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任柏林爱乐前后
1954年富特万格勒谢世。谁作为他的继任者成了热门话题。在所有候选人中，卡拉扬的位置最有利。汉斯·克纳佩茨布什无意担任终身职务；埃里希·克莱伯因为曾在柏林“苏区”工作过而使人们对他的兴趣锐减；时任汉堡爱乐指挥和拜鲁伊特首席指挥的约瑟夫·凯尔贝特（JosefKeilberth）又因年纪太大而难于被列作认真考虑的对象。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1945年，一个名叫列奥·博查德（LeoBorchard）的人承担了重建柏林爱乐的重任。他死后，一个名叫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凯（SergiuCelibidache）的一流指挥接手领导乐团，直到1952年富特万格勒返回为止。切利比达凯是罗马尼亚人，是同卡拉扬竞争这个职位的强劲对手，也只有他才在才干和吸引卖座率两方面都足可以与卡拉扬匹敌。但他也太过轻率，竟在海德堡的富特万格勒墓前语出不敬，说富特万格勒死得及时，因为他实际上丧失了听力。富特万格勒遵医嘱曾服用麻醉药物，确实影响了听力，但在同行相妒的音乐圈，切利比达凯的言辞难免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何况卡拉扬占国籍之利，又有维也纳、柏林、萨尔茨堡的三重政治根基，加上1955年访美演出美方主办者的支持，使他终于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这份工作。
卡拉扬说，自从他1938年4月9日首次指挥柏林爱乐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为供他指挥的乐团。他自小长大就听的是一流水准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它的高水准乐音使他树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标准。后来，当他作为一名年轻指挥在乐坛起步时，指挥的是学校乐队，其后是德国各小城镇的剧院的小乐团以至小乐队，竭尽自己的全力去干。那是一条好的、或者说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站在指挥台上他总不满意，脑海里回响着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乐音。后来指挥柏林爱乐，他才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找到了由汉斯·冯·彪罗、阿图尔·尼基什和富特万格勒等著名指挥家所创造的、比他梦想的水准还更高的乐音。
而他独踞柏林爱乐的雄心则过了将近二十年才变成现实。那是动乱的、前景难卜的十多年。一来富特万格勒对迅速崛起的卡拉扬嫉妒得要命，除偶尔一点机会外，老人完全不让卡拉扬染指柏林爱乐。再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政治给欧洲音乐和艺术带来的浩劫，使音乐、艺术乃至整个文明生活几近停顿，就算说它一息尚存好了。卡拉扬下赌注似地把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差点儿毁了他不停追求的艺术生涯。好在耐心是卡拉扬的最大优势之一。他谈及指挥家的教养，认为天资、勤学和苦干精神都是事业的必备条件，并得出结论说“现实生活中，极多的人都没有毅力坚持、学习，还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1954年11月30日傍晚，他和安德烈·冯·马唐尼住进罗马的摄政饭店，换罢衣服出去用餐。马唐尼离开餐厅去买了份报纸，只见头版上赫然一则讣告：富特万格勒因患肺炎长期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8岁。当晚从维也纳发来一份电报，没有署名：“国王驾崩。国王陛下万岁。”
忙忙碌碌的联络交涉开始了。“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卡拉扬回忆说。
卡拉扬说，柏林爱乐的经理在富特万格勒去世前就与他接触。“当然，他对富特万格勒是非常忠心的，但鉴于富特万格勒行将就木，他不能不未雨绸缪。万一等到最后一刻而我又不能应聘，那他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所以他对我说：‘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你愿不愿意来我们乐团？’我答应了他，但嘱咐他不要声张。”
