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也不存在技艺精通的音乐家过剩的现象。不久前，波士顿交响乐团缺出一个第二长笛的席位，收到的求聘申请竟达两百多份，这就是市场竞争的一个典型例子。跟体育等领域一样，音乐界也在品质全面优化方面有了大幅度的飞跃。一流乐团全由能力超群的演奏员组成。像柏林爱乐这样的乐团，团员们个个都能胜任独奏，或者具有独奏家的潜能。如今，能打进一个知名乐团对任何一位演奏者来说都不啻是巨大的成功。而一旦这张“饭票”到手，他们很快又会抱怨因为从事额外演出活动受到限制而制约了他们的艺术发展。
进入乐团后，演奏家们还得经历一个恼人的习惯过程。一方面，他们都是有造诣的、独立的艺术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跟大多数艺术家不同，只能作为团体的一份子演出。正如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兼管弦乐副指挥曼尼·波罗克（MannyBorok）所言：“你发展自己，业有所成，连连以独奏家的身份登台，赢得人们的欢呼喝彩。然后你加入某个大乐团，你本来正处在成功的顶点，现在却又失去了。”由于工会的作用，很多乐团团员的工作是有保障的，这虽令他们高兴但毕竟只是差强人意，因为作为交换，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在默默无闻之中奉献自己的音乐生命。对于一个潇洒不羁、不安现状的人来说，几乎可以肯定是不会满意于这种妥协的。而在管理部门方面，对这些团员的管理则如同试图驾弩刚被套上缰绳的马一般困难。
演奏者们被称作“团员”不是“工人”，是颇有道理的。在舞台上，团员们身穿燕尾服，系着白领结，一个个看上去挺有修养，挺有学者、艺术家的风度，再加上钢铁般的纪律性和孜孜专注的职业精神，的确令人肃然起敬。而在平时，甚至在排练时，他们却像孩子般调皮而任性，跟世上别的音乐家——无论是摇滚乐、乡村音乐还是古典音乐的音乐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要不就漫不经心地弹奏，要不就说说笑笑，相互用琴弓敲敲打打，用管乐器朝别人喷唾沫星子。他们像顽皮的学生，只要指挥一转身，便想方设法弄些花样翻新的恶作剧。自然，据报道，在纽约爱乐除丹尼·凯（DannyKaye）是个例外，祖宾·梅塔和别的指挥都被团员弄得日子不好过。维也纳爱乐也许算得上上最最稳定的了，而这一传统现象在这里比在别的任何一个乐团都根深蒂固。卡拉扬使柏林爱乐保持良好的纪律秩序，然而就是如此声名卓著的乐团也不例外，调皮捣蛋的现象同样存在。究其原因，或许这是因为演奏音乐是一种强制，而强制下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正如詹姆斯·高尔韦在自传中所写：“我们（演奏家们）不是各自为战的一群人。就像摔跤运动员一样，除非摔倒了才会分开。归根结底，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活在世上就是创造和表达伟大的音乐。我们发现自己理应得到的回报就是让内心的渴望得到尽情的表达。”人们只看到他们的怪诞之处，谁又了解他们其实有着严密的纪律性、可靠性和根本的稳定性呢？
团员们初时养成的这种怪诞习性通常会随着时间和精力的巨大消耗而减弱，因为为了技艺精进他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心无旁骛地苦练。任何一位严肃的小提琴家从小就得每天练琴六个、八个甚至十个小时。对于许多小提琴家来说，小提琴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使他们牺牲了常人所有的大部分时间。从童年无忧无虑的玩耍到青春的享受和责任全部与他们无缘。由于沉湎于音乐，他们的成熟过程失却了平衡：有时快乐，有时烦恼，而又总是无可奈何。就像一个十八岁的世界级滑冰运动员与玩具熊形影不离一样，许多演奏家难免行为古怪。著名钢琴家霍洛维茨曾认真宣布说，若辛辛那提“红人队”不能在1982年的世界系列大赛中获胜，他就一辈子不再登台演出。霍洛维茨如今虽已年老（霍洛维茨现已逝世）却积习难改，无论走到哪里，每天都有两餐非吃甜菜根不可。
