黄河下游区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出土陶埙的数量远远多于长江流域的江汉及邻近区、环太湖区两个区域。同时，由于中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和发祥地，黄河流域的中原区又集中了大部分的出土陶埙，但中原区文化并不是在孤立中发生发展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周边地区先进的文化，在吸收和交流中前进。中原文化作为中心对周围文化进行着辐射和扩张的同时，其它个区与中原地区也是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对上古出土陶埙进行形制和纹饰方面的梳理，所依据的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主要来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有关“上古出土陶埙”的内容，共计38处遗址的60余件陶埙。就图片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远古时期的陶埙在形制上共有四种类型：卵体、橄榄体、扁卵体和筒体，其中还是以卵体居多；夏、商、周三代埙的形制类型不如远古埙丰富，只有卵体、扁卵体和橄榄体三种，但卵体埙依然占主要位置，并且没有大的变化，所以埙在三代时已经基本定型，即以卵体为主“形如秤锤，上锐下丰，平底中空”的典型陶埙的形状；战国时期的埙形制种类基本以卵体为主，但是还是有长卵体或橄榄体的陶埙出现，这说明陶埙埙体形状是以卵体为主兼有其它形状。
　　
　　关于纹饰本文重点研宄的是上古时期出土陶埙中带有纹饰、铭文和形状似动物的几件。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早期出土陶埙的几何纹图形在埙体最醒目的正面，显示了此时几何纹的重要性；但不久，就被商代的更写实的蕉叶纹、卷云纹所代替；周代和战国时期的陶埙在纹饰方面与前几代埙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即埙体上刻有铭文，记载着埙作为礼乐器的制作地点是以宫廷内制作为主，而且有专门的制作部门，进行统一作。
　　
　　从“工艺美术的观点来看，纹饰和器形是不能分离的，因为纹饰结构的处理使之与器物有良好的适应性”纹饰和器形的完美结合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意识地选择结果。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使花纹与器物之间能够完美契合，相互烘托，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认识到，上古时期的乐器制作不仅仅是对于声音的需要，更是先民对于信仰、崇拜和对美的追求在乐器上的一种体现。
　　
　　通过第三章对陶埙音响性能的分析，我们发现大部分陶埙可以吹奏出两个音组合成的音程，由于音孔数的增加，所能吹奏的音也相应增加，音程关系也不仅仅局限在距离较近的二度和三度之间了，而是将两音间的距离扩大到四度、五度甚至七度了；同时，对比音程音分值可以看出，大多数陶埙所构成音程的音分值比十二平均律所对应的音程音分值高，只有个别几个音程音分值低于十二平均律所对应音分值，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于音程的距离感觉比现在我们听到的十二平均律音分值略高。更重要的是对于同一音程的两音之间的距离还没有严格的规定，而是一种经验性的把握，但出现了向十二平均律中标准的音程音分值靠拢的趋势，笔者认为这种经验性的把握是后来人们律制思维的基础；同样早期人类对于乐音音程的把握曾出现大量以我们今天律制观念看或可称为“中性音程”音程观念。反映出人们在从感性经验上升于律制规范的认知过程中的距离。
　　
　　关于音列，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二音孔陶埙，仅能排出三音列的音阶，以徵音运用次数为最多，其次是羽音，商音出现的次数最少；夏朝玉门火烧沟埙是三音孔，能排出四音列；商朝时出现五音孔埙的音列中已经出现了完整的五声音阶，同时个别陶埙的音列中还出现了变宫、变徵、闰、清商等六声或七声音阶中才会出现的偏音，这就说明此时的陶埙音阶已经在为六声和七声音阶发展做准备。随着时间的发展音孔数的增多，音列中的骨干音也逐渐增多，说明我国古代音阶体系的发展也在逐步完善，同时根据陶埙的现存时间和一音孔到多音孔的发展历程，说明它是我国最早的旋律乐器之一，也是我国古代音律体系发展的缩影。
　　
　　本文通过对上古出土陶埙的分析和考察，就文化地理、形制纹饰和音响性能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学习、研宄过程中由于笔者缺乏对考古学，史学、文化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了解，因此对陶埙资料的分析不够深入、透彻，笔者愿以此作为对于上古出土陶埙研宄的起点，日后展开进一步研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