“事实上，在富特万格勒去世的当晚和次日凌晨两点，我曾接到哥伦比亚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顿斯从纽约打来的电话，他想让我知道，富特万格勒同哥伦比亚公司签有率团访美演出的合同。他说，若要继续履行合同，除非我接替指挥，否则他将宣布该合同取消。我的答复是，只有在柏林爱乐指定我为富特万格勒的继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不能以试用的身份，而只能以乐团未来指挥的身份赴美。”
“他们说：‘那当然，那当然。’于是我就去指挥乐团排练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的许诺显得有点像是谎言。柏林参议院的成员又没聚齐。我落入了陷阱。我心急火燎地想得到这个职位，可他们说要看我访美演出的结果再做定夺。要是我受到政治上的强烈抵制，就可能得不到这份工作。所以我给柏林市长鲁伊特挂了个电话。他并不能任命我，任命权在参院，但我向市长建议就访美一事开个记者招待会，请他在招待会上当中向我提问，问我访美归来后会不会接手乐团。我们照这样办了，他问我时，我回答非常乐意。有时候你不得不豁出一切冒险。”
“还有，我必须让自己从斯卡拉歌剧院的合约中脱身。我们原已定好要演出瓦格纳的《指环》的。要得到柏林爱乐，这头就得放弃。于是我去见了总监。我告诉他只要他说声‘不’，我就绝不再提此事。但我也对他说；‘如果你放我，我会感激不尽。不让走，这事就算忘掉，我仍将信守我们的合同。’他说这是终身难逢的机会，于是同意放了我。”
在美演出期间，乐团选举卡拉扬为他们的新音乐总监。返回柏林后，这一任命得到了参院的批准。接下来便是合同之争。“我告诉他们我必须拥有选择经理的权利，”卡拉扬说。“他们说哪怕是富特万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权。我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因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万格勒的合同副本。我还对他们讲，合同必须写明我这音乐总监是终身之职。除非我知道自己不会被撤换，我才可能全副热情地投入工作。我还说，要是他们觉得签终身合同有难处，写成99年也成。这对他们来说是破天荒，他们从来还没有签过什么‘终身合同’。磨了12年合同一事才最终达成协议，所以在乐团工作头12年我根本就没有合同。我等待着，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实现。”
于是，卡拉扬同柏林爱乐间的“恋爱”大功告成。争论取代了信誓旦旦，忠贞和互敬让位于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音乐圈内的事务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这“婚姻”美满地持续了下来。算起来，卡拉扬同柏林爱乐已联手度过了28个辉煌的春秋。任何一位收集“世界之最前三名”的人，都会把它收入自己的记录。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两者的名字已融为一体。伟大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写道：‘有些指挥家，他们自己的名字与乐团的名字已成为同义语，他们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一珠联璧合的奇观……卡拉扬同他的柏林爱乐就是如此。’有人曾问小泽征尔他认为卡拉扬对音乐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小泽征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爱乐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结合令人惊叹——用了他整整25年。”