幻想是所有演艺人员生命的一部分，而其中最纵情于幻想的又要数音乐家。对于一个人而言，幻想犹如Siren（Siren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美妙的歌声诱惑经过的水手而使航船触礁毁灭）。但作为一个植根于实用主义泥沼的社会，对她的诱惑却不是那么易于容忍或很快予以回报的。在如今这个世界，艺术家总有点让人犯疑。如果说指挥想入非非，则演奏家简直是妄想狂了。就像运动员一样他们的职业生命是有限的。没有几位音乐家过了六十岁还能活跃在舞台上。弦乐演奏家也可能坚持到七十岁，而像霍洛维茨或鲁宾斯坦那样年及八十尚行动敏捷者就更是廖若晨星了。
迄今所知艺术生命持续最长的是指挥家。柏林爱乐一位小提琴家说：“指挥同演奏者的关系有如锤和砧，一个敲打，一个被敲打。批评界说卡拉扬从来都要求不遗余力，对团员们、对他自己都是如此。可是挨打者又怎么坚持得过打人者呢！”所以，在堂皇的外表之下，几乎整个音乐圈都弥漫着一丝潜藏的苦涩，这苦恼也是音乐家们沉湎于自我幻想的原因之一。而像柏林爱乐这样的乐团，促成矛盾产生的因素就更多了：它的名声、它的世界级形象、团员的高收入、个别人的劣行，还有团员们家居西柏林这一客观事实。西柏林是个自由世界，是共产主义包围中的一座孤岛。那条空中补给线仍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已改作商用并定期开通罢了。西柏林是座堡垒，在此生活的人有政府的优税政策作为保障。宿命论的气氛（“吃吃喝喝，及时行乐，”……因为明天我们就可能沦为人质）引来了大批艺术家、投奔自由者、淘金者和无法无天之徒。整座城市五光十色。旧建筑上密密麻麻的霓虹灯广告争辉斗妍，新建筑则成了怪念奇想的建筑实验，玻璃外墙反射着怪诞的色光。餐馆晚十点还顾客爆满，酒吧到凌晨四点仍生意兴隆。
“卡拉扬显然要用强硬的一面来训导像‘柏林爱乐’这样的乐团，”高尔韦在他的书中写道：“因为这是由一个个神经高度紧张的人组成的乐团，而每个人又都各持己见。”卡拉扬有他强硬的一面，而且多年来也曾毫不含糊地表现出这一点。就跟他之前的富特万格勒和卡尔·伯姆一样，他在管理、训导乐团团员方面也是个传统的铁腕派。这也是发生问题的部分症结之所在。卡拉扬是铁腕传统的最后代表，如同在逆水行舟。而从团员方面来讲，同他的关系日趋紧张的根由不仅是几代人之间的隔阂，还有卡拉扬必然行将谢世这一事实在他们心中引起的焦虑。1981年夏天，卡拉扬满怀自信地对我讲，他还有十年时间去推动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毫无疑问，那该是他可能继续干下去的极限了。就跟任何独资企业的情形一样，眼看老板垂垂老矣，雇员们就开始各做打算，或者至少是心存忧虑。父亲/偶像就快去世了。而他死后，“柏林爱乐”也许会有所改变，但仍将是一个伟大的乐团。就像所有面对垂危父亲的儿女一样，团员们以开始心生忿怨。
卡拉扬的另一面
关系持续紧张。乐团到达萨尔茨堡的第二天，卡拉扬命令排练幕后音乐。乐声很薄。“还有些圆号哪儿去了？”他问。得到的解释是有几个团员尚未抵达。卡拉扬忿忿然，继而大发雷霆，滔滔不绝地发泄着怒火，把乐团骂了个狗血淋头。第二天，一位迟到的小提琴手听说此事，暗自发笑地说：“练幕后音乐？卡拉扬会这么干。因为他明知我们有几个人不在，而且是得到允许的。幕后音乐本该在今天甚至明天才练的。”卡拉扬听说此言反驳道：“纯属撒谎，他们直接去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开音乐会去了。谁也没批准他们，而我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了代价。”
复活节音乐节有着一份出钱支持者的名单，除非你是支持者，付出五千美元的投资，否则不可能得到音乐节的座票。就算座票可以出售，票值也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卡拉扬让彩排向大众（市民们、演员的亲友们、音乐节的工作人员）公开，但跟平常无人参观时一样，他们的工作照常进行。前十来排座位仍然空着，以便于卡拉扬的副手们同他联系（到他跟前或是目光交流），而卡拉扬在彩排过程中也随时可能拿起麦克风，下令作最后的更动。卡拉扬像平常排练时一样露面，使彩排跟平常的气氛没有什么两样。他身着满布口袋的慢跑服，从侧门进入大厅，打观众席前走过，坐到乐池与坐席隔板上，扭转身子进入乐池，同两位首席小提琴兼副指挥握握手，开始了彩排。