这一奇观的又一反映是团员的收入，柏林爱乐团员们的报酬比全世界任何乐团都高。他们的工资本来就相当可观（比德国其他乐团的团员高出10%到15%），加上其他收入还要翻上一番：他们灌唱片、上电视、拍电影、参加特别演出（如复活节音乐节，报酬甚丰）、教课、演出独奏等不一而足；还参加各下属音乐组织，以他们响当当的名气为其增添份量。仅柏林爱乐内部就有13个组织：三重奏组、四重奏组、室内乐团、铜管乐队、“十二人大提琴组”，甚至还有低音提琴组。由于冠有“柏林爱乐”的头衔，这些组、团演出的票房情况都非常之好。其中许多还灌录了唱片。柏林爱乐十二人大提琴组还于1983年出了一张《披头士歌曲选》，这是他们发行的第五张唱片。他们跟别的演出小组一样，生意应接不暇。正是这些组织构成了卡拉扬与乐团之间存在的问题的实质性部分。不过也并不总是那么严重。1977年，梅纽因写道：“卡拉扬护着他的团员，确保他们有丰厚的报酬和高品质的乐器，鼓励他们各自组织室内乐演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士气。”
完美的婚姻出现裂缝
1981年夏在圣特佩罗，我第一次同卡拉扬交谈，当时还没发生梅耶风波。卡拉扬为我描述了一幅他和团员间友爱如一个和睦家庭的图景，一幅互敬互爱、坦诚相见的、近乎天堂般美好的图景。他视自己如同肩负重责的慈父，说他对团员们比他们自己对自己还要了解，无论是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是音乐习惯他都了如指掌。他说团员们接踵不断地找他，任何方面的私人问题都要同他讨论。孰料仅仅18个月后关系便恶化了。1982年12月以后，卡拉扬提起大多数团员时所能用的最友善的词是“白痴”。
恰在那时，乐团一位名叫魏尔纳·塔利钦的鼓乐兼作曲家正在写一部歌剧，剧名为《逐出天堂》，是根据波兰哲学家李兹克·科拉科乌斯基（WernerTharichen）的同名小品文改编的。塔利钦说，此剧故事与乐团的情况相似。“我们就像一家子，卡拉扬是老爸，团员们是孩子。孩子们同权威赫赫的父亲之间也有矛盾。有些孩子喜欢威严的父亲，而有些则反叛了。”
柏林爱乐的内部组织机构复杂。它分有两个乐团，但都由同一班人马组成。一个是“柏林爱乐”（BerlinPhilharmonic），由柏林市政府提供财政资助，是德国94个功能明确的交响乐团、歌剧团、广播乐团之一。柏林爱乐归属于“只办音乐会”一类。他们每年要在柏林演出108场音乐会，此外还有在欧洲或欧洲以外的巡回演出。另一个乐团，至少从名义上是另一个，叫“柏林爱乐者”乐团（BerlinPhilharmoniker），则为团员们自己共同拥有。所有灌录唱片、拍电影电视和像复活节音乐节这样的特别演出，都是以这个组织的名义签约的。与卡拉扬签订终身合同的是柏林爱乐，而不是柏林爱乐者乐团。根据规定的权力，后者可以自己决定对领导人的取舍。而卡拉扬却作为乐团整体的领导者得到了认可。在对付这类事情方面，大师可以说是如狐狸般狡黠。他个人拥有一份同“柏林爱乐者”之间的专门合同，是以他的1982年开张的特里蒙代尔影片公司（在摩纳哥）的名义签订的。据称这份合同非常公平，它保证乐团每年在该地区有相当的工作量，并写明在卡拉扬缺席、生病或死亡时这一保证仍将得到履行。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在梅耶风波逐步升级时，这份形诸合同的协议将被团员们用作与卡拉扬作对的武器。
这两个不同名义的乐团都得请客座指挥。就算卡拉扬愿意，他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的演出。近年来，除了外出演出外，柏林的年计划108场音乐会中，他只指挥6场。柏林爱乐乐团可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由别的指挥率领灌录唱片，但先得由卡拉扬选定曲目，而且看来唱片公司所请的指挥都是卡拉扬认可的，如里卡尔多·穆蒂、克劳迪奥·阿巴多、小泽征尔和詹姆斯·李汶等都得到过他的扶掖。他们全都受到他的邀请参加过萨尔茨堡音乐节。他甚至还邀请伯恩施坦来萨尔茨堡指挥。他俩容貌多少有些相像，年龄相仿，分别称雄于大西洋两岸，因此除了互相防范外，应该说很难有什么交往。一种揣测是，卡拉扬邀请伯恩施坦是想向他表示自己并非一幅病残模样。但那位合伙人说，更像是卡拉扬想向伯恩施坦表明自己并未被他唬住。
柏林爱乐有复杂而全面的内部管理条例，从150名团员安排的变换到新团员的招雇，一切内容无所不包。其中许多条款跟乐团历史一样悠久，到1982年为止已经执行了整整一百年。一些团员说，正因为坚持执行条例，乐团才得以不断强大。这些条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人员招聘的规定：决定由乐团全体成员投票作出。但卡拉扬有否决权。所以，新人入团必须团员和指挥的意见一致才行。
申请加入乐团者自然必须通过试奏，试奏时全体团员都要出席。但与试奏者相关的那个组的意见最具份量。收到梅耶的申请后，单簧管组邀请她于1982年秋接受试奏。其实试奏前她就应邀参加过乐团的几场演出，这种情况已是打破常规了。梅耶接受试奏时卡拉扬不在，但以往演出中他听过她的演奏，印象相当不错。试奏后，单簧管组认为她的演奏不能跟整个单簧管音部融为一体。接着便是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团员们对梅耶的特质各持歧见，一些人认为只要假以时日，她会调整过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属于独奏型团员，永远不会跟音部融为一体。有人提出动议试用一年，但遭到了否决。最后达成的妥协意见时，让她再参加若干音乐会检验检验她，然后再进行一次试奏。于是，赴美演出时她接到了邀请，填补了单簧管组的一个空位。卡拉扬受托对她注意观察。
访美演出中，卡拉扬对她的演奏感到满意，纽约一些听了音乐会的人士，包括批评家安德鲁·波特也对她予以好评。然而，回到柏林后，她仍然未能通过乐团的表决。而此时卡拉扬已把梅耶视为自己的“新发现”，他对表决结果大为震惊。在美期间，他对乐团本是满意的，因为这是“二战”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出自己在美国为人们真心诚意所接受。
梅耶终于被拒绝了，除了上述理由外，还包括政治方面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来政府，因为乐团的预算资金毕竟有一部分来自政府。据报道，在梅耶这件事情上作团员后台的是柏林参议院的文化部长。卡拉扬感觉犹如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其实是种种事件的综合，使一系列不起眼的小矛盾突然间加剧，达到了沸点。
最令卡拉扬不安的是室内乐团的所作所为。这个25人的乐团在履行本职的同时，一直过份放任。团内每种乐器都配备两名首席演奏员，而大多数交响乐作品都只需要全团150名演奏员的100来人上场。比如外出演出时，室内乐团边安排人员轮番上场，其他人则在乐团登台当晚自行在外包场演出。有许多次，卡拉扬直到站在台上举起了指挥棒，才发觉若干首席团员缺场。对此他颇为生气，日积月累终于化为怒火。他宣战了。
乐团经理彼得·格尔思（PeterClirth）是个性情温顺的人，在他的帮助下，卡拉扬找出了乐团契约中的一个破绽，那是一封行文不够严密的协议信函，并由此发动了攻势，宣布梅耶已受雇试用一年。团员们感到被出卖了，震惊之余把矛头指向彼得·格尔思。卡拉扬立即写了封信予以还击，上面还附了格尔思的一封信，复印后分发给每位团员。格尔思的信注明日期为1982年12月6日：
送上卡拉扬先生12月3日所写之信复印件一份。我于12月6日收到原信，并要求我在下午全团排练结束后宣读，以期引起各位注意。但团长泽佩里兹（Zepperitz）先生不同意我这样做，尽管我坚持说这是卡拉扬先生的私人要求。
我不想当着全团的面跟泽佩里兹顶撞，所以经与卡拉扬先生商量，决定以信函形式通知各位。
卡拉扬的原信如下：
先生们：一年多来，我们的一个首席单簧管席位一直空着。在我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过许多次试奏，不幸都没有结果。维也纳电视台曾举办国际演奏大赛，我们曾指望招收获奖者入团，但这希望也落空了。因为评委认为比赛水准有限，一等奖阙如。
这次试奏结束，年轻的单簧管手梅耶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引起了乐团的注意。为了全面检验她的艺术能力，我允许她在我的指挥下参加了在柏林、洛桑、萨尔茨堡，以及赴美的演出。我完全相信，梅耶太太能胜任这个席位的一切要求，并已将我的发现提请乐团团长注意。
一个月前，乐团在我指挥下赴美演出大获成功，这一事实又一次清楚地证明了我国在音乐界的领先地位。这使我更感责任重大，决心竭尽全力以促进乐团的艺术水准更上一层楼。
在一次会议上，你们决定不给梅耶太太提供一年表现其才能的机会。其结果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缺人现象继续存在，音乐界也没人会知道，就梅耶太太一事而言，团内已发生的情况恰与我所期望的相反（尽管卡拉扬已尽最大努力，乐团艺术水准仍未有长足发展）。
决定对侯选者的取舍是你们的权利。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我的判断和乐团的判断截然相反。我将一如既往地忠于职守，但乐团的旅行演出、萨尔茨堡音乐节和洛桑音乐节、歌剧和音乐会的录音、电视及电影拍摄以及所有音乐制品的制作鉴于上述情况，通通暂停。
你们忠实的赫伯特·冯·卡拉扬