排练糟糕，首演准好，搞戏的人都这么说。彩排的情况使他们不由得想起了这个聊以自慰的理论。情况不妙。有长达一分钟的时间，卡拉扬靠在栏杆上，两臂交叉，只是聆听而不指挥。整个彩排没有哪一处符合演出的品质要求，即使以彩排的标准衡量，也显得松散而且不协调。卡拉扬对细节的严格要求似乎不见了。第二幕开始时的内景是二十位妇女在小小的木制脚踏纺车上纺羊毛。其中几部纺车恼人地不断嘎吱作响。我跟古斯塔夫·库恩坐在一起，这是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指挥，萨尔茨堡人，以前曾师从卡拉扬。我问他那些吱吱嘎嘎的纺车是怎么回事。“我猜是卡拉扬的主意，想真实一些，”库恩说。排练过程中库恩如座针毡，不仅因为从指挥的观点看那些嘎吱声无法容忍，还因为这使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了大师身上那些典型的自我矛盾之处。关于这些库恩先前已跟我谈起。
那天下午，在萨尔察赫河畔一家咖啡馆里，库恩同我谈起了卡拉扬，景仰和轻蔑交织在他心头，像一片旋流中的落叶般无法自已：“他与众不同。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从事那些工作。他的自我中心意识那么强烈，头脑是那么聪明；他运用他所拥有的所有巨大权利来办到他所热爱的事情。我之所以强烈地批评他，他的生活、他的个性，那是因为我热爱他渊博的音乐知识和他的指挥艺术。我所学到的指挥艺术百分之八十来自于他。但在跟了他五、六年之后，我开始发觉自己多少有点蠢，感到汗颜，难为情。我开始发现他就像是位教父，他的性格缺点纷纷暴露在我眼前。我认识到他只是个生活中离不开音乐的人。当初的英雄崇拜开始淡化，就像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明白自己的父亲同样是普通人，同样难免犯错误一样。我有必要把他这个人和他的音乐区分开。但我不能不肯定地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而且是最后一个，是1850年开始于彪罗的这一时代的终结者。他强大的权力以及他容不得不同意见的暴君似的态度使他成为一种类型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在事业上是排他的。这使他强大，同时却又孤独。瞧瞧他那张老脸，那是一张孤独的而不是快活的脸。如果你不打算去热爱这个世界，如果你活着仅仅是为了获取权力，那么这就是你将会得到的回报。”
“他是头一个修建平坦观众席歌剧院的人。”库恩说。“不像斯卡拉、维也纳国立歌剧院或卡耐基的剧场，座位逐级升高而且有阳台式的包厢。简直是标新立异。虽然厅内地面愈往后愈高，其结果就如同我们这个社会：人人都可以看得相当好，但却没有人能够看得极好。观众看到的仿佛是一面巨大的电视银幕，这实在古怪，因为剧场应当需要的是身临其境的效果。卡拉扬喜欢电视。可是舞台上你有不能造出特写镜头来，那是电视的优势。他造出了这么宏伟的剧院、广阔的舞台和巨大而精致的布景，可是他无法把演员和歌唱家们都变大来适应这个庞然怪物。”
“许多人讨厌它，却又向卡拉扬付钱。他的作法是反社会性的。一张票竟卖五百美元！……”（每对夫妇可付两百美元取得复活节成员资格，而后就享有以一百五十美元购得一张最好的歌剧座票、五十美元购音乐会座票的权利。）可是不给钱他就不会来，饭店客房就得空着。节日大剧院和各种音乐节都花了每个纳税人的钱，可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天晓得演出真正花了多少钱……（卡拉扬后来说花了三十万美元左右）可是只有三场演出，每场大约两千人，许多人只好爬上屋顶远远望一望了事。卡拉扬是最后一个受得了这么干的人。而他自己既不知道也没感觉到。但下一代指挥家们会明白的。”
谈到彩排，库恩对团员们的表现非常气愤：“他们竟有那么多起点没有把握好，简直毫无道理。管乐应该吹得更整齐的。换了是我，一幕下来就该哭了。他们的表现实在令人恶心。卡拉扬的天才让乐团维持了二十五年最高水准。可是他把团员宠成了这个样子！”许多青年指挥都跟库恩一样，为自己对卡拉扬爱恨交加的感情所困恼。他们严厉地批评他、抨击他的所作所为。而到了夜阑人静之际，三杯酒下肚，回忆起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一些令他们由衷起敬的演出，把那他们梦寐以求、可望不可及的水准用来跟自己的能耐比一比，他们的语气就变得柔和，目光中也露出了憧憬。他们知道，哪怕是想接近卡拉扬的水准，也必须要像他那样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才成。真正使他们感到丧气的是，他们明白自己多半做不到卡拉扬那样甘愿牺牲，为音乐全力以赴，为音乐亦即他们的职业天知道他会奉献些什么。他们焦虑的是情况果真如此则自己将永远默默无名，甭说美名，就是恶名都与他们无缘。他们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而且他们未来很可能正是如此。
卡拉扬与柏林爱乐的冲突及和解
在风波发生后，卡拉扬提到某位团员时，他说：“演奏那样乐器的五个人中他是最好的，但说到个性，他却是五个最糟的之一，其余的都是没用的家伙，大多都是笨蛋。除了死啃音符，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演奏，考核试奏者时，他们的反应真让我恼火。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曾听了一位叫萨宾·梅耶的单簧管手试奏，那是位天才，足可与詹姆斯·高尔韦媲美，可他们却有眼不识泰山。真是瞎了眼。”
对于乐团拒聘梅耶，卡拉扬最初的反应是愤慨。若是他们不识货，他恨不得揪住他们的头让他们瞧个清楚。他曾写过一封信，一方面承认乐团们有考核和决定是否接纳求职着的权利，一方面宣称自己绝不同意他们的判断，并宣布了他的惩罚决定：除规定的每年六轮演出外，电视演出、灌唱片、旅行演出和音乐节演出通通取消。他恨不得饿死他们。1983年秋，事情又有了转机，梅耶仍在乐团演奏，这当然使卡拉扬感到满意。但彼得·格尔思仍在经理的宝座上，这又轮到团员们不满意了。格尔思等于是卡拉扬、乐团和柏林市政府三方之间的中介人，而在梅耶的问题上他是明显地站在卡拉扬这一方面的，团员们恨不得拧下他的脑袋。许多团员原以为答应梅耶试用一年，格尔思就得滚蛋。格尔思的继续在位显示了卡拉扬的忠诚：毕竟他曾帮助卡拉扬寻出了留用梅耶之途。这同时也是一种权利的显示，是掴在团员们脸上的一记耳光。
柏林爱乐一位资深团员如是说：“跟一位独裁者打交道，要么全不买他的账，让你陷入纷争，要么实话实说。”这位先生承认，在许多事情上乐团是对不起卡拉扬的，弄业余室内乐团就是一例。“我们这方面做过一些大错特错的事，这不假。但他借梅耶一事威胁我们，我们要是屈服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权利（那是乐团的顶梁柱）将毁于一旦。这个乐团建于1881年，是由五十位不愿屈从于指挥和经理部门的独裁统治的团员创办起来的。他们制定了民主章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音乐总监是位有名有势的明星就放弃我们的传统。他总是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也太过份了。我们需要有一份新的，符合现实情况的章程，包括选择团员、独奏家的办法等等。卡拉扬对我们说：‘你们还要什么？要不要投票决定我该怎么指挥？’舞台上没有民主，但在台下，我们至少应享有在校学生那样的民主。他拥有的权利过大，绝不能再这样了，被他放在眼里的只有一个瓦格纳。”
詹姆斯·高威在柏林爱乐演奏几年后，认为团员们是“难以对付的一帮”。他们报酬丰厚，受人羡慕，备受尊敬。作为团员而言，他们的自我意识过强了。这种情形可以说不少是卡拉扬造成的。卡拉扬的老友迪克·伯特拉姆回忆说，六十年代，卡拉扬对待团员们的一些做法叫人吃惊。“外出演出，他坚持让大家住最高级酒店，还鼓励他们穿著名牌服饰。是他在帮他们充气，让他们更好地树立起个人形象。”