圈内人士对卡拉扬这封信啧有烦言，居然这般爆怒，措辞如此厉害。一位指挥竟像小孩子耍脾气一样如此攻击自己的乐团，使得稍有阅历和头脑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和沮丧。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只有老恐龙才会作出如此反应。魏尔纳·塔利钦回顾了20年前的一桩往事，情形与次相似：“卡拉扬想要一位圆号手，但乐团将此人拒绝了。卡拉扬很生气，成天绷着脸。我去维也纳看他，跟他谈谈。我告诉他尊重乐团意见很重要，因为团员们的意见对乐团多年来保持一流水准是发挥了作用的。我们告诉他会给他找一位水准更高的圆号手，并且做到了。”
柏林爱乐前经理沃尔夫冈·斯得雷斯曼终生致力于音乐。他写过两部交响曲，作为指挥，他曾领导过美国托莱多交响乐团和柏林广播交响乐团。他还写过四本书致使其名声更著。其中一本是关于他的，他父亲曾是威玛共和国时期的总理兼外交部长，所以斯得雷斯曼也曾考虑过以政治为职。他个子高高，身材挺直，仪容高贵，看上去将近70岁。灰色头发朝后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脸较长，表情冷峻，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他总是耐心听取、认真考虑后才发表意见。积其在柏林爱乐工作20年之经验，他如是说：“卡拉扬随时会吓你一跳。指挥家们都缺乏自信。他们一旦登上颠峰，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他们已无高可攀，只有下降的可能。瞧瞧这信，实在不该给自己的团员写这样一封信。卡拉扬不能容忍矛盾。他不是心平气和地同团员交谈，听取他们之所以那样做的理由，而是大发雷霆。这就暴露了他缺乏安全感，内心是那么不稳定。他不了解人，不信任他本该信任的人们。他75岁了，但却没有老年人应有的明智。他那么精悍，相信我，到了80岁他仍会如此。但智慧却不会有所增加。这挺奇怪，按理说人老了理应有相当的明智。我79岁了……我对此深有所知。”
“至于梅耶，跟她一起演奏过的人都知道，她不是位合奏型团员而是独奏家。让她参加乐团有如要穆特（Mutter）待在小提琴声部里。人们试图向卡拉扬解释这一点。就算为自己着想，他都不能听一听吗？他只要喜欢上一个人，听不听都一回事。”
“他跟乐团间这样的危险实在不应该发生。双方都有错。卡拉扬只从自己单方面的角度看待问题。另外，室内乐团也难辞其咎。在卡拉扬指挥莫扎特的当晚，他们居然同时在同一城市演出同样的曲目。”
我们已经看出，对于一位合奏团员来说，与其他人的演奏相融合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让求职者在接受试奏前参加排练和演出的缘故。不管他们有多高水准，如果全然不相融合，甚至连试奏都不再安排。年轻的亨索格·舍伦贝格是柏林爱乐两位双簧管独奏者之一，相对来说算位新团员。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说：“另外那位双簧管独奏都50岁了，在乐团已干了25年。他块头大我一倍，我俩风格不同。他的吹奏厚实、质朴、较富感情，而我则较轻盈较富理性。我们各自为自己的风格而自豪，但在乐团演奏中我们必须跟其他管乐混合演起来，合为一体。我们不仅是独奏者，也是合奏团员。我们必须引导双簧管组，又要跟别的管乐密切配合，特别注意在较难乐段的插入，要仔细聆听，比如在乐声轻柔的段落留意长笛的先导，自己则稍稍滞后插入，以便达到完美的混溶效果。这里所需要的不仅是技巧，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溶入整体的意愿。这个乐团最了不起的一点就在于大家都同心同德，在演出中创造出尽可能美好的乐音。在我们乐团，同舟共济的感觉比哪个乐团都更强烈。我们把它称之为‘爱乐人之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梅耶事件孤立地来看不算是件大事，但它所掀起的纠纷却反映出一个事实：在许多最好的交响乐团内部，普遍地存在着不和谐的现象。简言之，即乐团的要求与团员们对进取和自由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二十年前情况不是这样。那时的音乐家们比较满意对自己在乐团那份有保障的工作，不像现在的人这样不放过任何一个增加收入和拓展地盘的机会。不过二十年前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对团员的制度管束也比现在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