柏林爱乐也并非铁板一块，若进行民意测验，对于乐团与卡拉扬之间的争端各位团员的态度也会略有不同，对于如何解决问题也会各有自己的看法。但只要事关团员权利，他们就会抱成一团。卡拉扬试图对乐团的基本结构来一次变动，团员们都忧心忡忡。如鼓乐作曲者沃纳·萨里森说：“对于新团员来讲，重要的是要听取乐团的意见，因为凡被采纳的每条意见都事关乐团的演奏特色。正如我对卡拉扬讲过的一样，他是名人。他有可能打破我们原有的体系。我们必须谨言慎行，他要这样干就师出无名了。我们还得采取一点措施以避免乐团受到损害。指挥这个身份本就易导致独裁，哪怕年轻指挥也会有此倾向。公众和批评界需要明星。但卡拉扬不合乎当今的潮流。”
团员们的正式代表、低音大提琴手雷纳·泽佩里茨也告诫大家必须谨慎从事。“对于富特万格勒来说，乐团就像是他的老爸，我们得把他照顾好。而卡拉扬却是乐团的老爸。如今有了麻烦，我们要一如既往，尽职尽责。我们已跟他这样一位伟大的指挥家、音乐家相处了28年，有麻烦也不过就这一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绝不要跟他闹翻了。我们不应该太较劲儿，要努力度过这个难关，他是位伟大的指挥家。我们得由着他点。我们既然能容忍富特万格勒的暴躁，现在为什么不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呢？”
第二年，形势日趋恶化。矛盾的中心仍是单簧管手梅耶的去留问题。她的一年试用期将于1984年6月届满。卡拉扬私下警告乐团说，如果梅耶被赶走，他将要“采取行动”。面对巨大的压力，梅耶（不知她是如何在这种压力下熬满一年的）终于自行退团了。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也意识到续聘希望渺茫。愤怒至极的卡拉扬将自己的警告付诸行动，只是团员们事前谁也料不定他报复的具体措施是什么，直至事到临头答案方才揭晓，他取消了柏林爱乐原定参加的六月萨尔茨堡一年一度的圣灵降临节系列音乐会，该系列音乐会共三场，连演三晚，分别由三位指挥家指挥。结果，马泽尔和小泽征尔所指挥的两场是按原计划由柏林爱乐演出了。而卡拉扬那场，他却自己掏腰包用飞机接来维也纳爱乐，取代了柏林爱乐登台，他甚至不惜麻烦重印了节目单。
对于柏林爱乐来说，这自然是最大不过的羞辱。这次事件等于是双方的公开宣战。丑闻传遍了大街小巷。“圣灵降临节系列音乐会事件”发生的几天之内，柏林参议院解除了彼得·格尔思的经理职务。格尔思愤然离去，威胁说着是侵犯合同，他要诉诸法律。一位乐团团员明显幸灾乐祸地说：“格尔思偏心，跟乐团作对，他押下赌注，认为我们会屈服于卡拉扬的权利和压力。他失算了。”卡拉扬则说：“格尔思不该发表那声明，他昏了头，要不然我会支持他的。”
解除格尔思职务后，柏林文化部长沃克·哈斯梅（WolkerHassemer）随即打破了沉默，要柏林市议院给乐团撑腰，他的话实为不详之兆。（卡拉扬曾说：“议院可以说声让伯恩施坦来指挥。他们有此权力，他们绝不敢这么干，不过他们有这个权力。”）“市民们已有议论，他们可不像我们这样对卡拉扬有耐心，”沃克说，“爱卡拉扬的人同样也爱乐团。他在萨尔茨堡的做法破坏了他们的婚姻。”
预料之中的轩然大波终于兴起了。一些德国音乐批评家提出警告，说如果卡拉扬离开，将会导致柏林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趋向乡土化。乐团也受到抨击，说他们“太自大”。一些团员作出反应，建议柏林参议院终止卡拉扬的终身合同。柏林各报每天都发布新闻简报，电视台也邀请评论家、音乐家做专题讨论，现场直播。舆论一点也不偏向卡拉扬。柏林爱乐前经理、已年届八十的沃尔夫冈·斯特雷斯曼被说服出任代理经理，这是一个好迹象。斯特雷斯曼头脑明智，年高德勋，又是卡拉扬的老熟人，他代表了乐团历史上一段快乐时光。何况他不存偏见，目光敏锐。要说到能透过谈判促成问题和平解决的话，这个人还非他莫属。
“乐团欠卡拉扬的情”，斯特雷斯曼在那张他熟悉的办公桌前就座，一面说道：“光说‘感激’是不够的。在指挥方面，卡拉扬是个天才，而另一方面，卡拉扬也得问问自己，用音乐作比方吧：一位小提琴家用一把走调的小提琴演奏，他的成功还维持得了多久？”
格尔思被解职，当期的《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印出了卡拉扬的照片。大标题是：“柏林爱乐的纷争，卡拉扬高高在上的时代结束”。报道文章的概要是：三十年来，卡拉扬和柏林爱乐演出的音乐会近1400场，灌录唱片300套。现在，这种有利的合作宣告结束，这种事情尚未有先例。
乐团撤回了它的信任投票作为反击。所谓撤回信任投票包含三重内容：
其一，作为对被取消圣灵降临节系列音乐会演出资格的反击，乐团书面通知卡拉扬，他们将不参加预定于8月24日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
其二，“柏林爱乐者乐团”（私立乐团）与DG公司的唱片合同于当年夏季终止，团员代表已开始与CBS（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商讨不包括卡拉扬在内的唱片灌录合同（虽是老曲重录仍会有销路，因为卡拉扬的唱片发行太多太广，虽然肯定别的公司巴不得与他合作，但拿不出什么新东西来竞争）。“柏林爱乐者乐团”（BerlinPhilharmoniker）（换汤不换药的柏林爱乐BerlinPhilharmonic）本来就有权自己谈判唱片合同，但在这之前他们通常都要跟卡拉扬商量并且尊重他的意见。与CBS的合作其实策划已久，几年前CBS公司就向柏林提出邀请。现在，由于一直被视为卡拉扬接班人的马泽尔已与CBS签约，“柏林爱乐者乐团”与CBS合作的密谋就更易实现了。而CBS正是卡拉扬唯一未曾合作过的大公司。卡拉扬打出的下一张牌则是，宣称他乐于同CBS合作灌录唱片。正如卡拉扬一位合作者所指出，他这完全是一个战术性的动作。因为他明知CBS不会有兴趣（因为曲目问题），但这是一个姿态，使他显得更占住理，更能赢得支持。1984年夏，柏林与CBS果真出了一张唱片，指挥是巴伦伯伊姆。在卡拉扬心目中，从来就不认为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其三，也是对卡拉扬毁灭性的一击，是乐团威胁要撕毁跟卡拉扬的特里蒙代尔影片公司所订的中介合同。这最后的一招的确是沉重的一击。因为这意味着卡拉扬无法完成贝多芬九大交响曲的拍摄，而这是他将自己的的重点曲目拍成影片的首期工程，他已为此花费了大笔资金。当然，卡拉扬也可以以违反合同提出起诉，多半也能胜诉，但这样做得耗时费力，还可能引起公众反应，还不知要拖上多久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一位乐团成员说：“我们要向他证明，我们的权利、我们对乐团机构的责任不是可以出售的。人们认为他取消了我们的录唱片的生意，取消了巡回演出和音乐节的演出，我们就会因为收入减少而投降。他绝没有想到我们会如此反抗。他终于看到了我们不是闹着玩的。”
卡拉扬也不示弱：“他们不能说‘我们不演奏’，因为我有终身合同，而且我要坚持合同。如果说他们丢了面子，那么没有面子也得演出！”但显然他自己的处境也不妙。暗地里他在悄然而迅速地行动。他分别与维也纳爱乐和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接触，寄望于他们能帮助他完成贝多芬交响曲的影片工程。但即使这两个乐团乐意，你总不可能把另一个乐团的镜头和柏林爱乐的镜头接在一起；更何况维也纳爱乐和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均表示爱莫能助。
为进一步吸引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卡拉扬许诺让他们取代柏林爱乐参加将于九月份举办的柏林音乐节，演奏巴赫的《b小调弥撒》。他还许诺说可以把这部作品灌成唱片，以及1985年在音乐节演出和灌录唱片方面进一步的合作。但他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已先有计划要赴苏联演出，再说乐团自身已忙得不可开交。
智取柏林爱乐的努力宣告失败，卡拉扬于8月14日给乐团写了封信，迈出了和解的一步：
国际音乐界和我们的公众都盼望《b小调弥撒》。恰好是这首曲子，它浸透了博爱和基督精神，更容易促使我们以和解的态度停止争端，重归以前的团结。
漫长的三十年几乎包容了我和许多团员的整个职业生涯，三十年来我们能够成功而持久地合作演出，皆因我们在音乐上融合如一而且彼此尊重。最近的不愉快和过失不可能、也绝不能允许它给我们在音乐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备受世人瞩目的不断进步抹黑。因此我提议，1984年9月的柏林音乐节——作为柏林爱乐指挥，我与这个音乐节从1953年一直合作至今——期间，我们仍携手登台。至于尚未解决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可以在更平静、更客观、更宽松、更耐心的气氛之中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衷心致意
卡拉扬
1984年9月17日，《明镜》刊载一篇文章，题为《没人相信这顿饭》：“卡拉扬的信在团员中传阅时，没有谁额首称庆感恩戴德……对于卡拉扬的这些惯受呵斥的孩子们来说，巴赫的基督精神远不如大师意欲进行的‘内部清洗’的愿望事关重要……”撇开傲慢的、雄辩的基调不谈，对于整个事件而言，这封信毕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大师所做出的姿态有可能为继续合作铺平道路。
那些密切注视是必要的，但通过多年对卡拉扬行为的观察，谁也没抱太大希望。但如此突然地，转机就这么发生了。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是一些头脑较为冷静者（几位跟卡拉扬贴近的人，当然也包括斯特雷斯曼）做了工作的结果，这些人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为打破这毁灭性的僵局而努力。脑袋甚滑的斯特雷斯曼对《纽约时报》记者道：“卡拉扬知道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所以写了那封信。他不难看出，我们也能对他说‘不’。但现在我们只能说‘行’。可以这么说，通过某种程度上的妥协的大门已经敞开。”果然，9月24日在柏林音乐节上，演奏了巴赫的《b小调弥撒》，指挥是卡拉扬，演奏者是柏林爱乐。哪怕巴赫的《b小调弥撒》所需只是半个乐团，这次演出也确实是个良好的迹象。尽管《明镜》仍坚持认为，大师和乐团的关系永远不会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巴赫《b小调弥撒》的演出同时也为计划于1984年10月进行的访日演出铺平了道路。听过他们访日演出的人都激情洋溢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乐团也是元气大振。一些观察家认为，从他们在卡拉扬指挥下演奏的情形可以看出和解已是笃定之事。柏林爱乐的一位业务伙伴说：“他们重归于好，真是令人激动而又富有戏剧性。他们双方都动了感情。团员们认识到与卡拉扬作对是个失误。卡拉扬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每场音乐会你都会感觉到激动成功的演出。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乐团这方面的心绪，与其说是对卡拉扬充满了兄弟之爱，毋宁说多少带点实用主义的色彩。而卡拉扬之重掌乐团亦未见注入什么“兄弟之爱”。在卡拉扬统领乐团两年后，即1957年，保罗·穆尔曾写道：“他赢得与其说是热爱，不如说是尊重……在横跨大西洋的旅行演出期间，他曾作出明显努力想使气氛缓和一些，甚至和大家开开玩笑，但正如团员所说，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触角。他那闭着眼睛指挥他们的习惯，无异于他们关系的真正写照。团员们有一种不满和反感的情绪，似乎作为团员他们并未被卡拉扬放在眼里，觉得自己在卡拉扬心目中只意味着一种声音弦乐或管乐或鼓乐声而已。”
别人对卡拉扬的评论
“一部交响曲如同一部戏剧，真实性伴随着冲突而产生。而卡拉扬，这位构筑音乐的超人，却不喜欢冲突，……他要确保一切冲突都抹得光光的。”